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脾不效，当责肾命

薛己虽认为滋化源以补脾土为要，但他对滋化源的具体方法，却偏偏局限于补脾胃一法，他根据肾、命门与脾胃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若在直接治理脾胃无效的情况下，还当责求于肾与命门。

对脾肾亏损之证，薛氏认为两脏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脾土久虚可导致肾亏，肾亏也可影响脾土，因此对于以脾土本虚为主的各种病症，薛氏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如他在《明医杂著·补中益气汤注》中所说：“愚谓人之一生，以脾胃为主……脾胃一虚，四脏俱无生气，故东垣先生著脾胃内伤等论，谆谆然皆以固脾胃为本，旨可知矣，故补肾不若补脾，正此谓也。”然而薛己对论治脾肾并不为此说所泥，对于肾命火衰之脾胃虚寒之证，在直接补脾胃无效的情况下，多采用温补肾命的益火生土之法，常以四神丸、八味丸治之。如对脾肾阳虚之证，则先以六君加姜、桂温中扶土，如不效则用八味丸急补命火，以达到补火生土、滋其化源的最终目的。因而他主张：“脾病也当益火，则土自实而脾安矣。”（《明医杂著·枳术丸注》）从中可见，薛己对于肾与命门火衰，导致不能温煦脾土之脾胃虚寒之证，则主张“补脾不若补肾”之说。在临证中，薛氏运用五行生克之理，采取虚则补其母的治法，最终还是归结于脾胃，使人身气血生化有源。如用六味丸滋养肾水之不足，以八味丸补命门相火之不足。薛氏在《明医杂著·续医论》中指出：“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数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

对脾肾阳气衰微之虚寒之证的论治，薛己在李东垣脾胃气虚，阴火上乘的内伤热中证病机基础上，从“末传寒中”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以脾胃学说而言，薛氏承东垣并有较大的发挥，其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是阐发脾胃及肾命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肾与命门对脾胃的温煦作用，这对他温补学说的创立，是紧密相联的。(https://www.daowen.com)

回顾宋代医家许叔微对脾肾关系的论述，他也十分重视脾胃气血之生化与肾气真火有密切关系，将脾胃与肾气真火比喻为“釜”与“薪”，并创制二神丸与五味子散以暖补肾气。许氏此说对薛己温补肾命实有重要的影响。薛氏以脾胃与肾命之间的相辅关系为基础，合许氏之二神丸与五味子散为四神丸，将滋养脾胃与温补肾命皆归于滋化源的治法，在理论及治疗上独具灼见，对后世脾胃关系及论治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