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体的朴素整体观
是人们对自身的早期认识形态，这种认识出现在自然科学产生的奴隶时代。当时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直观地取得了生老病死的各种资料，及解决这些问题时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并借助当时的自然哲学思想，用思辩的方法构成了对人体较系统的看法。总的说来都是宏观的唯象论认识，它追求的是人体宏观现象及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是我国人民医疗实践经验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借助古代自然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大量直观经验进行整理和概括，形成了一个独特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它着重从人体内外复杂联系和制约中去考察人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演化规律，并将人体及其环境视为统一整体，在整个世界医学中却独树一帜。
它认为精气是维持生命运动的基本物质，这种精气不是被理解为间断的具有固定形状的实体粒子，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连续不断运动转化的物质形态与机能活动。它不分别探讨人体的具体形态结构，而是在总体上把握人体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和调节功能，以及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按照精气学说的看法，精气的正常运行，能使机体的各种功能与环境之间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人体动态平衡，以保证生命活动的条件。《内经》曰：“生化之道，以气为本，……人之有生，全赖此气。”如果精气运行失衡，人就要发生疾病，这就是所说的“气治则安，气乱则疾。”这在中医的治疗上则表现为重视纠正精气失衡和调节气机的功能上，不单纯着眼于局部的病变，而是注重于整体的治疗。
传统医学利用古代的自然辩证法概括了矛盾运动的阴阳范畴，认为维持生命活动的精气，亦分为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是生命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人的生命运动，包括一切生理、病理过程，都可以用阴阳的对立和转化来作出解释。阴阳平衡，反映着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的失调，就表现为疾病。由此来看，疾病就是生态失衡的表现。中医治病立足于调理阴阳，以求“阴平阳秘”。恢复生态平衡，《景岳全书》说：“医道虽繁，可一言以蔽之，曰阴阳而已。”它运用矛盾的观点，系统分析人体生命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对立转化，中国传统医学理论长盛不衰，是因其有独特的长处，可以说与这种辩证的思维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它从整体上阐明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如果认为阴阳学说，是反映着人体生命运动的一般规律，那么五行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等知识结合起来，通过“比类取象”，则是进一步揭示人体与自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中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其演化趋势，力求把握其规律性的联系和复杂的整体反馈调节机制，有其丰富的合理性内容的。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中，不论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是以阴阳的对立为核心的，相互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它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并于实践中行之有效。它的基本思想和很多方法，就是今天也在采用。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缺乏以实验基础为依据的科学证明，它虽然指出了人体生命活动的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但不能说明其具体的运动方式；它正确说明了生命运动是建立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但未能具体阐明矛盾转化的条件，它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恒动的人体观，但不能以具体定量的内容推动人们的认识向人体纵深方向发展。因此，中国传统医学要继续保持其特长，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才会使其长盛不衰。
