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的兴起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
当代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利用原始材料，吸取帝国史研究的经验，也反思帝国主义、战争、国家建立的暴力过程，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的改变中国的革命。这章回顾帝国时代产生的有关环境研究的资料，以及当代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正如我在讨论法国和美国研究学派时所提到的一样，因为环境史把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所以环境史有相通的一面，也因为它描述生活在特定地方、特定时代的人类活动，所以它又会体现具体的文化特点和国家视角。我将在这里着重讨论体现中国环境史这个领域的具体的中国元素。
自然史的经典传统：对自然的实证调查
与西方一样，中国古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进行考察和诠释的传统为环境史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我在下面简要提及三种关注自然世界的古典传统。
第一种是自然史的学术传统，或者是把自然界当成文化产物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传统。我们可以在诗歌写作、园林布局、游记和绘画等艺术传统中看到这一传统，也可以在民间故事、文学和道德哲学中看到对自然过程的观察，还可从对植物、动物、矿物的分类中，尤其是被用作草药的草本植物的名录中看到这点。我们可以在像《诗经》一样的诗集和像《本草纲目》一样的草本植物手册中找到大量关于自然历史的信息。几乎所有中国的诗歌都会依靠花卉、风景和地点来抒发感情或唤起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除了诗歌，当然还有通过风景画和园林文化来表达对自然的极度热爱。文人学士的花园常被设计成一个个小型的微缩自然，就像仿真品一样，这些花园中有仿照自然界塑造的水、石头和植被，同时，还有大量描写自然奇观和秘境的游记。
第二种有关自然的资料来自对边疆地带，尤其是对西北和中欧亚地区的游牧民以及西南的山民的关注。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讨论中，传统的史学家都把这些人描述成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人群，他们争论这些人是否能够被改造，或者接受文明，变成像居住在内地的汉人一样。在这些讨论中，他们不得不注意到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气候和地形因素，他们通常利用对非汉民族的讨论来反思汉族人自己的居住环境。西方作者也对这个“自然与教化”的问题进行过类似的讨论：人们天生的心理特征是由他们生活的土地决定的呢，还是后天教育导致多变性呢？对于汉族作者而言，边疆人民的性情变化是决定帝国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对新征服地区管理面临的问题。(1)
人类性格是由特定地区所决定的呢，还是可以通过恰当的帝国统治方式和道德感召而使之转化呢？汉族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同样，他们在人类是否应该设法理解自然过程并顺应它们而不是改变它们，以及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否是改变自然以便自然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等问题上也莫衷一是。
第三种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也是帝国行政管理的一部分。他们尽量把各个地方按照行政级别进行区分，并赋予正确的通名，归属不同的官僚体系，绘制不同比例的地图为行政管理所用。历史地理、王朝疆域地图以及地方志等记录了不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情况，帝国的官员关注水的流量以及谷物的供应以确保人们的生计。
伴随以上三种争论和研究的古典传统，产生了大量的记载和诠释的文献，为日后研究前现代环境问题的学者提供了资料。
古典传统中的自然史
中华文明起源的记载如同许多其他文明一样，皆描述了一个世界遭到洪水淹没的时期。那时，上帝或者一个伟大的君王排干田地中的洪水，使得耕地露出水面，成为可以耕作的土地。学者们在世界上收集到三百多个有关洪水的神话故事，其中，古代巴比伦有关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是最早的传说之一，《圣经》中有关诺亚方舟的故事部分就来源于此，这些有关洪水的传说都有几个共同的主题(2)：洪水消退意味着人类时代经过毁灭后对世界的重塑，洪水通常是全能的上帝或自然对人类进行惩罚的方式，洪水之后人类的再次繁衍说明了世界人种的多元性以及他们与动物之间紧密的联系。洪水引发了互相矛盾的混乱与再生之间的隐喻，洪水意味着无形与破坏，但是它带来的水源也能为那些知道如何控制它们的人们提供生长和富足。
