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别“保护”金融界要人

我归王新衡“管”之后，常被叫去讯问情况，大多数是金融和市场方面的情况，也有汪伪内部的情况。有一天王新衡又来电话，说：“外面现在很乱，到处抓汉奸，戴先生（戴笠）要保护你。把东西赶快收拾一下，到一个地方避避风头，过会儿来车子接你。”我问去什么地方，要多长时间，他说避避风头而已，等社会上安定了以后就回来，并且安慰我说：“你过去为军统做了许多事，戴先生不会忘记你的，放心吧，不会有危险的。”不多久车子就来了。谁知车子只开了一会儿就停下来了，原来是离我家仅百米之遥的吴四宝的老房子。那时我住愚园路601号，吴四宝住749弄。李士群也住那儿，是吴四宝送他的房子。此两人先后都被日本人毒死，抗战胜利后房子自然被军统接收了。

我随他进去后，见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有吴蕴斋、朱博泉、李祖莱，都是银行界的熟人。大家相顾一笑，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过了几天又进来几个人，有唐寿民、唐海安等。于是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干银行的“保护”起来呢？莫非军统想控制上海的金融吗？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戴笠的确亲自过问过金融方面的事情。他把我们这些人捏在手里，整个上海的金融底子就全清楚了。唐寿民是交通银行经理，吴蕴斋是金城银行经理。朱博泉是票据交换所经理，还是创办人，同时身兼几十个金融和实业界的职务。我除了掌复兴银行外，还是中国银行的监察人，汪伪时期接管过“北四行”。唐海安是宋子文的人，抗战前当过上海海关监督，抗战中与法国人办回力球场，亦是个经济专家。在战后金融再次发生剧烈动荡的情形下，经济本身就是政治，是稳定局面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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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口述者孙曜东（20世纪30年代）

我记得在当年，美国在日本扔下原子弹，我们这边不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已经在庆祝抗战胜利了。老百姓的最快反应是中储券保不住了。8月11日，金融市场已是一片混乱，黄金价暴涨，中储券严重贬值，股票下跌了90%，物价飞涨。戴笠在这个时候抓住我们这些金融行家，的确显示出他的老谋深算，起码在战后军统与中统的激烈争斗中，加重了他的砝码。我们确实也为戴笠出过一些主意，帮他分析过金融形势，但他没有完全采纳。也许经济实权并不在他手里，他还管不了那么多；也许他想这么做，可还没来得及实行，就摔死了。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再次被带上车，来到了建国西路上的楚园。王新衡一再对我们说：“不要着急，好好休养一下，不出半年就会‘政治解决’。”到楚园后，关进来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而且不只是银行界的人，各色人物都有了。但是我发现李祖莱不见了，后来听管我们的一个军统官员说：“他没有资格受优待，关到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