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本草》
明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开始了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然而，明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问题相对严重的历史时期，而且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据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统计：“（明代）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196次；次为旱灾，共174次；蝗灾，共94次；雹灾，112次；地震，165次；另有风、疫、霜、雪等，灾害之多，竟达1 011次。[1]
在历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往往是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黄河流域，尤以河南为甚。中原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缓慢，易于导致河道淤塞，也就造成了旱时无水可用，涝时无渠可排的局面。据刘旭东《明代河南灾荒与荒政研究》一文统计：明代时期，河南地区共发生水灾192次，旱灾124次，虫灾（蝗灾）94次，其他地震、风、雹、疫、霜、雪等灾害共120次，总计611次，年均达到2.21次。[2]
水旱之后，灾荒迭起，“倏忽巨浸化为桑田，膏腴变为沙丘”（《天下郡国利病书》），人民庐舍荡没，食无所取，流离失所。终有明一朝，自然灾害造成的灾荒、流民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
面对灾荒频仍的社会，深受儒家“经世济民”思想浸润的明代士大夫，无不以救民为动机，或上疏朝廷，痛陈救灾利弊；或纷纷撰书立说，教民自救，于是涌现了一批像朱橚《救荒本草》、王磐《野菜谱》、周履靖《茹草编》和鲍山《野菜博录》等实用的救荒著作。而这种种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明代藩王朱橚所著的《救荒本草》。
朱橚，名橚，字不详，号诚斋，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约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卒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加封“吴王”，藩地在安徽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藩地在开封。洪武十四年（1381年）10月，20岁的朱橚始就藩于北宋旧都开封。在明初纷乱的政治舞台上，作为周王的朱橚可以说微不足道，并未发挥太大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扮演着极其平凡的角色。然而作为学者的朱橚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史载“橚好学，能词赋”（《明史·朱橚传》），一生著述宏富，著有《元宫词》百章，《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救荒本草》等。“有药而无伙食者，命亦难保”（陈实功《外科正宗》），如果说《袖珍方》《普济方》等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的有效临床方剂，而《救荒本草》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中医本草学，具有了现代植物学的性质。
元末明初，由于常年的战乱，加之水、旱、蝗、雹、地震等诸多自然灾害，明初经济一片凋敝，饥馑遍布天下。朱橚就藩开封时，中原地区经济虽已得到初步恢复，但仍是“国土夷旷，庶草蕃庑”，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周王殿下，体仁遵义，孳孳为善，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无不留意。”（卞同《救荒本草序》）于是，朱橚“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得四百余种，绘图疏之”，著成《救荒本草》，以便“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卞同《救荒本草序》）。
《救荒本草》约成书于永乐四年（1406年），同时刊刻于朱橚周王府。全书共2卷，记载可食用植物414种，其中取自历代本草著作的有138种，新增276种，按照传统本草学草、木、果、蔬分部，计收载草部植物245种、木部80种、米谷部20种、果部23种、菜部46种。每部之中又按照可食部位分为叶可食、实可食、叶及实皆可食、根可食、根叶可食、根及实皆可食、根笋可食、根及花可食、花可食、花叶可食、花叶及实皆可食、叶皮及实皆可食、茎可食、笋可食、笋及实皆可食等数部。
该书不仅分类明晰，语言叙述也是简洁有序、平实无华，多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直接观察得来的对植物的感性认识加以叙述，对于所收载的植物，首先阐述分布地点，其次说明生态特征和植物形状，最后介绍具体的食用方法，注重植物食用功能的介绍，而不做烦琐的文献考证。(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植物名称中难以识别的文字，著者不厌其详地用直音法一一注释标音，统计全书注音字共达数百以上。如“莠音有，草子（籽）；獾儿菜，音欢”。地域不同，人们对植物的称呼也不尽同，为了便于不同地域之人对相同植物的辨认，而不至于发生误食事件，书中更是不厌其烦地开载各种植物的异名。如“枸杞”条“一名杞根，一名枸杞，一名地辅，一名羊乳，一名却署，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一名地仙苗，一名托卢，或名天精，或名却老，一名构梞，一名苦杞，俗呼为甜菜子，根名地骨”，单是异名就介绍了15种之多；又如刺蓟菜，“本草名小蓟，北人呼为千针草”；山苋菜，“本草名牛膝，一名百倍，俗名脚斯登，又名对节菜”。
这种不厌其烦的注音、注释，看似啰唆，却极大地方便了百姓在灾荒之年以及平时的可操作性，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另外，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所收载救荒植物的形态，编者在对每一种救荒植物做出通俗形象的文字描述之后，往往都配以画工精致、逼真形象的插图，“图以肖其形，说以著其用”，文图相辅，使读者得以观其文，考其图，使用起来更加便捷。
作为一部救民饥荒的著作，除了说明植物的可食用性以外，《救荒本草》更是具体说明了植物的食用方法。如山黑豆，“生密县山野中。苗似家黑豆，每三叶攒生一处，居中大叶如绿豆叶，傍两叶似黑豆叶，微圆。开小粉红花，结角比家黑豆角极瘦小，其豆亦极细小，味微苦。救饥：苗叶嫩时，采取煠熟，水淘去苦味，油盐调食。结角时采角煮食或打取豆食皆可”。叙述简明翔实，操作性极强。
《救荒本草》初刻于该书编成不久，流传以后更是被多次翻刻。到明嘉靖四年（1525年），山西都御史毕昭和按察司蔡天佑在太原重刻，明嘉靖三十年（1555年），开封人陆柬又据山西刻本翻刻，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该书第4次被翻刻，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又再次刊印。该书不仅翻刻频繁，而且为众多学者所推崇，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均采用或全文收载了该书。
《救荒本草》的成书，可以称为中国植物学史的里程碑，也是朱橚踏实求学的学术风格，勤政爱民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
朱橚这种严谨的学风，心忧天下的民本思想，不仅受到明初务实学风的影响，也与朱元璋的言传身教有关。朱元璋出身贫寒，常戒谕诸皇子“举动戒其轻，言笑斥其妄，饮食教之节，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明史·本纪》）。另外，朱橚身边一大批有造诣的学者，也是朱橚的良师益友。周王府右长史刘淳，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学者，一生著有《菊庄集》《白云小稿》《修辞正音》《四书解疑》《小学大学群经要义刊正》《王叔和脉决纂述》《伤寒秘要》等著作，横跨经、史、医学三科。另有周府长史卞同，长史王翰，医正李恒，医学教授滕硕等，皆为一时贤俊。
在17世纪末，《救荒本草》东传日本。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元年（1716年），日本本草学家松岗恕庵从《农政全书》中选取出《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加上日文训点，刻成了该书在日本的第1个版本。随后他的学生、著名的本草学家小野兰山又进一步查漏补遗、校点正误，于1799年和1842年分别刻了《救荒本草》的第2版和第3版。1816年，日本学者岩奇常正，根据自己多年田野考察，撰成《救荒本草通解》，并根据实物观察描述，绘制了彩色图谱，写成了日本当时最有植物学价值的巨著《本草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