现代医学的发展，正在以淘汰的方式突破传统的解剖分析性研究方法，对人体疾病认识，既有分析又有综合，它正在冲出局部，向整体以至生物圈的新方向发展。但这种综合性的动态研究现在仅仅开始，远未形成反映从分子，细胞到各机能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医学就整体观的经验和理论，可以从方法和资料上对现代医学提供有价值的宝贵线索，特别上世纪中叶，新兴的系统科学、控制论等科学的出现与发展，有着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相似的内容。如：肝受气于心，心受气于脾，脾受气于肺，肺受气于肾，肾受气于肝等论述，既指出了脏腑间的联系、制约及与整体的关系，又指出了人体与天地这个大系统的相互关系，如：人与天地相应也。此即为系统观念。如果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亦将是人类医学上的进步。
古代希腊，罗马的医学，是从人的实体本源探求人体的奥秘，它继承了古代医学的遗产，并利用希腊自然哲学的成就，如四元素学说，原子论学说对人体和疾病进行了说明。希波克拉底依据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学说，认为机体中存在着与四元素（水、火、土、气）相对应的四种液体（黑胆汁、血液、粘液、黄胆汁），这些液体的平衡与否，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状态；阿斯克列皮阿德则接受了德谟克利特到伊壁玛鲁的原子论学说，认为身体中的原始粒子的运动发生停滞或故障，人就会生病；这些看法都在企图从整体上用物质变化来解释人体的医学学说。这对后来的西医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古罗马的盖伦继续发展了希腊医学，成为古代西方医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要直接观察自然，观察动物。”提倡正确的治疗应建立在推理或经验之上。因受人体解剖的限制，他主要是对动物进行解剖，这就难免出差错。动物毕竟与人体结构并不一致。但他作出了人体解剖结构较完整的描述。他还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器官的功能探讨，如用切断脊髓的方法，去证实某些生理功能丧失的情况。
在盖伦的人体体系学说中，把人体的生长、运动、思维三大功能，归于自然灵气、活力灵气、理性灵气这三种非物质的“灵气”作用，并用灵气的改变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
盖伦的成就赢得了很大信誉，但因受时代和自身的局限在生理解剖学上也存在不少错误，如他认为人的肝是五叶的（狗肝脏是五叶）、心室间有看不见的小孔相通等，尤其对人体的整体功能阐述是思辨的，甚至以三灵气，拟人化的目的论等附会宗教教义的说法。他还依据当时宗教上关于神属的天体呈完美的圆周运动，而地球上的物体只是直线运动的说法，把血液的运动亦看为是一种由静脉到动脉的直线往复运动。
古代医学直到盖伦时仍未脱离朴素的直观的思辨。
宗教和封建统治，窒息了医学的进步，神学长期的笼罩着人们对人体的理解，所以也没什么大成就出现。(https://www.daowen.com)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自然科学随之革命诞生了，人们展开了对自然的探索，医学领域的革命，也就从研究人体的实体结构开始了。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已不满足于对人体的思辨笼统解释，而要求去追寻人体的真实结构。要求进行具体的解剖分析，以寻求更有效地治病途径。16世纪的维萨里在解剖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被视为这一方面的领头人，他提出：“真实地描述人体的结构，而不管这些描写与古代权威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他的《人体的构造》一书，给整个医学科学开辟了道路。医学家们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人体解剖，修订过去的解剖著作，绘制精细的解剖图谱，并填补过去的空白，许多腺体和管道也被辨识，并以发现者命名，如佛洛比乌斯管（Tallopiar tube，输卵管）、布伦纳腺（Brunner's gland，十二指肠腺）等等。连哈维的老师布里修斯也首先发现了静脉瓣而出名，这一发现为哈维证明血液循环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医家将解剖台上的发现同病床上的观察结合起来，从实体结构变化上来回答机体正常结构和疾病发生的解剖根源。
意大利的莫尔干尼首先系统描述了正常器官和病理器官之间的在解剖学上的不同表现。并论证了机体功能变化存在着相应的解剖学上的改变。他著有《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五卷，其认为每一种疾病总是在某个器官中有它的独特病变部位（病灶），从而病理学获得了解剖学上的定位。
法国比夏进一步分析器官的构造，提出了组织学这一新概念。他把人体的组织分为硬骨、软骨、肌肉等21类，说明不同的器官是由一定组织构成的。他还在组织结构上追究疾病所在的部位。并描述了患病时器官组织形态学变化。指出疾病虽然侵犯了某一器官的特殊组织但组织也会发生同样的病变。组织病理学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追求实体结构向着更深入的分析发展。