中国有关治理洪水的神话故事同样具有以上大多数的主题内容，但是他们关于洪水治理的想法比许多其他的文明更加强调集权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些神话故事产生于或者写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它们出现在许多大哲学家如孟子的著作中。尽管它们可能源自早期有关那些具有萨满能力的鬼神的传说，但是在哲学家的眼里，这些能力是被赋予人类的——赋予那些能够掌控自然为人所用的君王们的手里。
然而，在古代中国有两个不同但是互补的洪水故事的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圣人把人类社会从洪水中拯救出来。一个是大禹，另一个是女娲。这两个神话传统各自蕴含不同的文化寓意，之后的学者最终把它们合并到一起。
在大禹神话中，有三个传奇的君王创造了中华文明。尧首先测定了四季，以便管理太阳的升降，然后他又找人治理为患的洪水，共工和鲧都试图治水，但都失败了，尧又找了禹。尧传位于舜，并把他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他做妻子，舜把世界划分为十二州，让世界有序，并巡狩四方，这意味着家庭的形成与世界的产生同时出现。
禹承担了治水的工作：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揭示出，洪水让人类离开家园，成为流动人群，与动物无异。控制洪水，使得人们能够住下来，才能产生文明。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只有有居所的人才是文明的，游牧民族、丛林中生活的人群，以及在海上居无定所的人都是不文明的，这种文化思想强调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便于农业定居者。
在混乱时期，大禹为了让人们能够耕作农业，采取与出身于森林的舜不同的方法。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利用这些神话传统来诠释道德，在他看来，舜尽管是一个野人，但并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野蛮人，他也可以施行道德，而且当他这样做时，他产生了无比的力量。这是一个最早有关“化”的观念的表述，因此所有人类都会发生转变，行谦谦君子之事。舜还代表了一个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发生转变的人物：他有两个妻子教化他，他把家庭、家族和政府部门打理得井井有条，他还掌控着森林和荒原。
为了控制洪水，据说大禹利用了河水的自然力量，“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他在中国北部把洪水疏导成九条河道；他没让洪水违背其自然的流向，而是利用了“导”的方法，疏导河水回归自身的河床，“导”与“道”相互关联：都是自然之道。
鲧没能治理好洪水，他试图堵塞洪水，而不是让它流进海里。之后有关水利政策的讨论经常围绕着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方法而展开：是应该用堤坝把洪水挡住，以便保护耕地和城镇，还是任由它自然地流动？(3)
但是有关水的争论具有道德的寓意，当孟子与其他哲学家讨论人性时，他利用水的例子来说明人性本善：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大禹的神话赞扬强权的行动，而孟子的解释为转变这个传统奠定了基础。孟子并不反对政府，但是他提倡一个节制的政府，这个政府应顺应自然过程，尽可能少地加以干涉。共工就是一个反例，因为他摧毁了湿地，荡平了山脉，因而没能治理好洪水：
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无夭、昏、札、瘥之忧。……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国语·周语下》）
大禹治水因此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神话”，用鲁威仪（Mark Lewis）的话来讲，成为政治与道德哲学之间争议的神话。(4)
互补的女娲神话讲述了一个与大禹大相径庭的创造秩序的方法：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在这个描述中，女娲不是一名官员，而是一位女性神灵。她治水用了“炼五色石”的方法，这里指的是对自然过程进行分类的五行：火、水、木、金和土，在医学理论中很重要。在这个神话中，治水如同治病。女娲治水还与生殖有关，她联合男性的圣人伏羲，他们是先于尧、舜、禹的圣明君王。伏羲与女娲原本是蛇和龙的神灵，他们结合之后生殖后代，繁衍人类。伏羲取得了重要的《河图》，《河图》是揭示上天秘密的象征。这个神话强调的是一个有关家族神灵的万物有灵论的哲学，而不是大禹所用的合乎理性的有计划的方法。
