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抗战时期局势动荡，文化名人流离迁徙不定，各地的战时出版物大多刊龄较短，流传不广，致使许多文学史料长期散失，湮没不彰。孔刘辉的《施蛰存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考论》一文（以下简称孔文）重点探讨了施蛰存抗战阶段的文化活动，论及了施氏的多篇佚文。比如文中有“1938年初，刚到昆明的施蛰存即在当地报刊发文，指出当前文学已出现‘粗制滥造的倾向’”[3]的表述，然刊名与篇名皆语焉不详，大概作者并未寓目原文。笔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这篇佚文《略谈抗战文学》。它写于1938年3月6日，发表于4月1日昆明《时代轮》月刊创刊号，署“施蛰存”。该刊编辑有唐京轩、石天薰、祁学仁、杨瑾如、杨瑜如、阮以仁，由时代轮月刊社出版。据创刊号《本刊重要启事》可知，该刊前身为《新蕊》月刊，系纯文艺性质刊物，出版至2卷1期，因“抗战正殷”，“同人等深觉纯文艺之不能单独负此巨艰”，遂改为综合性刊物并易名。同期《编者后记》特意提到了施文：“于此有应特别声明者，即施蛰存先生能于百忙中为本刊撰稿，题曰：《略谈抗战文学》，立论之颖异，观点之正确，实与普通一般谈抗战文学者有别，学者发论，不同凡响，际此抗战正殷，先生此文，弥足有其真价存焉。”全文如下：
略谈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并不是文学中的一个门类，而是文学上的一种倾向。自从“九一八”而后，这种倾向在我国文学中逐渐地明显起来。直到现在，军事政治的全面抗战发动了，文坛上的业绩也全然都是抗战作品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抗战文学的旗帜底下所已经看到过的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也尽有不少是可以发生问题的，这所谓问题，据我所感觉到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作者底抗战意识不很准确，以致他底作品往往歪曲了所应有的意义，还有一类是因为作者在他底作品中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以致读者对于他底作品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因消灭了它应有的效能。
抗战文学，或称国防文学，我们若单从字面上去寻求意义，则国防文学这个名称所表示的范围似乎比较的广大些，而实际上，照现在一般人应用这两个名词的习惯看起来，则是同样的东西。但我们所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国防文学或抗战文学，它们都并不是战争文学（War Literature）。原来战争文学这个名词，是在欧战时才普遍地被应用起来的，当时参加欧战的许多作家，无论是在协约国方面的或是在德国方面的，都共同地对于那一场战事底残酷感觉到厌恶，所以在战事进行的时候以及战事停止了以后的五年乃至十年间，在战争文学这个标帜底下所产生的欧洲文学作品，其内容可以说大多数是充满了悲观的非战思想的。后来同情于共产主义的巴比塞底小说《火线下》如此，意象派诗人亚尔亭顿底诗《大战意像诗抄》也是如此。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如何呢？我们固然是一个厌恶战争的民族，但目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横暴的侵略之下，我们却不能再避免战争了。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这一回，我们是甘于去领受这种残酷。我们希望在这种苦荼吃尽了之后得到的是甘荠。所以，我们的抗战文学，其内容决不能同于欧洲的战争文学。这一句话，若是解释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抗战文学家决不能从战争的残酷这方面去寻求题材。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抗战文学也不应该雷同于欧洲的那些爱国主义的文学。自从欧洲列强互相争夺殖民地以后，各国的文学家都帮助了自己的政府向人民宣传爱国思想，而这种爱国思想的背后却隐伏着两种危险的元素，第一是妄自尊大的恶癖，第二是侵略邻邦的野心。一个作家若是有意无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这种思想，那么他必然会得跟随着他底政府走上帝国主义者或甚至法西斯蒂的大道上去了。我们试举出四个欧洲作家来，就可以说明了这种爱国主义文学的危险性来：（1）法国的都德（Alphonse Daudet）（2）英国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3）意大利的邓南遮（D'Annunzio）（4）意大利的马里内蒂（Marinetti）。从都德开始的爱国思想逐渐地变本加厉起来，就会成为马里内蒂而做了慕索里尼手下的文化侵略者。在我们目下的抗战文学作品中，暗示读者以侵略邻邦之野心的现象当然还不会有，但是暗示读者以妄自尊大的恶癖这个现象却有时也可以发现一点了。
在一次败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好些描写日军残暴的作品，在一次胜仗以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好些非常得意的炫胜作品，前者是无意间把敌人的战斗力夸张了，后者是无意间把自己的骄气养成了，这就是我所耽忧着的作者抗战意识之不准确，因而使他底作品歪曲了所应有的意义。
至于一个作家在他底作品中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以致读者对于他底作品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个弊病，小半固然由于上文所说的抗战意义不准确，而一大半则不能不归咎于作者底文学技巧之不高明。文学技巧之所以不高明，这里边也可分析出三种理由来：（1）没有抗战生活的真实经验，（2）没有一种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3）根本的没有文学修养。(https://www.daowen.com)
