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疗学

建立在整体观念与辨证基础上的外科内治，在明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与薛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宋元的外科内治虽然出现了不少辨证思想，然大多数医生还是着眼于局部治疗。薛己不仅讲求辨证，而且对治病求本、扶正驱邪、相因制宜等原则领会深刻，并以之指导治疗。他说：“疮疡之作……当审其经络受证、标本缓急以治之，若病急而元气实者，先治其标；病缓而元气虚者，先治其本；或病急而元气又虚者，必先于治本而兼治标。”指出正气为本，病气为标，提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治疗上如瘰疬一症，东垣于马刀将先出者切开引流，程常用火针加追蚀药，齐德之则托之使溃，这些均为舍本逐末之法。薛己认为，本症有属肝胆二经怒火，风势血燥者，也有系肝肾阴血亏损、虚火内动者，还有因情志不遂所起，治疗当审证求因，治其本源。故治法因之有表散，清肝火，疏通行气，补气养血，滋补肾阴与切开排脓等多种。同时指出痨瘵症之瘰疬，若不审脉证虚实，妄用追蚀或败毒猛剂，不唯无效，反成败证。这比起宋元时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扶正驱邪的原则，在薛己内治中表现为调理脾胃与培护元阴元阳。如治阳虚有瘀之证，不用化瘀之品，却用接补阳气之法，外以桑木火灸，内服参芪归术；生肌不用龙骨、血竭，但理脾胃、助气血；虚弱之人，脓虽已成，必先补之而后针脓；溃疡便秘，内补气血，外用猪胆汁导之，以存津液；至于七恶之证，更径以大剂补元。他擅于用补中益气汤益脾胃，多用六味丸、八味丸等方养肾阴肾阳，正气复则邪自退，病后调理同样贯穿着这个原则。

薛己还强调，临证应分“年岁老幼、禀气虚实……时气所宜而治之”，饥年普患及贫苦之辈胃气多亏，不可不察。这些都是临证应注意的。

与辨证相应，治法也丰富了。薛己发挥了内治消、托、补三法，将内科临床八法中除吐法之外的其他方法运用到外科治疗上，而在实际运用上，每一法又有多种方式，如清法即有清热解毒、清利湿热、清泻肝火等多种。其他如活血化瘀、行气养胃、导湿化痰等治法也常为薛己运用。(https://www.daowen.com)

辨证论治的广泛运用，突破了前人一些陈旧的观念。如痈疽呕吐，李迅认为系毒气攻心，当用内托。丹溪提出在肿疡应作毒气攻心，在溃疡应作阴虚补之。而薛己却认为：“今之热毒内攻而呕者寡，脾胃虚寒而呕者多，岂可执前圣之言而药今人之病欤？”又如，陈良甫提出痈疽未溃，脏腑蓄毒，一毫热药断不可用；溃疡脏腑已亏，一毫凉药亦不可用。薛己从辨证的观点出发，提出“有是证用是药”的原则，因此，即使溃后、年高或于严冬，也有可用寒凉之证；反之，肿疡即在夏令仍有温补之证，从而使内治走上正确的轨道。

辨证论治使得疽后发渴、痈疽肾虚呕吐、发背等危证变成可治之证，特别是温补法的发展，使痈疽七恶等险恶之证有了积极的救疗措施，如疮疡阳气脱陷用参附汤救疗，七恶之证随着不同的证型，相应地有不同的治法与方药，发展了外科危证的治疗，提高了外科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