这两种神话传统最早可能是分开出现的，由于女娲的神话也在东南亚出现，女娲可能与华南地区的关系更大，大禹则与华北的联系更紧密。然而此后的作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互补。女娲被描写成大禹的妻子，大禹本身则与鱼的神灵扯上关系。据说，他是跳跃着走路，类似鱼跃的样子。
尽管中国传统具有许多水文化的题材，但是在这里，我仅遵循官方、科举制度以及文士们推崇的一种正统论述。道家、佛家以及其他作者也都用水来阐述他们的哲学观点，以上简短的讨论足以说明水已经成为一个可供有关象征、政治、道德乃至技术讨论的宽泛的领域。之后，作为君王的大禹因为界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而赢得了重要的地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刻于1137年的《禹迹图》则被人们看作直接源于大禹治水的事件。
有关自然的实证资料
除了神话题材，经典著作的作者也经常会引用有关自然界的实证资料，最早的汉字文献包含了丰富的有关自然历史的信息。《尔雅》是一部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辞书，参考了古代文献，共十九章。其中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五章里讨论了地质和地理，即释天、释地、释丘、释山和释水，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章的七章，包含了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等自然史的条目。
孔子推荐他的学生学习《诗经》，不仅是为遵循道德的指引，而且也是为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经验证据。
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孟子经常引用自然过程来支持他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观点。他有关牛山的著名篇章就论述了人心即使因放任而失去，之后人类道德的本性仍然可以重新滋长，正如牛山一样，如果有水浇灌，一样会重新长出植物。(5)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一位被贬谪到偏远的湖南的汉朝官员，他在《
鸟赋》中以赋的文体表达了人类如果理解自然的过程就能获得力量：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
除了哲学家、画家和诗人的描述以外，在本草指南中体现出来的对植物药效的浓厚兴趣，也支持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深入实证研究。这种传统在李时珍的大型综合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得到集中体现，该书在他死后于1593年出版。(6)李时珍花了30年的时间完成该书的编纂，当时他是一名医生和官员，在去南方的旅途中，他采集了大量的自然标本。《本草纲目》是动植物的综合目录，也是偏远人群的种族志。李时珍强调个人经验在获知药物性能中的作用：要想知道毒性的大小，你得亲自尝试。换句话说，他在研究植物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
对李时珍来说，其书中的所有条目都是自然造化的产物。例如，他尤其关注昆虫和蠕虫的生命周期，这些周期在小尺度的基础上同样阐述了整个宇宙循环的过程。《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记录草药名称和特性的目录，而且还把对个体的植物和动物的讨论当作一种进行哲学思考和提出实用建议的方法。因此，它把自然物质的产生和金、木、水、火、土等五行之间相互转化的影响联系起来。行医者不仅要知道一种药的特殊药效，而且还应该了解药材被转化的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燃烧、腐烂或者碾磨的方式来调整药物药性以便提高对病人疾病的治疗效果。李时珍对自然循环的全面认识显示他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系统效应（万物相互关系的结果）。
