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学科性质
（一）逻辑学研究什么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人类思维的发展史表明，尽管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人类思维的内容丰富多样，但是思维形式却是同一的。人类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必须遵守逻辑思维的规则和规律，否则其思想和观点的正确性就难以得到保证，这就使得掌握逻辑思维的规则和规律成为必要的了。
逻辑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作为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得到广泛的应用。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把他创立的演绎逻辑看作“论辩的工具”，他的主要逻辑学著作被其弟子汇编成书时，被命名为《工具论》；逻辑史上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弗兰西斯·培根创立了归纳逻辑——“发现和发明的工具”，并将自己的主要逻辑著作命名为《新工具》。逻辑学的工具性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逻辑学研究的各种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运用的，而正确思维的规律则是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遵守的。任何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应用逻辑；在这一点上，逻辑学与语文、数学等基本工具性学科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规律等。
1.“逻辑”一词的来源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
在阐述逻辑学的学科性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逻辑”一词的来源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逻辑”是一个外来词，是由英文Logic音译过来，英文Logic又源于希腊文λόγος（逻各斯），λόγος→Logic→逻辑。“λόγος”是个多义词，原意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等；到中世纪，一些西方学者才用“逻辑”专指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我国近现代学者曾用“名学”“辩学”“理则学”“论理学”来译英文Logic，到20世纪才逐渐通用“逻辑”这一译名。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是个多义词，可以在多种含义下使用：
第一种，用“逻辑”一词表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如“发展的逻辑”，“中国革命的逻辑”；
第二种，表示思维的规律和规则，如“推理要符合逻辑”，“说话、写文章要有逻辑性”；
第三种，表示逻辑学，如“大学生应当学点逻辑”，“数理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
第四种，表示某种观点，例如：“揭露霸权主义的强盗逻辑”。
本教材将要谈到的逻辑主要指第二种和第三种含义。
2.思维的特点
既然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那么，什么是思维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它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所谓思维指的就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
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①概括性。所谓概括性是指思维能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有的本质属性。例如，“商品”这一概念就舍去了具体商品的颜色、形态、功能和用途等多种属性，而只反映“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共同属性。
②抽象性。所谓抽象性是指思维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获得关于本质和规律的知识。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就是在总结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③以语言为载体。思维以语言为载体，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如概念、判断等思维形式都有自己的语言载体。概念的语言载体是语词，判断的语言载体是语句。但是，语言与思维又不是完全同一的。如“人”这个概念在英语、日语和汉语中的表达形式都不同。而同一个词有时可以表示褒义，有时表示贬义。
④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维的内容是指思维所反映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也就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思维形式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例如，当我们断定“人是能思维的动物”时，客观世界中人和动物的实在关系就是思维的内容，而“所有的S都是P”（即所有人都是能思维的动物）则是表现这一内容的思维形式。
3.思维形式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的形式。思维的具体内容是丰富多样的，研究思维内容是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如物理学研究声、光、电的运动现象和规律；历史学研究社会的运动和发展。逻辑学与这些科学不同，它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只研究承载这些内容的思维形式。
思维的逻辑形式就是不同内容的命题和推理自身所具有的共同的形式结构。逻辑学不研究具体的（即含有具体内容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研究含有不同内容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所具有的共同的形式结构。
例如：
所有牛都是动物。
所有商品都是有价值的。
所有物质都是可以分割的。
这三个命题思维内容不同，一个是关于生物学的，一个是关于经济学的，一个是关于哲学的。但它们却有共同的形式结构：所有对象A都是对象B，用逻辑学的术语说就是“所有S都是P”。