魏尔啸将细胞学所提供的机体构造的生物学原则应用到人体，把生理、病理过程的物质性具体化了。当然这是随之显微镜的改进，人们发现了生命的实体单位细胞的贡献密切相关的。在魏尔啸看来，“对于一切生物来讲，细胞是最后的形态成分，一切生活机能无论是正常的或是病理的，都由细胞产生。”“如果细胞是有机体的基本成分——它是体现着生命健康存在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的话，那么疾病的病理过程也必定在这些同样的细胞中有其地位”。“细胞是疾病发生的场所。”
总之，这种探求人体结构的认识，使医学有了长足的向前发展，人们只有向人体内部更深层次的探索，才会更清楚地对人体进一步了解。但是这种对人体按着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分解研究的方法，很容易把人体的各部分和各过程孤立起来，使人只看到“一个个事物，忘了他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他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这种局部的研究比以前清楚多了，但整体的联系和发展，却没有涉及。
人们在分析人体的结构时，也同时注意到这些结构的功能问题。由于其生理功能，不能只靠直接的观察来分类，所以古代常常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真正将生理功能的研究确立为科学奠基人，是英国的哈维。他受当时伽利略推崇的实验方法科学思想的影响，成功地将其引入到人体的研究中。他指出血液“就好像是通过水泵的两个瓣阀把水压提高一样”，不断地“通过肺进入动脉”。他的代表作《血运动论》完全抛弃了盖伦的观点，明确地总结了其研究结论：“动物的血液是被压入循环，而且是不断流动着的，这是心脏借搏动来完成的动作和机能，也是心脏的动作和收缩的唯一结果。他的实验和推理都证明了心脏和动静脉构成一个循环运输血液的机能系统，而不是灵气支配下的直线运动。进行生理功能的研究，离不开物理，化学知识，但也离不开想象和推理能力。他在提出血液循环论时，尚不能观察到毛细血管，不能看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沟通连接，而必须依靠思维能力来推断。他不是通过逻辑思维来建立其学说，而是依靠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推理，其成功，主要是把实验定量方法应用于医学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基本上是血液运动的机械力学问题，同时他把血液和心脏系统，从整体身上分离出来进行考虑，而不推测其一般本质。
一些生理学家也试图把机械规律应用到人体研究的其他问题上。如博雷利企图用数学和机械的原理来研究肌肉甚至消化的功能。他认为牙齿和胃的作用是一样的，两者都像“榨汁机一样通过压力而起作用，并且克服的是同样的阻力。”但人体毕竟不是机械系统，用机械模式在解释如消化、代谢、神经等功能时，就不像哈维那样成功了。
这种机械论的框架，对人们科学的视野造成明显的局限，它不能引导医学全面揭示复杂的生命运动内在联系。哈维虽然阐明了心脏活动的力学意义，但对所包含的神经支配和生化变化却无法解释，更说不上机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等更复杂的现象了。
随之自然科学化学的发展，人们逐步超越对人体简单的机械理解。拉瓦锡提出了氧化燃烧学说，他认为“由呼吸作用将纯净空气转化成固定的空气过程中，所释放的热，是动物维持热量的主要原因。”
最早研究人体的能量转化的是青年医生迈尔，他当时是位船医，当船从荷兰航行到印度尼西亚热带海域时，发现这里人的静脉血液比欧洲人鲜艳些。他联想到拉瓦锡燃烧的理论，认为是这里的人血液含氧较多的缘故。因热带高温，人体耗热量亦相对较低，机体只需从食物中摄取较少热量就够了。于是静脉中的血液有较多的氧而使其鲜红。因而迈尔推论人体内食物所含的化学能，像机械能一样，可以转化为热能。回国后对此作了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力不灭可转化原理，并进行了热功当量的计算。迈尔从人体能量转化的研究中，得出了普通的物理定律，成为能量不灭和转化定律创始者之一。
赫尔姆霍茨他反对当时生理学流行的“生命力论”主张生物的一切活力都来源于化学力或食物的燃烧热。他相信所有的自然现象（包括生物）都可以转化为物理现象，而物理现象又可归结为力学过程。同时自然界应该存在着一种守恒的最终实体，其在总数上是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其他具体实体或特殊的力。他把人体中的能量转化提到了更普通的程度，并第一次给出了能量守恒的数学公式。
人们在认识自身方面逐渐地深化，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的探讨，到人体内部的能量转化，接着又是对人体内的同化、异化、催化等新陈代谢的生物化学过程的研究，也大大发展起来。在迈尔时代，动物热是否也属于力的范畴，当时没有弄清楚。在他们眼里，人体的血液运动、呼吸运动、肌肉收缩、体温维持等所需要的能量，都和机械力、磁力、万有引力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从以上可以看出，近代医学对人体的理解由结构到功能，由物质到能量，虽有着大幅度的进展，但总体上，仍未摆脱机械论的框架。只不过是由人体的机械装置认识，提高到热力机的类比。在他们看来，将人体分解部分加起来就是整体的认识了。只要了解了机体的具体理化过程，就可以掌握它的整体效应。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人体的机械论观点。用这种观点对人体研究，无疑太狭窄了。时代的发展是与之医学的发展相适应的，当时也只有达到这样的有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