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份子”葛兰西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致一位严厉批评家的信》一文中，曾谈及柏格森哲学与各式各样反抗政治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人嘲笑我居然写了柏格森。这是因为他们不甚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柏格森最初曾在大学院校中惹起了何等的仇恨，他曾怎样充当了集合各式各样恰好遍布于整个社会光谱的狂人和越轨者的旗帜。他是有心如此还是无意而为，这并不重要。[21]
在这段自辩的文字中，德勒兹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纯哲学著作《柏格森主义》（Bergsonism）置放在反抗政治的议程中，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柏格森哲学在反抗政治领域中的接受史。然而，在这篇文章里，德勒兹没有再就他所谓的“历史”多作补充，而《柏格森主义》亦只专注探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于与柏格森哲学相关的实质政治运动则未置一言。[22]
倒是中泽临川和生田长江合著的《近代思想十六讲》（1915年），为我们提供了一点历史线索。[23]中泽临川和生田长江在介绍柏格森生平时，谈到了柏格森对当时法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并提及三个不同的社会和宗教运动。其一是索列尔（Georges Sorel）鼓吹的工团主义运动（syndicalism），其二是妇女平权运动，其三是天主教的现代主义运动。[24]我们不能确定德勒兹所说的“狂人”是否包括索列尔，但他当时确实被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戏称为“那个著名的糊涂拥护者”。[25]也难怪列宁会对这位法国的俄国革命支持者作出如此负面的评价，因为索列尔确实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物。为此，我们只需简单审视一下他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便足够了。他年轻时是个正统派人物，到1889年依然是个传统主义者，但到了1894年后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1898年，在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影响下，他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大概也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被柏格森的思想深深打动。他在1899年是个德雷福斯派（Dreyfusian），在随后10年里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到1909年他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的死敌，并且在此后两三年里，成了保皇派份子的盟友和神秘民族主义的支持者。191[26]年，他以赞赏的口气谈论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那种好战的社会主义，1919年又对列宁赞赏有加，至死都全心全意支持布尔什维主义，同时在去世前几年，他还暗中欣赏墨索里尼。[27](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伯林（Isaiah Berlin）作出了下述的评断：“索雷尔生前充其量被视为一个好参与论战的记者，一个笔锋遒劲、偶尔迸发出不凡见识的业余学者。他太任性，太不合常情，很难引起那些严肃而忙碌的人的注意。在这件事上，已经证明了他比他那个时代许多可敬的社会思想家更令人生畏，他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是毫不注意，或是不加掩饰地报以蔑视。”[28]但我们却不能因此便轻视这位不合常情且毫无系统性可言的“业余学者”。因为在当年欧洲的知识份子圈子里，他确实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的名著《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初版于1908年，很快便引起了不少回响。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于1921年的著名论文《暴力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便是对该书的回应文章。本雅明在这篇文章中多番引用索列尔的观点，并借此阐发自己对政治暴力的深刻见解。[29]虽然卢卡奇后来（1954年）在《理性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中无情地批判了索列尔，但他却无法否认自己早年写作《小说理论》时，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见解受到索列尔的强烈影响[30]。
根据意大利政治学者里沃尔西（Franco Livorsi）的研究[31]，早于1917年，葛兰西（AntonioGramsci）便已深受索列尔的神话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因此，1919年，甚至有人指责，葛兰西和《新秩序》报（Ordine Nuovo）的同仁沾染上柏格森主义的坏影响。面对这些指责，葛兰西不但没有否认自己受到柏格森的影响，1921年他更在《新秩序》报发表题为《柏格森份子》的文章，高度赞扬柏格森和索列尔。他说：“柏格森是一座高山，而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则是沼泽中的青蛙。”他并为索列尔辩护道：“从未有任何一位意大利社会党人具有索雷尔那样的缜密思维、独创精神，以及观察的敏锐性和适应能力。”[32]事实上，在1920年的《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一文中，葛兰西虽然反对论者滥用索列尔的观点，但他亦以敬佩的口吻将索列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他说：“不过应该马上说明一点，即索列尔对其意大利的崇拜者的眼光狭隘和思想简单没有任何责任，正像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荒谬的思想上的自命不凡没有责任一样。索列尔是历史研究的‘发明家’，对他是不能效法的，他没有向想当他的学生的人提供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机械地运用并能取得优异效果的万能方法。”[33]葛兰西认为，索列尔是具有独创精神的历史研究“发明家”，因此，他是不能效法的，他的观点也不能被机械地搬用。于此，我们不难发现葛兰西对索列尔的崇敬之情。事实上，直到后来写作《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时，葛兰西始终没有掩饰自己与索列尔的思想联系。在该书中，他并明确指出，自己对“现代君主”（Modern Prince）问题的思考，受益于索列尔的神话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概念。
按照德里克（Arif Dirlik）的介绍，《共产党》杂志是中国第一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刊物，它在1920年11月和1921年7月期间共出版了6期。中国当时的共产党员首次通过它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也是这个刊物在中国最早发表了《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部份章节。这本杂志便曾发表索列尔论列宁的文章[34]。当时瞿秋白身在苏俄，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受到索列尔观点的影响。另外，因为他曾参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撰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驳张君劢等玄学派的“意志自由”论，所以有论者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反对生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35]没错，瞿秋白确实曾撰文批评过中国的生命哲学提倡者张君劢，他从苏俄归国后亦不再直接引述柏格森的观点。但这是否代表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便可以彻底清洗掉自己思想中的柏格森和唯识宗痕迹，当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对此，我们深表怀疑。在本文里，我们会重新审视一下，1923年以后，瞿秋白的社会思想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之间隐秘的联系，并进而指出，这种与创造进化论之间的暧昧联系，其实并非瞿秋白所独有，而是内含于当时苏俄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最终，我们会尝试初步指明，这种纠缠不清的思想纠葛，在哪一点上与列宁的“领袖权”理论和政治实践相呼应[36]。由于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思想深受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影响，而葛兰西却在《狱中札记》中猛烈抨击布哈林，所以我会在以下一节先花点篇幅，讨论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判，然后一步一步阐明瞿秋白与葛兰西思想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