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后各路人马大“劫收”

1945年9月底，戴笠把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接到重庆去了，原先的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无形中解体，我这个总指挥部的主任秘书自然没用了。随着重庆的接收大员一批批到来，上海市面越来越乱。程克祥等一批在汪伪时期就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此时亮出“牌子”，成为第一批接收大员。他们在抗战中一直没离开过上海，对哪些人员是汉奸，哪些人家里有什么房子、财产一清二楚。所以日本人一投降，他们就捷足先登，一下子捞了很多好处。接着是原先在汪伪政府和军队里的一些人，此时也亮出“牌子”声称自己是打进汪伪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摇身一变也成了“接收人员”，也到处贴封条、抢汽车、占洋房。后来是重庆来的各路人马，包括军统的、CC派的人物，他们见“先头部队”在上海占了便宜，于是更变本加厉地“劫收”，在原先贴了封条的房子、车子、仓库上，再加一层封条，以致上海西区一些漂亮的花园洋房的大门上，被贴了好几个单位的封条。还有一些根本就是来路不明的人，也在到处抓人要钱，抢地盘，捞好处，声称是“没收汉奸财产”。在这场“五子登科”的闹剧中，时有因分赃不均而拔枪相向的丑事发生，一时间上海滩上被闹得乌烟瘴气。

结果，程克祥的“小分队”并没有真正占到便宜。重庆的军统大员到沪后，很快就把他们踢开了——戚再玉被枪毙，林基（真名叫余祥勤）被关禁闭，彭寿也被抓了起来。大概因为他们太贪心，私吞了太多的财物，所以为人所不容。有一天，程克祥垂头丧气地跑来对我说：“我不行了，他们把我们踢开了，以后你有事找重庆来的王新衡好了，我跟他讲过了，他有事也会找你的。”我明白，他这是把我转给王新衡“接收”了。那时王新衡名义上是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实为军统在上海文官中的最高官职。武官系统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处长为军统武官在上海的最高官职，这个职位历来都是军统的骨干分子担任的。王新衡是少将衔，戴笠也是少将衔。程克祥从那以后就消失了，据说也被抓起来了。(https://www.daowen.com)

王新衡表面上对我很客气，但他从我那时的太太吴嫣手里“接收”了不少钱，因为我的钱大部分都在她那儿。后来王新衡还有一次更大的“接收”，即荣德生绑票案破获之后，他从荣家捞取了15万美金和一幢小花园洋房。这是荣家的亲信陆菊生亲口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