由解聘十二位教员引发的风波
1938年11月30日上午11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51次会议，在李蒸、徐诵明[21]两位常委缺席，仅余胡庶华一名常委的情况下，仍在城固校本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通过了：法商学院政经系教授沈会春（志远）先生函请辞职案[22]；拟请政经系教授章友江先生担任研究抗战政治问题案，决议章教授准予给假一年（自二十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七月底止）研究抗战政治问题；拟改聘曹联亚（靖华）先生为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案；法商学院张院长北海函请解聘教授刘及辰先生、副教授韩幽桐先生、讲师张云青先生案；等等。这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增校务委员张北海列席的唯一一次常委会议，并且牵涉几位被“放假”、降职、解聘的主要教师。
1938年夏，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中共党组织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活动严加防范，进步教授的授课内容和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为了加强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控制，1938年7月，教育部下令改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后增聘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胡庶华并任常务委员。胡庶华到校后，还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一身二任，实际上从此掌握了全校的实权。张北海在任校务委员之前，是以教育部督学名义常驻学校的，责任是对学校行政进行监督。他过去曾在国民党政府专搞新闻检查，曾任上海影检所所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专员。他来校负有特殊使命，并随带一名“秘书”，实为精于拳术的保镖，曾任大汉奸褚民谊练拳的助手，这一仆一主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现身，给夏日的校园带来一丝丝寒意。
1938年9月2日，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务委员、法商学院兼院长徐诵明，请辞代院长职务，并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38次常委会会议追认，聘请鲁迅挚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进步势力对此任命拍手称快，反动势力却大为不满。在欢迎许寿裳教授履新大会上，一些三青团成员首先发难，对许寿裳先生进行无理攻击，而进步同学则起而驳斥，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差一点在会上发生肢体冲突。但是，在此背景下，许寿裳既无法到院办公，复感于“士可杀而不可辱”，遂使法商学院院长一职空悬。另外一方的于鸣冬回忆，许寿裳似已就职，指出：“常委徐诵明为‘左倾’分子所包围，竟于廿七年七月向常委会提议聘请‘左倾’教授许寿裳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就职后，要求常委会停发吴西屏等人的聘书，并新聘……邓和民、吴清友、彭迪先为教授，因他获得常委徐诵明的支持，常委会予以同意。因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顿时充满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气氛”。[23]
许寿裳至迟在1938年8月28日已经开始履行法商学院院长职责（此用笺上有1938年8月29日“现届集中军训时期碍难准其返里，裳代”和1938年9月2日“院长许转呈常务委员”字样）
教育部对徐诵明聘许寿裳先生为法商学院院长一事，罕见地以重新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来表达立场。然而，按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为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应由校长聘任，哪里有教育部直接任命院长的道理！教育部施加压力，加聘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复于11月12日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48次会议的名义，准许寿裳教授辞去法商学院院长兼代政治经济系主任职务，正式聘请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得知此讯后，立即向校常委徐诵明提出辞职，徐诵明常委为表示同情和抗议，立即批准许寿裳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随即赴渝、蓉等地向教育部报告校务和为医学院聘请教师等事宜，两个半月后的1939年1月始回校（出席了1939年1月13日的第五十八次常委会）。1938年11月21日，张北海走马上任。胡庶华常委则在法商学院该学期第一次纪念周大会上积极支持张北海说：“聘请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兼本校校务委员张北海先生担任院长，现在张院长已到校视事……张院长过去曾在国内文化界颇为努力，此次担任本院院长，我想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表现。”[24]
张北海上任法商学院院长，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法商学院曹靖华、沈志远、章友江、彭迪先、黄觉非、韩幽桐、刘及辰、李绍鹏等10余名教师开会，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履新，并立即发出油印传单“快邮代电”送全国各报社、各大专院校和各机关团体，公开反对教育部的决定，指责张北海不学无术、品质低劣，不仅不足为人师表，更不配当大学的院长。校内外对此反应强烈，学生中立即提出了“反对张北海接任法商学院院长”“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的口号。为平息事态，教育部加聘许寿裳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校亦聘其为建筑设备委员会主席，在1938年12月9日举行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53次常委会上和1938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54次常委会上予以公布，教育部并就加聘一事致函许寿裳教授。[25]