李时珍对自然界的广泛涉猎使得该书成为当时有关中国的自然史研究的巅峰之作。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清帝国的征服者进一步扩展了自然史研究的区域。18世纪，清朝发起了对植物的考察，类似于英国在印度进行的植物调查。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对中欧亚地区（包括蒙古和西藏地区）拥有作为药物和特色食物属性的物产尤其感兴趣，他们也从帝国牧场和猎场的物产买卖中获利，这些物产被卖到北京，供那里的人们消费。草原蘑菇、鹿角、动物毛皮、珍珠、玉石和其他物产被当作贡品或者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官员详细列出这些物产的产地。(7)与此同时，在南方沿海一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对中国的自然物产也产生兴趣，尤其是那些适合在商业市场上买卖的鲜花和水果，他们聘用当地的中国画家详细彩绘中国南方的植物，并装订成册。(8)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自然知识传播到了国外，同时，因为本地的画家学会了怎样为国外的雇主绘制植物，西洋绘画技术则传播到了国内。在大清帝国的西北和东南边界，新的产品和有关自然史的新调查拓展了人们所知的环境知识的范围。
青藏高原出产一种令人着迷的土产，汉语称为冬虫夏草（在西藏地区被称为yartsa），最早在18世纪被当作一味药材，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商品。赵学敏在他于1800年为李时珍的著作增订编修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增加了这种外来植物，他认为可以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的偏远地区找到这种植物。成书于1736年的《中国通史》的作者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也在其书中描述了这种植物，认为它是一种稀有物产，只有御医才会开这道药方。这样，为了吸纳来自遥远边疆的物产，李时珍著作的内容得到了增补，他对自然物产综合分析的精神受到了弘扬，其知识也远远传播到中国的边界之外。现在这个被称为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或caterpillar fungus）的植物成为国际市场上售价最高的草药之一。(9)
除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清代的增补，17世纪由宋应星（1587—1666）完成的《天工开物》也是为了哲学目的而收集自然界证据，体现了与李时珍相同的旨趣。(10)宋应星把手工艺看作一种为了人类利益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形式。与李时珍一样，他也强调理解物质特性的必要性，包括木、火、石头和植物，以便把它们变成可以利用的东西。像织布、养蚕和茶道等工艺都依靠人类对自然过程的改造，但是这些工匠和农民都不明白他们行为背后的深远意义，而文人学士却不重视这些技术知识。
宋应星的著作配有许多图片，以展示人类把诸如矿石、盐、竹子和植物等自然元素变成其他物品的劳动过程。他观察、记录这些活动，坚信只有学者才能掌握技术是如何反映宇宙秩序的真正知识。例如，他注意到农民把粪便、油菜种子和稻草等有机物质作为肥料播撒到田地里：
稻宜：凡稻，土脉焦枯，则穗实萧索。勤农粪田，多方以助之。（《天工开物·乃粒》）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活动背后隐含的原理。宋应星认识到，腐化的物质是物质之气转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恢复土壤的必要元素。因此，他在工匠和农民的实用知识上增加了理论和哲学上的分析。他和其他学者一样，也轻视那些忽视自然原理的工匠，但不同的是，他非常关注具体的工艺过程。通过仔细观察这些技工们的活动，他发展出了一套不同寻常的基于气的转化的新儒家哲学。宋应星的目的并不是改变既定的秩序，而是要揭示出手工艺是如何支撑起一套把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的庞大而又和谐共处的宇宙秩序。在中国哲学中，气分阴（水）、阳（火），阴阳生五行。理想的工匠非常了解把自然物质加工成有用而漂亮的东西的过程。宋应星通过仔细记录这些技巧，来证明宇宙能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统合为一体。正如薛凤（Dagmar Schäfer）所言，他“在手艺和技术的操作过程中受到了普遍原理的启示，这说明人们必须理解宇宙的秩序以便能够处理他们时代所出现的混乱”(11)。
宋应星和李时珍都采取了一种可与欧洲近代早期自然史学者相媲美的实证法(12)，他们都注重细节，渴望通过经验来修正经典的理论，甚至有时还身体力行去做实验。李时珍本人通过尝试毒药来检验其毒性的行为就是一种自然实验。这些例子显示，一些帝国时代的学者采取一种严格而审慎的态度来观察自然界，而且还知道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过程和物质为他们所用。然而，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只是庞大的宇宙转换过程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包括了人类与所有的生物体。他们对生态的理解一样，以一种系统的宇宙观，把人类置于世界之中，认为人类只是变化的参与者而非操纵者。
