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随着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式和便携式新兴媒体的出现，我们的阅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纸质阅读正在被网络阅读所取代，纸媒读者正在变为“数字化受众”。

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受到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启发，对“拟态环境”这个概念做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现代社会组织越来越巨大，机构越来越复杂，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直接接触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对于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传播媒体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信息环境，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但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媒介内部隐秘进行的，因此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现实环境本身来看待。

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消费和信息共享时代，异常丰富的阅读内容，相当多元的阅读渠道，日益增强的交互性与参与性提供了各种娱乐和展示的机会，阅读行为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感官享受，貌似新文化的繁荣，却潜伏着经典阅读的危机。

网络阅读是一种新的生存、交流、学习与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文本阅读相比，网络阅读具有以下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阅读内容上，信息的组成元素更加多元，信息的组织方式更加多样；参与方式上，读者的主体性、参与性更加突出；阅读效果上，浅阅读、快阅读伴随着消费文化的 盛行。

网络阅读使人们充分享受和体验探索知识的自由与开放。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时下畅销小说、休闲类书籍等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或链接点击阅读。这不仅方便了人们的阅读，节约了费用，更重要的是这种集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传播符号为一体的网络阅读方式，还引起了人们的认知习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在变化，这些都是网络阅读所带来的积极的文化意义。也因此，网络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新的阅读方式。网络阅读是阅读的发展趋势，是人类阅读史上一场伟大的变革。(https://www.daowen.com)

但是网络阅读同时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互动性，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的平等与民主的欢乐，更有放任自由给人们 的文化生活、传统法律、道德规范等带来的挑战。从文化研究的层面来说，网络阅读的随意性、跳跃性等带来了浅阅读、无目的阅读等阅读顽疾，很多受众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浪费了时间与精力。目前，网络阅读中的信息超载似乎是新媒体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和问题。造成信息超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无论是从高存储量的计算机系统到电视有线频道的激增，再到网络内容的大爆炸，都有可能造成信息超载。其二，在管理方面，各组织和公司运作的工作流程也是信息超载的驱动器。由于传统企业的等级制度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子邮件与同事分享更多信息的同时，需要处理的工作任务越新越复杂，完成任务所需要考虑的信息量也越大，人们就越容易承受信息超载之苦。其三，各种信息之间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相互关联性也可能导致信息超载问题。

信息超载不仅影响人们对有用信息的涉猎和选择、制约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过多的垃圾信息和有害信息也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干扰文化的良性发展。此外，伴随信息过载的还有信息焦虑。信息焦虑的典型症状是对信息过于敏感，生怕遗漏任何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更有甚者甚至患上“手机强迫症”，24小时手机不离身，随时随地看手机，生怕遗漏任何信息。

李普曼用“拟态环境”这一概念来指代我们所接触的外部环境并非完全是现实环境，而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所展现的拟态环境，它一方面和现实环境相关联，另方面又进入个体大脑，构成了一个人们接触真实环境的中间界面。而且，这个拟态环境所反映的现实并非镜子般真实，而是存在着偏见和歪曲。按照李普曼的说法，为了抓住未来，人类必须对世界有正确的理解，必须具有准确的“脑海中的图景”。在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中，环境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见”的，大部分的外部世界都没法直接进行体验，这给现代社会的民主自治带来困难。舆论通过人们对世界的“地图”或“图景”的回应塑造出来，而不是对世界本身做出回应。

在网络阅读中，我们也很容易受到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比如网络文学中的玄幻类作品能够让受众寻到心灵的自由与狂欢；官场类作品则让受众不断感到社会的黑暗与丑陋。这种对于现实生活世界过于理想化或丑恶化的呈现，都不利于受众形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在信息大爆炸的大环境中，如何在海量信息的包围中依然保持主体的独立性和选择自主性是对我们媒介素养的严峻考验。这种伴随着新媒体成长的阅读文化让人们产生出各种担忧和思考：网络阅读的合理性到底该如何体现？它将引领青少年的阅读文化走向何处？网络阅读如何体现意义建构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如何对待与其相伴产生的青少年浅阅读、娱乐化阅读现象以及传统阅读持续走低等问题？这些都值得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思考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