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报纸副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本宣战，中国政府也于12月9日对日本宣战。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上海原有的报纸几乎都陷于停顿，其中包括《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晚报》《大美周报》《大晚报》《大英夜报》《神州日报》《华美夜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12月15日，《申报》和《新闻报》复刊，但是被日军控制。《泰晤士报》和《上海晚报》（原《大美晚报》）也在日军管理下复刊。《新申报》《中华日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平报》因为有日伪的背景则继续发行，且销量有所增加。《新中国晚报》和《新申报夜报》于1941年12月9日创刊，填补了停刊晚报的空位。上海沦陷时期的主要报纸有《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平报》《新中国报》和《新申报》。
《申报》，1872年4月创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申报》被查封，12月15日复刊，但是为日军陆军报道部所控制。1942年11月，《申报》被日军海军报道部接管，任命陈彬龢为《申报》社长，马荫良为经理。《申报》的特色是“敢言人所不敢言，社评尤为读者所拥护，关于日本之言论动态，介绍很多。替社会服务的工作，更不遗余力”[58]。《申报》的文艺副刊设有《春秋》《自由谈》和文艺周刊《白茅》。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驻租界，《新闻报》被日军陆军报道部接管。1942年11月，被日本海军报道部接管，任命吴蕴斋为《新闻报》董事长，李思浩为社长。《新闻报》的特色是“商业色彩丰富，市场消息灵通”[59]。《新闻报》的文艺副刊设有《茶话》和《三言两语》。“《茶话》仍保持着向来的风格，虽觉有些暮气，但颇有禆人心。”[60]对此副刊，也有批评的声音：“篇幅既小，而且文章多系带有正人心劝世道的意味，已经不带什么文艺性了。”[61]《三言两语》则“短小精悍，在趣味中带着讽刺”[62]。
《中华日报》，1932年4月创刊，1937年11月停刊，1939年7月复刊，1945年8月停刊。《中华日报》是伪国民政府宣传部的机关报，社长为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代理社长许力求，胡兰成任总主笔，刘石克任总编辑。《中华日报》的特色是“对于中央诸领袖的言论与施政记载特详，社论及星期评论，足以代表中枢及宣传部的见解”[63]。《中华日报》开设的副刊有《文艺》《中华副刊》《海风》《华风》和《现代青年》等。《文艺》和《中华副刊》均刊载文学创作和翻译。《海风》多刊载海派趣味的文字。《华风》和《现代青年》很少刊载翻译作品。
《国民新闻》，1940年3月创刊，1945年7月停刊，最初由穆时英主办，后来由刘呐鸥接办，不久停刊，后来由胡兰成和李士群主持复刊，社长黄敬斋。《国民新闻》宣传汪精卫“和平救国”的理论，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及大东亚战争辩护。《国民新闻》的特色是“电讯编得简洁，所刊译著颇多”[64]。副刊《纵横》多刊载国内外风俗人情介绍、科学或探险的故事及其相关翻译，文学翻译很少。副刊《六艺》，新旧体作品兼有，刊载内容比较复杂。
《平报》，1940年9月创刊，1945年6月停刊。社长最初为罗君强，后为金雄白，陆光杰任总编辑，实际后台为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平报》与《中华日报》《国民新闻》被称为“汪伪集团在上海的三大言论机关”[65]。《平报》的特色是“编制客观，不刊社论，特稿精彩，副刊内容丰富”[66]。副刊《新天地》“多载游艺剧评和旧式的小说诗文，海派内容，足供消遣”[67]，被誉为当时最有趣味的文艺副刊[68]，很少刊载翻译作品。
《新中国报》，1940年11月创刊，1945年8月停刊，前身是《侨光日报》，为日本在华特务机关“兴亚建国运动总部”的机关报。该报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打入敌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主笔鲁风，编辑恽逸群、哲非（吴诚之）。《新中国报》的特色是：“除侧重大东亚消息及苏省清乡工作情况外，专著及社评亦有特殊见解。关于时局人物及社会特写，亦为读者层所深嗜。”[69]《新中国报》设有两种副刊：《学艺》和《趣味》。《学艺》刊载内容与形式都比较严正的新文艺及相关翻译作品，《趣味》为迎合市民阶层口味，多刊载笑料、趣味性的通俗作品及相关翻译作品。
《新申报》为日文《大陆新报》的华文版，1937年10月创刊，1945年8月停刊，由日本人尾坂与市担任社长，日商大陆新报社发行，其特色是以“军部言论及消息之详明见称”[70]。副刊《千叶》和《千叶文艺》偏重文艺，均刊载文学创作和翻译。副刊《北斗》多刊载内容轻松的文字。
1943年1月，汪伪政府被绑上“大东亚战争”的战车，对英美宣战。为加强对上海新闻出版的管制，1943年1月，成立统一的文化组织：上海新闻联合会，旨在“宣扬国策，研究新闻事业之发展，发挥新闻事业之性能，达成新闻事业为时代先驱之使命”。该会规定：“一、使各报社对于编辑方针，采取一致的步骤，互相密切联系。二、报纸之发行、广告及其他业务之计划。三、协力搜集新闻参考资料，交换应用。四、与中日双方当局取得密切联络。五、其他事项。”[71]上海新闻联合会设有常务理事，包括《申报》陈彬龢，《新闻报》吴蕴斋，《中华日报》许力求，《新中国报》袁殊，《国民新闻》朱永康，《平报》金雄白，《新申报》赤松直昌，《大陆新报》尾坂与市。可见，上海沦陷时期的主要报纸均牢牢掌握在日伪手里。
从半沦陷的“孤岛”到完全沦陷，上海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进入“一个低气压的时代”[72]，上海沦陷时期可谓上海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此时的上海被比作“较大的监狱”[73]，“庞大的‘集中营’”[74]。“全上海成了法西斯与汉奸的屠场，上海人民被日本法西斯从物质上到精神上迫害着。”[75]由于种种原因，滞留上海的作家面临双重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76]因此，“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继续发出抗争的声音，就不得不找到新的表达渠道，发现新的文本策略。”[77]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家转而从事翻译，“借口说话”“借石他山”。“借口说话”即“借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故事，人物或主题、情绪等等，印照中国现实，宣泄译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借石他山”即“有意介绍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主张或作家，供中国作家学习、效法”。“借口说话”“借石他山”是“抗战时期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突出特点之一”[78]。正如贾植芳所说：“沦陷时期，由于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受到敌伪势力的严密的拑制，蛰居沪上的作家学者往往转而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藉他人之口宣泄自己的爱国抗敌心绪，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祖国新文学建设的夙愿，那股浩然正气和严正的历史责任感。因而当时的翻译文学呈一时之盛。”[79]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实力和实绩，都比孤岛时期明显减少。尽管如此，出版的翻译文学单行本有71部（见附录2），期刊、报纸副刊上刊载的翻译文学作品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抗战时期其他沦陷区相比，远胜一筹，就是与国统区、解放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可以说，沦陷时期的上海依然是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重镇。