遇见其他人群
我们考察的第二种传统关注人的本性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作者探讨了哲学原理在解决紧迫的军事和外交策略中的意义。古代史学家司马迁认识到了人类行为与环境条件之间紧密的联系，他著述的《史记》构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定居的汉族和流动的游牧民族。实际上，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中，这两种生活方式经常混在一起，但是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他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概念。(13)他详细描述了游牧民族的政治和生活方式，这些描述很像几世纪前希罗多德的记录。他把游牧民族匈奴看作和斯奇提亚人一样的流动人群，他们像鸟兽一样，以动物为生，而不是依靠粮食作物。他们的统治者崇尚战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这群人一向是汉人统治者的威胁：
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畜则橐驼、驴……驒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史记·匈奴列传》）
击退匈奴不仅需要了解他们的军事伎俩，还需要了解他们所居地的生态环境。汉代的政治家贾谊提出用“五饵”的策略来驯服像动物一样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14)
他认为，只要游牧民族开始依靠汉族的丝绸、茶叶等产品，他们就不敢再攻击帝国。这项政策意味着用汉族的农业产品来交换军马——这是帝国最需要的物品；反对自给自足的方式，而代之以定居的帝国和游牧部落之间相互依靠的策略。这项计策的变通方法还包括联姻、赠送礼物和举行一些把汉廷与游牧民族联系起来的仪式等形式。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汉朝定居人口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做些改变，利用那些战争中的野蛮人所用的优越的方式。战国时期，赵国的官员就讨论过是否要把官方的长袍改成裤子的建议。骑马需要穿裤子，这是草原骑士的风格。许多官员反对改变原来的穿着，但是赵王强调为了安全着想，必须革新。为了对抗威胁，汉人不得不从草原民族那里获取战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变成草原骑兵。这正是一种人与动物之间共同进化的例子，双方的变化都是为了适应对方的要求。(15)改变人类文化的需要，正如为军事目的驯化动物一样，对人性恒常，以及它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
人类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可塑性呢？社会注定会发展出与其居住的土地相适应的特定的特征吗？或者，它们会随着经济和军事需要而发生变化吗？汉人与游牧社群都展示了他们在应对新挑战时改变传统习惯的能力，但是他们依然迥然不同。之后，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争论。
历史地理
第三种有关环境的书写形式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是一门中国古代传统的学问。从环境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有助于对不同地理尺度进行分析。人类与自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相互作用，从像农田这样的本地尺度到大一些的河流流域、经济区域，再到帝国以及全球的尺度，历史地理是一种具体说明历史时期不同尺度的作用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首先为地名定位，然后再确定其政区层级，县、州郡、省以及地区会随着朝代更替发生变化，每个朝代都会编纂大规模的地理志，追溯政区沿革，譬如顾祖禹（1631—1692）编纂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19世纪初清朝编纂的《大清一统志》。地方志包括市场、地方的四至八到、税收配额、人口和其他行政及经济数据，地方风俗卷还会描述当地作物、粮食、植物和动物，其他章节会记载饥荒、洪水、旱灾和虫害等，这些文献为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当代环境史学者可以把这些资料当作数据，也可用它们来分析传统中国人对待其生活环境的地理和自然属性的态度。
