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上进　争当“三好”学生

我是1951年进光明中学初一的。刚进学校，什么都觉得新鲜。那时对邢文钧老师的《植物学》特别有兴趣，第一次考试得了100分，从此我成了植物爱好者。邢先生邀我去他家花园采集木槿枝条做发育试验，也从此与邢先生及全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1972年要结婚时，他就将自家的房子腾出一套来让我们搬进去住。邢师母还亲自帮我们把厕所打扫干净。我们设在他家中既节俭又丰盛的三桌婚宴，还是由能做一手好菜的邢先生亲自掌的厨。我们的友谊一直维系到他1999年4月22日因脑瘤而离世的18年前。我与他的两个子女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

此文刊登在2007年庆祝光明中学成立120周年的“光明中学57校刊”2期19-25页上。

因为爱好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当时我把每月不多的零用钱省下来定《科学画报》杂志和买参考书（如《米丘林全集》《光与植物》等）。我还买了如嫁接刀、吸量管、温度计、花盆、种子等不少小工具、小仪器，在家中做试验。参加了光明中学“少年米丘林”小组（见图1），任少先队辅导员后，我就和大家开始在校园做起了试验（见图2）。因地方太小，阳光也不好，我们就到对面的小学去借地。当时做的是研究微量元素如溴、碘对植物生长发育有什么影响的试验。后来“少年米丘林”小组活动扩大了，我就与附近的“外国坟山”（即现在的淮海中路淮海公园）联系，让他们允许我们利用“坟山”的空地来做土豆番茄嫁接等试验。记得那普安路大门口有位块头大得令人生畏的看门人，还记得碰到下雨天，嗖嗖冷风发出的尖声，像洋人阴魂在鬼嚎，呆在寂静荒凉的坟地里，心里实在有点害怕。但是为了研究成果，每次我们还是硬着头皮一直坚持到把试验做完。记得那时我们的“少年米丘林”小组是每周活动一次，试验多由我负责辅导，用的教材有的是大学的实验本。这个阶段对我学识及能力的增长影响很大。1982年我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派到中国科技大学开展“暑期分子生物工程训练班”，在指导五六十位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做实验时，我常常会不经意地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母校“少年米丘林”小组活动的情景。而且，觉得自己能将眼下的工作做得如此得心应手，与在母校“少年米丘林”小组得到的锻炼是紧密相关的。

图1　1956年朱雨生（右）在母校“少年米丘林”小组

图2　1956年，少先队辅导员朱雨生（左）在母校对“少年米丘林”小组成员进行辅导

母校“少年米丘林”小组活动培养了我们接触自然、热爱科学、动手做实验的兴趣，为我今后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打下了基础。记得当时对科学感兴趣的还有本班同学周焕椿和黄融。他们两人数学根底都很好，在上海的数学竞赛中得过名次。周焕椿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曾经试着做过各种颜色的荧光粉、炸药等。黄融的兴趣是物理，而且他知识渊博，文史地理什么都通。玩笑时大家都尊称他为黄“博土”。因兴趣相投，我们三个人课前课后经常在一起讨论生物、化学和物理的问题，简直成了一个“三人帮”。巧的是，几年后还如愿以偿地以第一志愿分别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和物理系。可惜黄融同学体弱多病，进大学不久患肺结核，被安排在复旦附近的叶家花园（即现在的肺结核病防治院）疗养，几进几出，不久就离世了。

基于在“少年米丘林”小组的收获，我为《辅导员》杂志写过一篇有关无籽西瓜的文章，出乎意料地居然还收到了稿费12元！这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眼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为它差不多相当于那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报酬，心里特别高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进大学后我继续为《科学画报》等杂志写科普文章（内容涉及植物与光、植物半导体、植物电世界、生物钟等方面），学习和写作的热情大概也源自于这第一次“成功”的激励吧。

回想起来，中学学习期间，不仅是我们学好文、史、地、数、理、化，也是培养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为要求进步，努力学习，好好工作，立志将来在科学上为国家为人类多做贡献，初三时我参加了共青团，并兼做了少先队的干部工作。1956年又荣幸地被评为了区的“三好”学生（当时邑庙区仅有的三名“三好”学生，光明中学占了两名）。如今，总结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应该说自己无论在学生生活中以及走向社会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还是坚持了诚实热忱、艰苦奋斗、助人为乐、忧国为民等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中学时代在我头脑中扎下的根。由于参与共青团和少先队社会工作，与同年级甲班的易楚芬、王尔慧以及乙班的费兆馥等也有接触，她们工作中的认真、努力、活跃，在同学中有很好的口碑；与我一起被评为区“三好”生的同班同学吴宗善，他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酷爱飞机模型，我们彼此学习、相互鼓励不断……这些，对我积极向上，做到“三好”中的“学习好”“工作好”都是有推动作用的。多年之后，我又与乙班曹炽康相识成了知交好友，他是光明中学一位懂科学又擅长写作的才子。

“三好”中最后一好是“身体好”。那时我除了和大家一起每天早晨在操场排队做广播操外，还进行长跑、练单双杠、攀竹竿和各种球类运动，加上有徐道群和王子文两位优秀的体育教师的悉心指导，身体也练得相当健壮。它使我能够在后来国内的工作中游刃有余，也能够从容应对在国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它也使我到了现今年过花甲之后，仍能精力充沛，对游泳、爬山及旅游等活动的兴趣依然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