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尽量地把他底生活经验纳入于他底作品，而在现今这种特殊时代，一个作家要在他底作品中表现出各种人的特别生活，尤其非自己先有这种特殊生活的经验不可。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得出，自从抗战以来，一切安居上海租界，香港殖民地或武汉长沙等遥远的后方的著名作家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比得上一个不知名的，从来没有成为文学家而这次却身在炮火中的士官或报馆访员底随意抒写的报告。倘若有人曾经读过几个月之前的国闻周报中有一位亲自参加轰炸日本司令舰出云号的空军将士的那篇自述文，就不难感觉到没有真实的抗战生活的作家该是如何的苦闷了。
但是在这个英雄的时代中，我们的作家难道因为自己没有去经验真实的抗战生活的机会或勇气，而甘于缄默地搁笔了吗？不，决不！非但他自己不肯缄默，就是我们也不愿意他缄默下去。即使在这样现实的时代中，一个作家底笔还可以在想像的园囿中去驰骋。《伊里亚特》和《峨特赛》是两部大史诗，荷马在这里边灌输了多少想像的材料，然而它们一方面是“诗”，另一方面还不失其为“史”。每一件抗战文学作品，它的“诗”性与“史”性是否冲突，全都要决定于其作者对于抗战时期的特殊人生底想像力是否丰富和确当。近来我看了许多描写后方人民生活，伤兵医院，被日军占据的区域……的文章，总觉得那些作品中的人物，除了对话中间有一点抗战的影子之外，其余一切生理心理状态，都还像是平时的人物。这就是我所谓作家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还不够的缘故，其弊病则是使他底作品令人有欠真实之感。
因为我们目下正在个危急的时代，人们要求兴奋，要求对于抗战有一个澈底的认识，所以抗战文学作品在后方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有急迫的需要，于是供给者中间遂不免有粗制滥造的分子，而介绍者也不免逐渐降格相求。在抗敌救亡的旗帜下，只要能胡诌一个故事，几句口号，写出来被刊印在一张八开的大报纸或三十二开的大杂志上，就成为作家协会中的一位作家了。这个现象，现在也是任何人都可以觉察到的。然而，我们倘若想一想这些作品所渐渐地给予读者的失望，以及这些作家将来的造诣，就不能不替抗战文学的前途悲观了。
现在，我应该结束我这篇小文了。我的意思是，在我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抗战文学决不是临时的社会产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抗战文学作品，正如一切应时文章那样的，成为暂时流行性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抗战文学作品，若不是抗战实生活底一种文学的纪录，便是渗透了真实性的一种对于这个特殊时期中的人生的想象的写照。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抗日战争总有一天会停止，但我们的抗战文学却决不会随着战争而亦结束掉的。它本身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主潮，现在的倾向，就是将来的结果，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对于目下的抗战文学，也不能不加以一种严格的检讨。
（廿七年三月六日）
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施蛰存指出一些所谓的抗战文学存在着两类问题：一是抗战意识不准确，二是“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文学或国防文学并不是战争文学。因为欧洲的战争文学的“内容可以说大多数是充满了悲观的非战思想的”，而中国的抗战文学家“甘于去领受这种残酷”，“决不能从战争的残酷这方面去寻求题材”。同时，作者对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也有所反思，提出“这种爱国思想的背后却隐伏着两种危险的元素，第一是妄自尊大的恶癖，第二是侵略邻邦的野心”。若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一位爱国作家可能会成为帝国主义与法西斯的文化帮凶。这在西方文学史上已有先例。虽然在中国目下的抗战文学中，还没有“暗示读者以侵略邻邦之野心的现象”，“但是暗示读者以妄自尊大的恶癖这个现象却有时也可以发现一点了”。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将其主要根源“归咎于作者底文学技巧之不高明”。随后从“没有抗战生活的真实经验”、“没有一种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根本的没有文学修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强调即使没有真实的抗战经验，作家们也可凭想象力来补足，只要具有丰富而确当的“对于抗战时期的特殊人生底想像力”，便能实现文学作品“诗”性与“史”性的统一。文章最后表示，抗战文学不应是“应时文章”和“暂时流行性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作品不仅令读者失望，而且会对将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秉持精英主义文学观的施蛰存却已敏锐地觉察到抗战文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的目的并非全盘否定抗战文艺，而是希望通过检讨不足，倡导正确的抗战意识，维护文学的艺术价值。可这样的用意并不能得到左翼文化人的充分理解。此文发表后，很快便有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4月10日、17日，《云南日报》刊出君羊的《〈略谈抗战文学〉质疑》一文，针对施文进行论争，批评其把抗战文学当成下流作品，“当成是文学中的一种恶劣倾向，就如他们的贱视救亡工作那样”[4]。另据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记载，同在10日，施蛰存还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客座臆谈》，对“再抗战下去”，“抗战文学作品会得愈加低劣下去”的观点表示赞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