4.有效性和可靠性
逻辑学在研究推理时，把推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必然性推理，即演绎推理；另一类是或然性推理，包括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逻辑学研究推理的中心任务是：保证演绎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提高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
在一个演绎推理中，当所有的前提为真时，其结论必然为真。这样的演绎推理形式就是有效的，否则，便是无效的。
例1
所有金属都是导体，所有铁都是金属，所以，所有铁都是导体。（前提真，形式有效，结论真）
例2
所有金属都是导体，铁是导体，所以，所有铁是金属。（前提真，形式无效，结论真）
例1是一个有效推理，例2是一个无效推理，因为一个三段论推理有效的条件之一是其中项至少周延一次，而例2的中项（导体）一次都不周延。
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中，前提与结论的联系是或然的，即使前提真，结论也未必真。因此，逻辑学在研究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时，主要是解决如何提高其结论的可靠性程度的问题。
（二）逻辑学的历史发展
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策的一封复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他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
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说，中国古代有如此伟大的科学发明实在令人惊奇。为何令人惊奇？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科学文化传统中缺少了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两大成就：一是形式逻辑体系，二就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建立科学理论的思想学说。后来，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全文引述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并且阐发了爱因斯坦的上述观点。
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形式逻辑体系就是两千多年前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建，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得到运用和体现的那种公理化及初步形式化的逻辑系统理论。爱因斯坦信中所说的另一大成就，即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那种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思想方法，指的是那一时期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提出的有关经验科学方法的思想与理论。达·芬奇、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即属此范畴，培根、穆勒等人的归纳逻辑理论是对这些思想理论的概括与总结。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认为我国古代缺乏论理（既逻辑学）思想。文章写道：“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而希腊自芝诺芬尼、悛格拉底，屡用辩证法，至亚里士多德，而论理学尉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尾相处，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拨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以故当时学者，著想非不邃奥，论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则远不逮希印二土。”
思考爱因斯坦和梁启超关于中国逻辑学的论述，我们也许会感受到我国古代科技的瞩目成就与近现代科技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反差，感受到爱因斯坦关于西方科学基础的见解实际上是向我们提示了科学文化传统方面所存在的根本缺陷：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两大成就，恰好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如果说，由于缺乏了这样的工具，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令人感到惊奇的话，那么我们在近现代科技落后实在就是情理中的事了。今天，在我们国家大踏步迈向世界强国行列的新时代，我们尤为强烈地感受到大力发展逻辑科学的迫切性。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名家对逻辑问题的广泛研究，古印度的因明学说，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系统的逻辑学理论算起，逻辑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两千多年来，逻辑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且也是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30年代以来，逻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迄今已成为与哲学、人文科学、数学、理论自然科学等并列的，一个拥有近百个分支的理论科学，并在众多的领域内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1.西方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
