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养化源，当补脾土

“资其化源”首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王冰对此注释为资取化源，使后人对治疗大法的理解更为明确。《素问》所述的资其化源，主要是指运气学说相生关系中的迎逆补泻方法。

薛己吸取了《素问》“资其化源”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对脏腑病症的治疗，使中医对脏腑学说，特别是脾肾关系，在论治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薛氏医案》所记载的众多病案中，薛己十分重视滋化源的治法，其论述内容较之《内经》，则有更为广泛的发挥。薛氏认为治病必以治本为第一要义，而求本之治，必滋化源。如他在《内科摘要》论治脾肺亏损、咳嗽、痰喘时指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论治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症时曾说：“脾胃亏损，不能生克制化，当滋化源；论治头眩、痰气等症时认为精血不足，但滋化源，其病自愈。又若饮食、劳役、七情失宜，以致诸症，亦当治以前法。”在《明医杂著·枳术丸注》中，论治津枯便难一症时指出：“症虽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衰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化源。”

在薛氏所载的病案中，对内伤杂病的论治，运用此法之广泛，不胜枚举。其在临证中重视滋化源之法，在前代医家中亦十分鲜见。“资取化源”之说，虽《内经》述之于前，李中梓阐发于后，但薛己对滋化源的学术观点，有其独到的见解。薛氏认为化源即生化之源，而人体之化源，当属脾胃之元气。

明代黄履素于《医宗摘要》一书中，在评述薛己这一学术观点时曾指出：“先生立斋专以滋化源为主，化源者何？脾胃之气是也，土为万物之母，非土则万物不能生，唯脾土旺则万物皆昌，而四藏多有生气。”纵观薛己治虚之方药，多本于脾而治以补中益气汤，以此滋养脾胃中土。黄履素认为薛氏习用此方，是因为“盖诸药非寒非热，皆禀春温之气而可长万物者，以此滋养脾土……乃生长气血之要物”。薛己将脾胃视为人体其他脏腑之化源，以甘温之剂补土益中，俾生化之源不竭。因此，他在《明医杂著·咳嗽注》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内因之症，属脾胃虚弱”“脾胃虚弱，诸症蜂起”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外感之证，薛己在祛邪之同时，同样也重视滋化源之法。他在《内科摘要》中指出：“设或六淫所侵而致诸症，亦因真气内虚而外邪乘袭，尤当固胃气为主。”并针对当时医界盲目滥用苦寒之剂的时弊，提出质疑，认为：“盖胃为五脏之根本，故黄柏、知母不宜轻用，恐复伤胃气也。”因此，薛氏在临证中，认为唯有滋化源一法，才能滋养与保护脾胃之气，无论外感或内伤，皆为求本之法。

薛己这一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虽本于《内经》并继承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但薛己视脾胃为其他四脏之化源，将脾胃之气喻为全身表里阴阳之“橐籥”。他在《明医杂著·医论注》中指出：“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精液，其清者入营，浊者入卫，阴阳得此是谓橐籥，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于四时，善载万物，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薛己将脾胃喻之橐籥，其后赵献可将命门喻之为走马灯，突出了脾胃与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薛己还强调了脾胃与心、肺、肾三脏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明医杂著·补中益气汤注》中指出，“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脾胃气实，则肺得其所养，肺气既盛，水自生焉，水升则火降，水火既济而成天地交泰之令矣。”其论治虚损，对于阴虚之证，十分重视肝、脾、肾三经之虚，而在足三阴虚中，又特别重视足太阴之虚，他认为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指出：“阴虚乃脾虚，脾为至阴。”（《妇人良方注》）黄履素在《折肱漫录》中曾评述：“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薛己在《内科摘要》中指出：“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见薛己在肝、脾、肾三脏中独重脾土，充分反映了他以脾胃为其他诸脏之化源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