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据的标示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表达论据的往往是一个或一组陈述。作为论据出现的陈述常常带有某些语言标示词，如在“因为”“由于”“其根据是”“其理由如下”等词语后出现的陈述往往就是某论证的论据。例如：

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等。

当然，引导论据的语言标示词并不总是出现。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论证的结构性特征快速识别论据。如在“因此”“所以”“由此可见”“得出结论”等结论性陈述之前，常常是论据。例如：

研究团队选取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等8个指标对中国的多维贫困做了测量，得出结论：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都存在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1]

这里，8个指标的测量结果，正是“得出结论”的明显论据。(https://www.daowen.com)

此外，作为论据还常常带有自身的体貌特征。如果将论证通俗化理解为摆事实、讲道理，那么论证中以数据、图表、实验、案例等形式出现的论述往往承担“摆事实”的论据角色，以科学定律、专家意见等形式出现的论述则发挥“讲道理”的论据功能。例如：

批判性公民是西方学者描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现象时使用的一个概念。通过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两个维度将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疏离派、改良派、建制派三类批判性公民和一类非批评性公民。根据亚洲晴雨表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截至2015年，非批评性公民在全体民众中仍然占据多数，比例超过六成，由此可见，大部分民众既支持现行政治体制，又对当前的民主现状保持满意。但从2002年到2015年，疏离派、改良派、建制派三类批判性公民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改良派占比16.6%，建制派占比13.8%，疏离派占比8.3%，总数已近四成。如果按照2010年中国15—59岁成年人口占总人口13.7亿的70%来推算，建制派、改良派和疏离派人数分别将近1.32亿、1.59亿和8000万，总和接近3.7亿。可以说，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粗具规模，对中国的政治领域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2]

文章得出“当前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初具规模”，它依赖于明显的数据事实：亚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其中还有分论证，用“比例超六成”说明“非批判性公民依然是主体”。又如：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具有必然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是必然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单个企业有组织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盲目无序的矛盾。只要基本矛盾存在就会起作用，就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共爆发8次经济危机，在20世纪共爆发11次经济危机，进入21世纪，2007年美国又爆发次贷危机，因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如果从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统计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180多年间美国就爆发了20次经济危机，平均9年到10年就出现一次，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观点。^[3]

上述论证说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具有其必然性”，采用了摆事实、讲道理相结合的论证方式，其论据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从社会本质和规律层面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它必然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论据二是“180多年间美国就爆发了20次经济危机，平均9年到10年就出现一次”这样的具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