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正值奴隶制的形成与鼎盛时期。经济繁荣，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不少的著名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柏拉图（前428—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等等，形成了各种哲学派别，如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埃利亚学派、麦加拉学派、斯多葛学派等等。哲学家们在对自然与社会诸问题的解答与论辩中，大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对思维本身即对思维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及规律问题加以研究。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哲学家是芝诺（前490—前436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公元前五世纪被史学家称为“希腊启蒙时期”，这一时期的雅典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论辩之风盛行。适应这种形势出现了周游各地的“教师”、修辞学者、自然科学者、法学家，即智者。他们普及哲学、自然科学、文法知识。他们向贵族青年传授雄辩术多于教授探求真理的知识。他们开创的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雄辩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支配欧洲中等以上学校达1500年之久，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关于智者的事迹，多自口耳相传，也有些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端。智者在哲学上批判旧的传统，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他们用纯形式的辩证法证明自己的思想，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只有“个人见解”。但不容否认，他们在反对保守、反对崇神思想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智者时，对他们的哲学评价不高，甚至写道：“智者的学说是一种貌似哲学而并非哲学的东西。”智者虽然“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西塞罗语），然而他们认为哲学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发现论辩致胜的技术，即必须精通辩论、修辞、讲溃术，推广雄辩术、推理论证的艺术。当时社会上对掌握雄辩术的需要是貌同神异：有人是为未来的事业而进行的一种训练；有的人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裳”，装点一番；上层人物则把雄辩术看作影响群众的手段；讼师辩士则认其为不可少的工具。芝诺、普罗塔戈拉等是智者的代表人物。
芝诺（Zeno，490—430B.C.）是智者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称他为“辩证法的发现者”。芝诺为了证明“真实的存在”是统一的、不动的，是感性所不能认识的，提出一系列论证：“二分法”“阿基里斯与龟”“飞矢不动”等等。“二分法”：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在达到某段途程终点之前，须先达到这段途程之半，而在达到这一半途程终点之前，又须达到这一半途程之半，依此类推，永远达不到终点。“阿基里斯与龟”：阿基里斯（传说中的古希腊神行太保）与乌龟赛跑，当阿基里斯开始跑时，在他前面向同一方向爬行的乌龟已先于他“起跑”。当阿基里斯赶到乌龟的出发点时，乌龟已离开出发点向前爬行，当他赶到乌龟新的出发点时，乌龟又已离开新的出发点向前爬行，依此类推，阿基里斯就永远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飞矢在其飞行途中的每一点上都是静止的，静止的总和不能成为运动。
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481—411B.C.）也是智者的代表人物，以教人论辩著名。据史料记载，当时青年人纷纷麇集普罗塔哥拉门下学习诉讼，有一名叫尤拉苏斯（Ew1athus）的学生，他向普罗塔戈拉学诉讼讲定的条件是：尤拉苏斯先交一半学费，其余一半在尤拉苏斯学成后首次诉讼获胜时交清。尤学习期满后长期不办理诉讼，另一半学费一直未交。普罗塔戈拉终于失去耐心，诉诸法庭，并向尤提出：
“如果你输掉官司，根据判决，你要交那一半学费；如果你赢了官司，根据契约，你也要交那一半学费。或者你输掉官司，或者你赢得官司。总之，你都要交那一半学费。”
尤拉苏斯答道：
“如果我输掉官司，根据契约，我就不交那一半学费；如果我赢得官司，根据判决，我也不交那一半学费。或者我输掉官司，或者我赢得官司。所以，我都不应该交那一半学费。”这就是著名的“半费之讼”。（也有人认为这个推理是斯多葛学派的人做出的）
智者在哲学上都持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每一个论据，都可举出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相反的论据。随着时间推移，智者逐渐从热衷于雄辩到鼓吹诡辩。后期智者如克里底亚等一味追求、宣传如何在辩论中玩弄伎俩进行诡辩。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中记载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2和3是5，因此2是5，和3是5。”(https://www.daowen.com)
“一个坐着的人可能散步，因此一个人可能同时坐着和散步。”
“这条狗是一个父亲；但它是你的；因而，它是你的父亲；你打它，你就是打你自己的父亲。”
这个时期的智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诡辩派。亚里士多德说“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芝诺以其“论证”刺激着逻辑的诞生。前期智者以其雄辩术的推广促进了逻辑的诞生；后期智者则以其诡辩从反面促进了逻辑的诞生。智者的活动首次向人们提出了有关思维的根本问题：有没有正确的思维？如果有，那么什么是合理的、正确的思维？正确思维的根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将正确的思维作为研究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在批驳诡辩时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发现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为一般所认可的前提下面进行推理”，“作为我们研究的目的，不仅如上述，能处理一个论证，而且还应做到，在进行一个论证时，我们如何用首尾一贯的方法，通过为一般所承认的前提，来维护我们的论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的一个动因。
除智者的活动呼唤着逻辑学的研究外，古希腊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被后世称作悖论的难题和一些疑难，也强烈地吸引着逻辑学研究的注意力。而且，必须指出，就是这些悖论，在古希腊以后西方逻辑学、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古希腊最为著名的一些悖论和疑难。
