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肾同治，化源不竭

虽然薛己强调若补脾不效，可急补肾命，但在临证中又多采用脾肾同治之法，补脾与益肾双管齐下，常以朝服补中益气汤以培养中宫，夕服六味丸或八味丸以滋肾益火，此类医案记载甚多。如他在《明医杂著·医论注》中，所载治阁老李序庵虚火一证：“有门生馈坎离丸，喜而服之，余曰：前丸乃黄柏、知母，恐非所宜服者，《内经》有云，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今公之肝肾二脉，数而无力，宜滋化源，不宜泻火伤气也。不信，服将二月，脾气渐弱，发热愈甚，小便涩滞，两拗肿痛。公以为疮毒，余曰：此肝肾两经亏损，虚火所致耳，当滋补为喜。遂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诸证悉愈。”

又如对痰证的论治，薛己一方面重视脾胃亏损，中焦气虚不运为其主因，同时也十分重视肾水亏损，虚火上炎，煎熬津液，败浊为痰的病理机制。他在《明医杂著·风论注》中说：“脾气亏损，痰客中焦，闭塞清道。以致百骸发为诸气，宜壮脾气为主。”同时又指出：“因肾水虚弱，阴亏难降，使邪水上溢，故多痰唾，宜滋其化源，其痰自消。”

可见，薛己对脾胃关系的认识是十分辩证而全面的，他不仅对“补肾不如补脾”“补脾不如补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能兼收并蓄，随机善变地辨证运用，对脾肾同治之法更是娴熟地应用于临床，论治独具匠心。(https://www.daowen.com)

由上所述，薛己滋化源之说，在其整个学术思想及临床治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薛氏对脾胃及肾命的论述中，通过滋化源论治发微，使脾肾关系在理论上更趋深化，可以看出薛氏的温补学说与脾胃学说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说明，明代温补学说的兴起，是继东垣脾胃学说之后，对人体先天、后天学术理论的深入探索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