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平（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

徐承的书把整个抒情传统放到生成语境中去讨论，我觉得非常清晰。我们做现代文学的人接触到抒情传统可能还是由王德威几年前的提倡而来。王德威那本《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我也看了几遍，他在书中选择了一些处于困境的或是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的现代主体的那些人，比如像是瞿秋白、江文也、胡兰成等，当然王德威也进行了文本上的形式分析，但是我觉得更多是知人论世的写法。究竟怎么以抒情传统为范式展开研究，似乎很模糊、混沌。王德威是在现代文学中的启蒙和革命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我觉得一个比较有生产性的思考是重新把革命与抒情的关系问题提出来，所以我对刚才周敏老师的讨论非常感兴趣，探讨革命与抒情之间的勾连性。

我特别注意到现代文学讨论到抒情传统的时候很多绕不开普实克，大家都熟悉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篇文章，我注意到了，普实克还有一篇《白居易诗歌的阅读札记》也谈到抒情的问题，陈国球老师也讨论过这篇文章。普实克本身受到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的影响。他通过对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诗歌的讨论，从结构主义层面分析白居易诗歌。他说白居易体现了中国文学中对现实的抒情感知的趋势。白居易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者，但是他又恰恰是特别抒情的。对于白居易来说，他写的题材这么现实，他的抒情如何成为可能。普实克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很多繁复的视角，然后有很多层次的描写，包括有琵琶女自己讲的故事或他看到琵琶女，有很多视角，可是他说《琵琶行》的抒情的感觉源于它始终统一在抒情的统一性，就是诸多要素是统一在抒情的形式里的，也就是抒情的同构性是白居易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抒情的奥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是否也可以像普实克那样讨论抒情诗进入一个形式的、结构的或者说是落实到文本的分析。对于普实克来说，白居易既是叙事的又是抒情的，这对于我们去理解革命文艺也是一种启示。我研究香港一个作家舒巷城，他的《太阳下山了》里面有一个成熟的抒情主人公在回忆，他为自己的特别左派的小说设置了一个抒情模式，我把它叫做抒情装置，是一个回忆性的视野。《太阳下山了》的出现在香港左派文学的脉络里被认为是对僵化的左派文学的一个突破，所以我认为他在形式层面上对于这种既抒情又叙事的追求，体现了革命与抒情的辩证性。

【注释】

[1]张春田（1981—），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徐承，现为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中国美学。(https://www.daowen.com)

[2]王德威：《序二：革命，启蒙，抒情》，《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3]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第346页。

[4]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与现代媒介》，董璐等译《传播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32页。

[5]卡岗著，凌继尧、金亚娜译：《艺术形态学》，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