（1）说谎者悖论。一个人说：“我在说谎。”
那么，这个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很容易看出：如果他果真在说谎，那么，既然“我在说谎”这句话是谎话，从而得出他就没有说谎，即他在说真话。相反，如果他在说真话，则由“我在说谎”这句话是真话得知，他在说谎。由此，他在说谎，当且仅当，他在说真话。
说谎者悖论的原始形式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克里特岛的“先知”埃匹门尼德（Epimenides）的一个断言：“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这句话具有一定悖论性质，从它为真可以推出它为假，但不能从它为假推出它为真。经欧布里德改造才成为上述“说谎者悖论”，即由其为真可以推出它为假，由其为假可推出它为真。
说谎者悖论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广泛的关注。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的论辩》《形而上学》等明篇中都反复探讨过该悖论。克律西普斯（Crysippus）为此写了六部书，柯斯的斐勒塔（Philetasof Cos，340—285 B.C.）潜心研究说谎者悖论，竟积劳成疾，一命呜呼。此后这一悖论又有不少变形。中世纪逻辑学家提出了不少的说谎者悖论的变形。但说谎者悖论及其他一些悖论的解决，却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事。
（2）幕后的人
“你认识那个帷幕后的人吗？”
“不，我不认识。”
“他是你的父亲；因此，你不认识你的父亲。”
（3）爱勒克特拉（“幕后的人”的变异）
爱勒克特拉认识她的兄弟奥勒斯特，但她认不出在她前面隐藏的人——她的兄弟奥勒斯特。因此，她不认识她自己的兄弟奥勒斯特。
（4）有角的人
你没有失去的就还在你那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有角。
（2）、（3）、（4）三个疑难都是违反同一律的诡辩，属于“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通过总结前人已有的思维成果，亚里士多德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对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研究，使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亚里士多德称这门学科为“分析学”。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编成书，起名为《工具论》。《工具论》被公认为逻辑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其主要内容是对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的研究。此后，麦加拉-斯多葛学派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命题逻辑，使之成为演绎逻辑的又一重要内容，古典演绎逻辑渐趋完善。
中世纪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逻辑学和其他古希腊的学科一样，总的来说发展缓慢，是个低潮期。但与别的学科不同，亚里士多德逻辑在中世纪得到了继承和流传，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为神职人员必修的课程。逻辑学在经院哲学中成了神职人员讲经论道、进行论辩、论证上帝存在、论证上帝万能的工具，被称为经院逻辑，内容极为烦琐。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逻辑学家们在语言指代、词项的性质及推论学说等方面还做出了一些贡献。
16世纪以后，西方逻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实验科学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对逻辑工具提出了新的需求。17世纪，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着重探讨归纳逻辑，他的探求事物因果联系的“三表法”，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的逻辑工具，其代表作即为《新工具》。
19世纪，英国人约翰·穆勒（1806—1873年）在培根的基础上，发展了归纳逻辑，提出了著名的“穆勒五法”。至此，古典归纳逻辑建立起来了。
现代逻辑的兴起和发展
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提出了用数学方法处理演绎逻辑、把推理变成逻辑演算的思想。一百多年后，英国数学家布尔建立了“逻辑代数”（即布尔代数），把莱布尼茨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成为数理逻辑的早期形式。
20世纪初，罗素和怀特海在弗雷格等人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使数理逻辑进一步系统和完善起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1910—1913年出版了《数学原理》，20世纪30年代，哥德尔证明了两条不完全性定理。
20世纪40年代以来，数理逻辑得到迅速发展。其一，集合论、证明论、递归论和模型论作为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二，在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基础上，从二值的外延逻辑向非二值的或非外延的逻辑发展，出现了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相干逻辑、模糊逻辑、认知逻辑等。
在数理逻辑大发展的同时，归纳逻辑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趋势是归纳方法与概率统计方法相结合，并且运用了数理逻辑的工具。凯因斯、莱兴巴赫、卡尔纳普等为归纳逻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古代印度因明学和中国古代名辩学
古代印度宗教派别林立。公元前4世纪以来，数论派、瑜伽派、声论派、胜论派、吠檀多派及正理派等学派影响较大。各宗教学派为发展势力，宣传教义、思想，影响当权者，影响社会，展开了频繁的辩论。这种辩论非同小可，辩论的胜负直接关系到辩论者的荣辱乃至生死。辩论的胜负如此重要，各家各派竞相研究辩论的原则、技巧也就是必然的了。因明初为佛家论义之方便法。其用于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佛教派别）之间的辩论。在佛家因明产生之前，古代印度已有的学问一般称之为正理。正理思想首先由小乘开始研究。佛家有关因明的第一部著作是由法救著的《论义门论》，此书已失传。印度古代对逻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正理派。其经典《正理经》［又称《尼也耶经》，作者相传为乔达摩（约50—150年）］内容丰富：除包括认识论、辩论术外，还有相当丰富的逻辑思想。《正理经》中推理形式由宗、因、喻、合、结五支组成。