同时，张北海与复兴社杨立奎、军事教官李在冰等人联合对抗师生，并出动特务学生对为首的进步师生跟踪监视、威胁、刁难、围攻，对进步教授采取不安排授课或者削减授课时数，实施排挤打击。在彭迪先教授的课堂上竟然有特务学生坐在第一排拿出手枪擦弄，蓄意威胁，还有一名特务学生蓄意向彭迪先教授提问：有一个教授每月领“国难薪”二三百元，但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问从“边际效用学说”看来，这有无“边际效用”？当即遭到彭迪先教授义正词严地驳斥。1938年年底，教育部亦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同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俄文课教授曹靖华等12人。1939年春天，曹靖华、章友江、沈志远、韩幽桐、彭迪先、黄觉非、寸树声、刘及辰、李绍鹏、方铭竹、吴英荃、夏慧文、张云青等一批进步教师先后被解聘、低聘或被给予请假而架空，在此同时，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各院校：解聘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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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有关解聘12教员的文档（左为解聘刘及辰、韩幽桐、张云青的文件；右为一张会议草稿），自右至左书有李绍鹏、彭迪先、寸树声、沈志远、曹联亚（曹靖华）、章友江、韩幽桐、刘及辰、张云青、方铭竹、夏慧文、吴英荃、季陶达（幸免）的姓名
这件事激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法商学院推举曹联亚、彭迪先二人作为被迫害教授的代表，前往校本部抗议，当面质问为什么要撤换院长？为什么要解聘进步教授？两位代表拍案怒斥道：“不遵守聘约，不讲信义，不讲民主，迫害教师，就是摧残教育！”彭迪先教授年方31岁，更是怒不可遏，与校常委胡庶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向教育部和校方开展了一场请愿斗争。法商学院学生李昌伦出面组织群众200余人签名请愿；桂奕仙执笔起草了谴责反动派摧残高等教育、倒行逆施的石印传单，被迫害教授们还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大专院校散发请求声援。法商学院学生余士铭、马介云、刘养桐、伍诗绥、陈志立等人积极发动同学进行声援。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也拍案而起，公开支持进步师生的斗争。张北海后以法商学院的名义宣布对李昌伦、王仲雄两位参与请愿的学生“记大过”处分一次，以示惩罚。
1939年1月9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指派学者型的教育次长顾毓琇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平息事态。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在章友江等进步教授的帮助下，围绕反对解聘教授这一主题，向顾毓琇请愿，并取得了顾毓琇对进步师生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积极反共的政策日趋明朗，反动派在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后，于1939年3月5日的深夜，将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刘长菘、党员郑登材和李昌伦三人逮捕，并于次日清晨押解到汉中国民党陕南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肃反组关押审问。事发后，中共联大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立即改组了支部，由袁敏继刘长菘任书记，并领导积极营救和组织进步师生探监慰问。同学们向三位战友献诗：“爱国竟何罪？无端系尔身，永怀苏氏节，不愧岳家魂。此地朔风急，北天春意深。勿为多寂寞，四海结同心。”彭迪先、章友江、沈志远等教授亦多次奔波于城固、汉中间，尽力营救学生。寸树声教授为营救一事专程从城固赶到汉中找校常委徐诵明商议办法，随后，徐诵明常委与黄觉非教授同去汉中找在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担任主任的同乡林某进行疏通。在重庆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同志，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要求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公道，电令陕南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历时三月有余的营救，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学生，但又于暑假之前借故将进步学生王佐才、江效楚、杨文杰三人开除了学籍。
与此同时，法商学院孙宗钰等教授、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以及校常委胡庶华等人分别向教育部报告法商学院的问题，尤其是胡庶华建议“驱徐（诵明）留李（蒸）、彻底整顿法商学院”的数封电报，促使陈立夫下了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以校长负责制取代常委负责制的最后决心，这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一分为五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非唯一原因。改变高等教育的畸形分布，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仍为首要战略因素。
