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与唯识家
在《生命哲学在中国》一书里，董德福曾专辟章节，讨论柏格森与“五四”左翼知识份子的关系。他指出，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都曾受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的影响[2]。譬如，早在《新青年》[3]发刊辞《敬告青年》上，陈独秀便曾先后两次提到柏格森的名字，以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生命哲学等提法，支持他所倡导的进步论和“生活神圣”的思想[4]。早在1915年，李大钊便在《厌世心和自觉心》里，举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以支持他所倡导的“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5]。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亦曾指出，在这一时期里，柏格森“自由意志”的概念首先让李大钊重拾对未来的希望，他将这个概念视作“人能改造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明证。这种观点所具有的乐观主义倾向，又进而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乐观哲学所强化[6]。可见柏格森哲学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柏格森哲学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话题。1921年，《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号”以后，茅盾于1922年便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民铎〉的“柏格森号”》的短评。在这篇短评里，茅盾说道：“《民铎》杂志的‘柏格森号’早有预告，我想凡是留心现代哲学的人们，都已望眼欲穿了。”[7]可见柏格森哲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流行程度。
早于1919年12月，瞿秋白便已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引用了柏格森的观点[8]。他在探讨自杀这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时说道：
《圆觉经》上说：欲因爱生，命因欲有。Bergson说：生命的进化，不外意识的激潮……。生命的巨流本来是“瀑流恒转”，意识和物质的激战息息不已，所以有进化。这生命的持续Durèe实在没有一刻息的，没有一刻不进化，没有一刻没有破坏，也没有一刻没有成功。我们人生的生命，也是这持续的一份。我们的意识应当向上发展，也没有一刻不向上发展，竭力往“爱”的一方面去，万万不可以堕落到昏睡一方面去。像预备着自杀去奋斗的办法，实在是“生其瞋心”，像想抱一个固定的理想去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实在是不知道社会，没有观察明了社会的实质。[9]
瞿秋白把生命视作不息的进化，并将生命意识和物质理解为对立项，类似的想法跟其远房叔父瞿世英在《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如出一辙，就连Durèe的译法也跟瞿世英的译法相同[10]。瞿秋白在这里引入了佛学的概念来阐释柏格森，倒与瞿世英的思路不尽相同。譬如他引用《圆觉经》的经文“欲因爱生，命因欲有”，借此阐述柏格森的“生命”概念，并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上加入“爱”这个面向，以佛经中“爱”的概念增补和重写了“生之冲动”（élan vital）[11]这个概念。[12]但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瞿秋白在借用佛经“爱”这个概念之际，亦同时改写了这个概念的意义。根据吴汝钧的研究，在佛教经论里，“爱”这个概念多见于原始佛典和大乘经典。汉译佛经将相关的文句从梵文与巴利文翻译成中文时，将原文中对相类概念的多种不同表述一律译成“爱”。吴氏将梵文与巴利文众多相类的表述大致分成两类意义：一是染污义，一是德性的爱（不染污或少染污的）。瞿秋白从《圆觉经》经文“欲因爱生，命因欲有”引申借用的“爱”，明显原本是属于“染污义”一类的。诚如吴汝钧所言，这类染污义的“爱”，均“源于生命中的妄情妄识对外界有所攀附，而生起盲目的冲动，定要有所执着而后快。我们可以说，爱的执着，是妄情妄识的具体表现。”[13]吴氏进而指出：(https://www.daowen.com)
因万法的本性是空，只是依缘而聚会；缘集则成，缘灭则坏，此中并无实在的独立的自己。要向此中寻求实在，无异影里求物，虚中求实，永无结果，而只在这种本质是绝望的追逐中打滚，在生死流转中沦转，引来无穷的苦恼而已。故经中说爱为染着因，为生死本，都可以通过这个意思来理解。[14]
换言之，瞿秋白不但以佛经中“爱”的概念增补和重写了柏格森的“生之冲动”概念，他同时亦反过来以“生之冲动”概念增补和重写了佛经中对“爱”的负面理解，将“爱染”转化为对生命的正面拥抱。
上述对佛经中的“爱”和柏格森“生之冲动”概念的双重增补和改写，遂使瞿秋白文章后续推论中，以“生其瞋心”的概念否定自杀行为的想法变得顺理成章。“瞋”（pratighah）是佛家“六烦恼心所”之一，它指的是人面对逆境和不适意的对象，会心生憎恚的心理反应，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瞋还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如忿恨恼嫉等[15]。瞿秋白认为，力求改革社会的青年，当他稍遇阻碍便轻生求死，这种心态便是佛家所谓的“生其瞋心”。因此，纵然他的出发点是“生之冲动”和“生命的进化”，但他“生其瞋心”，却意味着“堕落到昏睡一方面去”，最终只会走到“生命”的反面。
另外，瞿秋白以“瀑流恒转”来解释“生命的巨流”，这也是以佛家概念重写柏格森哲学的明显例子。“恒转如暴流”一句，出自《唯识三十颂》。《圆觉经》经文并无此句。但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第二卷里，宗密便曾引用《成唯识论》卷三中的说法解释《圆觉经》：“故唯识第三云。此阿赖耶识。恒转如暴流。释云。恒言遮断。转表非常等。意云。若因不灭。迁至于果。则名为常。若果不续。因无所生。则随断灭。今常相续故无常断。广如唯识。”[16]杨惠南在《论俱时因果在成唯识论中的困难》一文中指出，《成唯识论》卷三中的说法是用相续不断的暴流来比喻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与其现行果法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不必预设过去及未来的时间，只有现在的一刹那。[17]换言之，在阿赖耶识（ālayavijňānam，即第八识，或意译为“藏识”）的运转中，因果都被包纳于现在的一刹那间，相续不断，犹如暴流恒转。瞿秋白正好借此阐发柏格森的“生命巨流”和“持续Durèe”等概念。
事实上，这种以佛学比附柏格森哲学的构想亦非由瞿氏所创。据梁漱溟的记述，早于1921年以前，章太炎、黎锦熙、吕澂和李石岑便已就“唯识家与柏格森”这个题目，于《时事新报·学灯》中作过一番讨论。[18]后来，《民铎》杂志的“柏格森号”亦收录了章太炎、黎锦熙、吕澂和梁漱溟等人有关这个论题的评论文章和通信文字[19]。按照吴先伍的介绍，在这些论者中，章太炎和黎锦熙便主张柏格森和唯识学互通之说[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