公元前6至5世纪，就在古希腊与古印度逻辑学说孕育之时，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也孕育产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名辩学。我国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革，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形势，辩诘之风十分盛行。思想家们竞相“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纷纷扬扬，攻讦辩难，各显神通。在如此激烈而频繁的辩论中，为要胜人之口，更要服人之心，就不能不引起对“辩”本身规律的研究。对思维的规律、规则的研究材料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我国名辩学的产生。在名辩大潮中，站在潮头的弄潮儿当数惠施、尹文、公孙龙等名辩家，他们以睿智的头脑，引喻设譬，提出了数不清的辩题，使名辩内容更具思辨性、抽象性，为名辩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及荀子概括、总结了先秦辩学，创立了具有较为完整体系的名辩学。后期墨家的成果体现在《墨子》一书六篇文章中。这六篇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后世统称这六篇为《墨经》或《墨辩》。荀子则全面总结了先秦的正名理论，创立了自己的正名体系。传世《荀子》一书32篇，其中《正名》《解蔽》《非相》《非十二子》《儒效》等篇较集中地反映了荀子的名辩思想，特别是《正名》篇可说是中国古代的概念论。后期墨家建立的辩学与荀子创立的正名体系（或曰名学），二者各有侧重，而又相互交叉渗透。由此，战国晚期，中国名辩学诞生了。
先秦产生的名辩学，并未能得以流传、发展。厄运首先是“焚书坑儒”，接踵而至的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3.西方逻辑引入中国的历程
（1）传统逻辑的引入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西方逻辑，近代在我国的引进输入是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来华，在西学东渐的大气候下，由外国传教士与我国士大夫中的优秀代表共同完成的。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奉派到澳门学习汉文。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获准常住北京传教，带来了当时中国人见所未见的地图、自鸣钟、三棱镜、八音琴、日晷仪、天主像、圣母像，闻所未闻的《几何原本》《逻辑》等西物、西学。陌生的文化与思想，吸引了明末士大夫中开明、先进分子的极大关注。徐光启、李之藻等在与传教士频繁交往中，不但研习而且参与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水利等多种学科。《名理探》（原名直译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此处辩证法系指纯抽象的推理方法，实即形式逻辑）一书即李之藻诸多译著中的一部。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用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揭开了一步一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先进的中国人无不扼腕奋起。他们在思考，到底如何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从而提出了各种救国论。
在各种救国论中，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慧眼独具，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向世人指出，向西方学习以拯救祖国危亡的首要任务是向西方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逻辑学。严复、王国维、胡茂如、王延直等引进、翻译西方逻辑著作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国思想界急需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这就是逻辑学。这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才是绣取鸳鸯的金针。正是这一共同点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事了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事业——译介西方传统逻辑。
（2）现代逻辑的引进
对中国传播与发展数理逻辑有重大影响的是金岳霖。金岳霖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在这里，他深受罗素的影响。1926年，金岳霖到清华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和西方哲学，并率先开设数理逻辑。金岳霖立足于数理逻辑，对传统逻辑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和批评。1932年，金岳霖又到北京大学兼课，讲授符号逻辑。在此期间，金岳霖发表了多篇数理逻辑的论文。
1936年金岳霖多年授课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书名《逻辑》，后多次再印。这本书介绍了传统逻辑、分析了传统逻辑的缺陷及其改进，介绍了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的逻辑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并就一些逻辑问题进行了哲学分析。书中系统地运用数理逻辑观点分析了传统形式逻辑的面临的诸多问题，如，采用日常语言阐述问题，语言颇多歧义；对当关系假设主项非空类；对于命题的研究“一方面范围狭，另一方面又混沌”，逻辑的概括大大滞后于思维实际和语言的现实；对推理形式研究不足。《逻辑》一书对于推动中国逻辑学研究、改革中国大学的逻辑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岳霖作为我国现代逻辑的奠基者，不但对我国数理逻辑的引入、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对我国大学传统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逻辑学的社会功能
逻辑是论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列举几个表现。