上海沦陷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孤岛时期相比，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陈青生认为，相同点有两点，一是戏剧译介注重名家名作。二是通俗文学作家对译介欧美侦探小说的热情不减。与孤岛时期的不同点有两点，一是出版译著的品种数量大为减少；二是译介的小说、散文中名家名作相对较少，而日本作家作品则相对较多[80]。关于不同点，笔者补充两点：第一，失去了租界的“庇护”，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具有抗日色彩、亲共产党、亲英美的翻译作品销声匿迹。第二，只有几家专门的出版机构如世界书局、太平书局在出版翻译著作，更多的是报社和杂志社在承担翻译出版工作，报刊成为沦陷上海译事发声的主要场域。
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特殊的组成部分。目前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翻译文学单行本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对报刊上刊载的翻译文学作品则关注较少。正如论者所说：“翻译文学研究习惯上只把目光投向出版机构的单行本译著，文艺期刊的情况则常有忽略，形成人为的欠缺。”[81]报刊是翻译文学的重要载体，呈现的是未经过滤的原生态的翻译文学史。“如果说中译单行本的出版发行构成翻译文学史发展的躯干和动脉，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文学报刊上的译作和译介文章，就是血液、细胞和神经，使得一部翻译文学史真正鲜活、生动起来。这样，我们在史述中国翻译文学时就不仅能够回答‘是如何’，还有可能在一定的深度上回答‘何如是’。”[82]上海沦陷时期的报刊几乎都刊载翻译作品，对外国文学译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应得到系统的研究。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翻译文学一旦成为中文，就成了中国文化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83]，在中国文化建构中担负着重要作用。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需要是翻译之母[84]。“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无不来自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85]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而作为外来思想资源的翻译便成了沦陷上海价值冲突与话语博弈的工具。报刊处于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生产的核心地位，报刊不仅成为译者栖身之地，而且是各种力量角力的场所。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主要报纸有7种，期刊有123种，共计130种。上海沦陷时期的报刊，若以刊物背景和政治倾向来划分，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共产党背景期刊、日伪背景报刊和通俗文学期刊，这些报刊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翻译活动各异，生动展现了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参与了沦陷上海的文化建构。
【注释】
[1]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
[2]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3]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4]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5]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页。
[6]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7]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410页。
[8]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6页。
[9]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页。
[10]齐卫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11]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31页。
[1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战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13]丽莲·威伦斯著，刘握宇译：《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50页。
[14]《文化短讯》，《文友》第4期第50页，1943年7月1日。
[15]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紫罗兰》第18期，1944年12月。
[16]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17]《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18]《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836页。
[19]秋翁：《两年来的回顾——出版者的话》，《万象》第三年第一期，1943年7月。
[20]秋翁：《不得不说的话》，《万象》第三年第二期，1943年8月。
[21]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22]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下）》，《文友》第41期，1945年1月15日。
[23]程洪：《汪伪统制经济论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2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特别市零售物价指数表》（1942年—1944年），《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20页。
