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则民先生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19年7月出生于北平市。受书香门第的熏陶，他自幼便显示出对史地书籍的特别偏好。少年时期，便已对《凯末尔传》《马萨里克传》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书十分熟悉。不过，193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时，丁先生是在法学院就读。当时正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像当年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丁先生不堪忍受做亡国奴，毅然离开故土北平，南下昆明，奔赴西南联大，就读于历史系。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术大师（如陈寅恪、钱穆、刘文典、雷海宗、潘光旦等），更充满一种为民族的振兴而发奋攻读的学习氛围，丁先生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从各方面充实自己。他努力学习英语，提高阅读和笔译的能力，兼学德语，力求达到阅读一般书籍的水平。同时，他开始对世界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西南联大的四年光阴，为丁先生日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秋，丁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美国历史。之所以选定美国史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想从美国历史中探寻美国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第二，在美国留学，具备许多学习美国历史的有利条件：有造诣的学者，丰富的资料，直接接触美国社会的机会，等等。因此，只要努力学习，就会取得比学习其他世界史专业更大的收获。事实证明，丁先生当时的选择是明智的。近三年的留学生活，他留心观察美国社会，多方搜集历史资料，努力探究美国文化，逐渐摸索出一套美国历史的研究方法。美国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如讨论班、定期写读书报告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着他以后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丁先生激动不已。他婉言谢绝了美国导师的执意挽留，中断了正在攻读的学业，决定早一天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大潮之中。可就在他打点行装准备启程的时候，突然得知一个消息：夫人许令德此时已随当时一个妇女委员会到了台湾。这时，摆在丁先生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只身回到新中国忍受与妻子隔海相望不能相见的痛苦；要么前往台湾与久别的妻子团聚——这便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永远留在国民党盘踞的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正不择手段四处网罗各方人才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到孤岛台湾。丁先生考虑再三，毅然决定选择新中国。他给妻子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抱着一线希望问她能不能想办法从台湾出来到香港与他会合。然后借道香港一起回到大陆。或许是丁先生的拳拳之心感动了上苍，夫妻俩终于在香港相见了。为防不测，他们搭乘一艘外国轮船从香港到天津。当时由香港北上、途经台湾海峡的外国船只时常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突然搜查，船上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则全部被劫持送往台湾。所以一路上丁先生夫妇提心吊胆，两天两夜没敢合眼。经过如许波折，他们终于回到了新中国。

回国以后，丁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上。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被分配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工作。很快，他便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成就。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他主编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由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试用。在此基础上，1957年至1958年与人合编了《世界现代史》（上册），1961年至1962年又出版另一部《世界现代史》（上、下册）。这几部教材是国内出版较早的自编教材之一，流传较广，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此外，丁先生还在《光明日报》《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有关学术论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等。(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时期，丁先生的美国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对外（主要是加勒比海地区）扩张政策两个方面。关于中美关系史，他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国排华史》（中华书局，1952年），该书以大量具体史实阐述了半个多世纪来美国限制和迫害华侨的经过，揭示了美国政府歧视旅美华侨的本质所在。书中既有作为史家所必需的冷静思考和理性分析，又饱含作为一名曾经留美的中国学者所持有的历史情感，它在史界产生良好反响，也有力地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在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研究方面，丁先生先后在《文史哲》《吉林师大学报》《历史教学》《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1899年—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等近十篇论文，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扩张政策。指出，美国通过对古巴的侵略，实践出一套对弱小国家“统治而不兼并”的殖民主义侵略方式，进而将此种方式推及中、南美洲，形成一种具有美国特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形式。此种形式貌似“温和”，实则比之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更加狡猾更易持久，因而更具欺骗性。

工作之余，丁先生还与人合译了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年—1800年）》（三联书店，1956年）、罗杰·威廉斯的《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亨利·赫坦巴哈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等书。正当丁先生以旺盛的精力投注教学科研之时，“文革”狂飙席卷而至。他这个“留美硕士”自然在劫难逃。从此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丁先生“与书本可说是绝缘了”。

在那场浩劫的乌云消散后，丁先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与时间赛跑。除了积极参加编写高等院校历史系所急需的《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王荣堂、姜德昌编）外，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历史的研究和美国史研究室的建设之上。从此，以丁先生为核心的东北师大美国史研究很快在全国异军突起，形成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