1.逻辑是近现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策的一封复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期）。逻辑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比较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我们发现近代科学得以在西方产生，逻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爱因斯坦评价欧氏几何说：“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个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推进，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我这里所说的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类理智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就所必需的信心。”此后，阿基米德静力学、牛顿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理论、量子力学等体系的建立也都运用了这一公理化方法。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在论及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的问题时也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
2.逻辑推动哲学的发展
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无疑是非常紧密的，逻辑产生于哲学的怀抱，它经历了与哲学的融合、分离、融合，今天的哲学与逻辑无疑是紧密相连的。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逻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冯·赖特曾经指出：“在我们的时代，逻辑学在哲学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但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西方文明的轨道中，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出现在古希腊，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第二次逻辑文化的伟大纪元是在基督教中世纪。”数理逻辑的方法导致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伟大转向，使分析哲学运动在20世纪成为最蓬勃发展的哲学运动。
3.逻辑是民主和法治的基础
民主和法治需要论辩，论辩必须以理服人，这就需要逻辑。逻辑在古希腊的产生，也是以论辩的需求为基础的。因为早在公元前，古代希腊就出现了民主制城邦，论辩风气非常盛行。为了教导人们辩论，渐渐出现了演讲学、修辞学，逻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五四运动前后，我们曾大力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似乎早已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这大概与传统文化思维的根深蒂固有密切的关系。科学和民主缺乏逻辑理性、演绎理性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的。正因为如此，张建军教授指出：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中国现代逻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金岳霖先生早年从事政治学研究，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政治学课题的。正是在政治学研究的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演绎逻辑传统的缺乏，以及由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他才在中国学界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我们的信念一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那么逻辑的有效性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的思想。
除此之外，学点逻辑能使人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有逻辑性。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流是因为人们遵守着同样的思维规律和规则。思维自身所固有的逻辑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儿童从学习说话开始，就要学习如何遵守思维规则。否则，别人就不能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只不过这种学习和训练并不那么自觉，也不那么系统。这些知识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有意识地避免日常思维中的逻辑错误。除此之外，在日常思维中也要用到许多逻辑知识。很多人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知道过去自己哪些地方做对了，对在哪里；哪些地方做得不对，错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对自己优点或缺点的分析都离不开逻辑。
任何科学知识都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等逻辑要素。各门科学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学点逻辑有利于人们从总体结构上把握科学体系的全貌，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提高学习的效率。逻辑思维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人的学习能力。而学习能力则是现代社会最注重的一种能力。不仅如此，学点逻辑，提高逻辑推理能力还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新知识。这是因为，人们的知识构成中包含着大量的，属于间接经验的知识。而所谓间接经验的知识，从逻辑的角度说无非是以已有知识为前提通过推理而获得的一种知识，即推出知识。可以说，逻辑是人们从未知进到已知的工具。历史上每一项科学发现都显示着逻辑的这种作用。例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率，就是对当时已经发现的63种化学元素进行概括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