[25]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页。
[26]《上海的物价》，《风雨谈》第21期，1945年8月，第24页。
[27]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5页。
[28]钦鸿编：《范泉编辑手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9]郑振铎：《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85页。
[30]锡金：《关于行列社》，《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31]郑振铎：《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83页。
[32]陈梦熊：《散文作家和文化战士陆蠡》，《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33]范泉：《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文艺春秋》丛刊之五《黎明》，1945年9月1日。
[34]郑振铎：《自序》，《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1页。
[35]萧刚夫：《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太平洋周报》1943年第94期。(https://www.daowen.com)
[36]秦上校：《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时代》第359期，1951年8月20日。
[37]《近年出版界概况》，《申报年鉴》，1944年。
[38]《大东亚战争后的报界》，《申报年鉴》，1944年。
[39]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40]《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836页。
[41]《近年杂志界概况》，《申报年鉴》，1944年。
[42]姜椿芳：《从〈时代〉周刊到〈时代日报〉》，《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43]《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5页。
[44]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52页。
[45]《小川爱次郎关于恢复中国出版界的研究报告（1942年3月）》，《日本侵略上海史料汇编（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62页。
[46]《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5页。
[47]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48]《近年出版界概况》，《申报年鉴》，1944年。
[49]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50]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51]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页。
[52]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53]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54]［美］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55]《大众的精神食粮》，《申报》，1942年11月10日。
[56]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57]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58]《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59]《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60]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61]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上）》，《文友》第40期，1945年1月1日。
[62]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63]《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64]《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65]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2页。
[66]《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67]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68]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上）》，《文友》第40期，1945年1月1日。
[69]《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70]《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年鉴》，1944年。
[71]《上海新闻联合会的成立》，《申报年鉴》，1944年。
[72]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73]朱维基：《作于锡金诞辰后一日》，《世纪的孩子》，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48页。
[74]罗果夫：《第一本〈高尔基研究年刊〉》，《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241页。
[75]秦上校：《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时代》第359期，1951年8月20日。
[76]钱理群：《总序》，《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7]［美］黄心村著，胡静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页。
[78]陈青生：《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79]贾植芳：《序一》，《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80]陈青生：《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81]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82]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83]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84]邹振环：《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85]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