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文曾引用了施蛰存的《文化抗战的意义》一文，据此分析施氏“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文化立场”^[6]。此文原载1939年2月15日昆明《新云南》半月刊第2期，署“施蛰存”。目录页的标题为《文化抗战的意义》，内文却题作《文化抗战之意义》，似应以内文为准。由于该文是研究施蛰存抗战时期文化观的重要文献，兹将全文整理于此，以飨学界：

文化抗战之意义

自从前年“八一三”对日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差不多全国各党各派的文化人都在各尽各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军事，政治或文化上的抗战力量。文学家写出许多诗歌，小说，或剧本，画家画出许多惊心怵目的宣传画，新闻记者记录下许多悲壮的或沉痛的战史，凡此种种，都是用以表现日本侵华军的暴行或激励民众的同仇心的。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文化人在“八一三”以后的一切文化活动，单单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抗日行为，那还是太狭隘了一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目前的文化动态中找出另外一种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于过去的文化的抗战。

这里所谓过去的文化者，我的意思是指的“八一三”以前的一般的文化形态。自从五四运动到“八一三”，这一个时期中的中国文化是一大盘杂碎。跟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势力之消长，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时期内的中国文化分为五种成分：（一）封建主义的，（二）民主主义的，（三）三民主义的，（四）泛系主义的，（五）共产主义的。这五种成分，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一种能够整个地统治了中国文化，也不曾有一种成分能够壁垒森严地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化中自成一个坚强的系统。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化，实在只是在这五种成分底继续不断的互相排荡中构成为各种姿态。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决不能被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统制的，但是，它如果永远是游离着，呈现了一种五角六张的姿态，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弱点。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统制了的民族文化固然足以使民族精神日陷于衰退，而游离性的民族文化更足以抬致民族精神的涣散。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文化人各自为着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在一种相当的保持均势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幸免于衰退之厄，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文化人的信仰多歧，使我们的文化不能成为一整个坚强的个体，因而民族精神遂免不了有涣散的现象。(https://www.daowen.com)

“八一三”以来的抗战，在文化这方面，也展开了一个新现象。一切文化人的信仰都集中在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一切文化活动都是为了抗敌救国。在以前是信仰不同的两个人，现在成为同志了。而这个共同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强迫构成的。在一个民主主义精神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着而构成的文化，必然是一整个的——那即是说，毫无游离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民主主义的文化，现在虽然方具雏形，可是已经使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奋起来，集中起来了。

不管政治机构变化到怎么样，也不管社会组织变化到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民主主义的精神，无论在政治上，宗教上，或文化上，我们大概都可以指出它一个特点来。那就是：它是天下有道则隐，无道则显的。在比较安定的社会中，民主主义者，没有抗争的对象，它也就无从自己表现，因之人们涵泳于自由精神浑溢着的社会中，反而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在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一个被外来的暴力所威胁着的社会中，民族主义的精神才如黑夜天空中的花炮一样闪撒着它的光芒。我们中华民族在每一次国难的时候，都曾表现过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从历史上可以覆按的事实。

所以，我在这篇小文中所要指出的，乃是这一次的抗战，在文化遍^[7]方面，除了抗日以外，同时还是在向过去的那种游离性的文化抗战。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过去的那种足以使民族精神涣散的文化活动。我们现在业已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目标：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之所以可贵，乃是因为它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构成的，而是整个民族一致地选择定的。

我们既已明白了惟有在这样的一个全民族共同的目标之下产生出整个的民族文化，那么，在找到另一个更适当的共同目标之前，我们应当竭力抓住这个目标，而不为种种诱惑或诡计所动摇。我们这回的抗战，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个结束的日子，但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文化目标却不应该跟着战事而结束。民族的仇敌一天存在，则这个共同的目标也一天存在；共同的目标一天一天地存在下去，则民族文化也一天一天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从事于文化事业者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