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五年　打下了做科研的底子

进大学不久，就遇上了大炼钢铁、种试验田等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中学时期确立的人生观使我在最困难的时期仍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我当时选攻的是植物生理专业，四年后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棉铃和其他落花落果落叶的生理机制。由于我创立了一套新的研究技术，在良师薛应龙教授指导下，又有了一些重要新发现，因此曾在《复旦学报》和《植物生理学报》上发表过二篇论文。这在学生中是少有的，受到了学校领导的接见和表扬。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未来从事科研的自信心。然而，即使在我最兴奋的时刻，我都很清楚，我走上的这条光明之路，源头就在光明中学。光明中学的“少年米丘林”小组是点亮我事业前程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另外，我还想借此再说一说复旦大学的教授谈家祯（见图3）。谈教授是全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是美国创立基因学说的摩尔根的门生。他的学术曾被苏联批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但他毫不动摇。毛主席曾三次亲自接见了他，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他后来担任了复旦大学的遗传所所长、生命科学院院长以及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又兼任过上海中国民盟的主席。他一生献身科学，是我非常敬仰、对我的人生有巨大影响的一位学者。

图3　我的良师益友谈家祯教授及其夫人

忘不了的是在1957年，我到复旦生物系报到的第一天，在迎接新生的大会上，当时任系主任的谈家祯教授向大家致的欢迎词。他说，今年考复旦很难，你们能脱颖而出很不容易。大学是高等学府，复旦又作为全国重点的高等学府之一，是培养人才出专家的重地，你们要不辱使命，好好学习，将来多为建设国家出力。他语重心长的这席话，令我刻骨铭心，可以说几十年来，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让我想着培养自己成材的祖国，不忘尽自己之所能为祖国的发展和强大多多出力。同样忘不了的是，谈教授教的遗传学，他生动有趣的讲课，使我对遗传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毫无疑问，若干年后在面对人生新的十字路口时，我有勇气选择了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因为有谈家祯教授当年在学术上给垫的底和培养的感情。(https://www.daowen.com)

难得的是，谈家祯教授既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

他与我的师生情从我的大学时代一直延续了几十年。1980年代他一到美国出差就会到旧金山我的居所来见我。1995年还与夫人一起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清楚地记得，那次他带着的任务是想招引在美留学的人才回复旦发展。有一次竟召集了近三十名研究生、访问学者在我家聚会。现在复旦生物系的主任和生命科学院院长、当时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金力，就是谈教授当时看中并动员回国的。那年谈教授已87岁，耄耋之年还在为学校和祖国的兴旺奔波，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真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