徐诵明常委没有遵照教育部令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而是辞职到重庆，后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驻会常务委员虚职，曾与冯玉祥、邵力子等会面时，谈及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的愤愤不平。其实，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进步教授的解聘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进步教授解聘。徐诵明回忆：
国民党政府图谋解聘平大教员，由来已久。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平大特别是法商学院的员生中就有不少进步分子，因而早为国民党中央所注意。我自代理校长职务后，每次到南京见到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时，他们总说法商教员分子很复杂，希望我好好地整顿。1936年，平大新聘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为法商学院教授之后，国民党中央更加仇视。约在1937年三四月间，教育部忽来电，称奉中央命要解聘陈启修（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五位教授，嘱我依照办理。当时我和法商白鹏飞院长均认为此令不能执行。我随即赴南京面见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说明五位教授均学有专长，很受学生欢迎，一旦解聘，势必引起学潮，而且我深信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言论上有时与政府不甚一致，但丝毫没有非法行动。王世杰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不久，王世杰又派教育部司长雷震邀白鹏飞到济南续商（雷、白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学），仍无结果。僵持数月以后，一日，沈志远忽来见我说：“我知道为解聘事您处境很难，现在邹韬奋先生邀我到上海生活书店去，我也愿意专心写作，暑假中拟即离校。”我当场即表示同意，并函王世杰告以暑假后不再续聘沈志远为教授，并希望解聘问题就这样结束。王世杰函复同意。接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我未到陕前曾向王世杰谈到沈志远是否还可续聘，王世杰说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续聘已无问题。因此，沈志远也就随校到陕西去了。国民党企图解聘法商学院五位教授的阴谋虽未能得逞，但是他们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象而得的。这是日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所以解散的远因。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以后，情况更为复杂了。校常委陈剑翛不久辞职，教育部派胡庶华接替，而胡庶华是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区党部的（此时教育部部长已改由CC头目陈立夫继任）。以原师大教授杨立奎为首的极端反动分子，勾结一批国民党学生利用学生自治会名义，动辄干涉校政，猖狂已极。上述法商学院五位教授在全面抗战一开始就星散了，陈启修做了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李达到广西大学任教，许德珩、程希孟失去联系，仅沈志远一人到了城固。但法商员生中仍不乏先进人物，因此更成了陈立夫集中注意的目标。约在1938年下半年，陈立夫派特务张北海以督学名义到校视察，后竟常驻在城固，与常委胡庶华内外勾结，一面监视，一面搞颠覆活动。所幸“平大”大多数员生团结一致，常委李蒸和原师大教授黎锦熙等人主持正义，使张北海等人无隙可乘，因而学校尚能勉强维持下去。至1939年上半年，经沈志远介绍，邓初民等二人到校为法商学院教授后，张北海等人即指使法商学院教授李宜琛、王治焘等人公开反对，并致电教育部控告我和许寿裳（原平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有袒共嫌疑，张北海等人也致电教育部攻击，形势极为紧张。嗣经校委会将邓初民等人聘书暂行搁置不发，始稍缓和。约在同年四五月，教育部来电称奉蒋介石命，要解聘教员沈志远、章友江、韩幽桐、曹靖华等十余人（大多数是法商学院教员），并嘱从速执行。我到重庆两次向部力争无效，许寿裳因此辞职，但解聘一事并未执行。不久，教育部又电派张北海为校委会委员兼法商学院院长。我忍无可忍，李蒸也鉴于张北海等人专横难以共事，我二人乃联名电部辞常委职务。此电发后不及五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解散之令即下，可见陈立夫早有布置。拒不解聘教员，后又辞职消极抵抗，这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被解散的近因。远因、近因是前后联系着的，其实是一个问题。[26]
章友江教授后来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中写道：
“1938年，我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抗日反蒋活动，为此被国民党解聘教职，并被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再聘请我任教。在这次斗争中，我曾专程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您请示，您和其他领导同志曾用请客吃饭的掩护方式，给了我很多重要指示。遵照这些指示进行斗争，在学校里保存了一部分左派教授的力量，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27]
解聘与反解聘虽然以当局的高压了结，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按照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仍然保存了一部分进步教授的力量，保存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地下党组织，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