除了全国通志，地方士绅也编纂地方志。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的方志，明代方志的数量更加巨大，到了清代，方志重编的次数剧增，描述的地理范围也随着清帝国疆域的扩张而迅速扩大。来自边疆地带的新作物开始频繁出现在方志中，16世纪，来自新大陆的作物，通过中国东南沿海和云南进入内地，其记载开始遍布18世纪清代方志的《风俗》卷目中，这些资料显示，诸如玉米、烟草、土豆以及花生之类的作物流向山区，支撑起庞大的人口。(16)
正如前面言及的冬虫夏草等，更多奇异的草原和高原物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方志中，反映出它们新的商业用途。随着对云南铜矿的开采成为清朝货币的重要来源，地方志中频繁地提到矿物资源是当地主要的物产。伴随清朝征服带来的“不可思议的领土”和世界经济带来的新的商品，帝国和地方上的历史地理学者面临新的机会和挑战。(17)边疆扩张也带来了如何管理、开发、垦殖和控制这些新领地的问题，这些关于边疆的争论需要收集大量边疆的自然条件、人口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信息和知识。(18)
收复台湾和新疆
我们还可以从清朝收复台湾和新疆的例子来看看自然知识是怎样随着疆域的开拓而增加的。台湾于17世纪被清朝收复以前是来自东南亚流动人口的故乡，他们以打猎、捕捞、在东南亚售卖鹿皮为生。被收复之后，学者和官员们开始探索这片新的领地，并为家乡的人们撰写有关台湾的介绍。很快，来自附近福建的移民前往台湾开垦西部沿海的肥沃土地，他们逐渐与在此生活了几千年的许多土著部落发生了联系。一些生活在低地地区的人群从事农业，这让他们比较熟悉新来的汉族移民。但是台湾在早期旅行家眼里充满异域情调，其中一些人把台湾描绘成原始的伊甸园。旅行家和地理学者讨论生番和熟番的区别，并争辩是否应把他们与汉族移民隔离开来，或者强迫他们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19)
地理学者和旅行家们讨论应该如何把这个岛屿纳入清朝的版图，台湾于1684年“入版图”，此时支持收复台湾的人们让皇帝同意推动向台湾移民，把这片偏远的蛮荒之地改造成一个文明之乡。那些寻求冒险的文人旅行家们很快就来到这个岛上，描述岛上的自然奇观。当他们看到这片新开拓的疆域时，心情是非常矛盾的，这反映出了清帝国开拓这片未知地区初期出现的紧张关系。
1697年郁永河在描述台湾的《裨海记游》中也对葱翠的植被、强劲的海浪、高耸的山峰和岛上的暴雨表示出惊讶的心情：(20)
番舍如蚁垤，茅檐压路低。岚风侵短牗，海雾袭重绨。避雨从留屐，支床更着梯。前溪新涨阻，徙倚欲鸡栖。
郁永河在努力保护自己以抵御不断上涨的洪水的过程中，感到像是回到了大禹治水之前的一片混乱的洪荒时代，在他沿着西海岸艰难前行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完全被路边的野生植物淹没了：
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覆顶，弱者蔽肩，车驰其中，如在地底。……蚊蚋苍蝇吮咂肌体，如饥鹰饿虎，扑逐不去。……极人世劳瘁。
郁永河初次进入这个岛屿，把这里描写成一个完全的蛮荒之地，一片混沌，缺乏秩序，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他甚至还把它描述成比内亚沙漠和草地以及西南边疆山区的丛林和群山还要糟糕的地区，台湾使他感到一种“不和谐的恐怖之感”。(21)
然而，郁永河和其后的旅行家们逐渐认识到台湾一旦被征服，会是一片充满潜力的土地。而如今台湾已经被征服，清政府需要绘制当地的地图，记录其地理特征，以便实行统治。统治这个岛屿，需要考察当地的环境、人民以及这个岛屿的物产和森林分布的情况。郁永河的游记揭示了清朝早期的作者是如何回应这种大量涌入的新知识的。
郁信奉清政府“向化”的理念：相信所有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用汉语的说法，皆可以被转变成文明之人，他不把台湾土著看作“异类”，并批评这种歧视：
其肢体皮骨，何莫非人？……夫乐饱暖而苦饥寒，厌劳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异其人，何必异其性？
然而，他确实认识到土著民族的不同之处，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那些未开化的野番住在深山中，他们是不能被转化的：
野番在深山中，叠嶂如屏，连峰插汉……巢居穴处，血饮毛茹……野番恃其犷悍，时出剽掠，焚庐杀人；已复归其巢……如梦如醉，不知向化，真禽兽耳！（《裨海记游》卷下）
然而，另一方面，土番则住在低地平原，耕种农田、从事纺织，拥有汉人定居农业的典型生活方式。清朝皇帝组织编纂了许多有关人种介绍的地方志，主要关注台湾和西南的土著人群，这些地方志把山区和丛林的环境与这些土著的生活方式联系到一起。(22)这些方志经常复述蛮人与生活在低地的人群之间的区别，前者逐鹿为生，住在森林深处的小屋之中，几乎不穿衣服；后者拥有许多房屋、衣服，并过着耕作和纺织的生活。
如果清朝政府能够通过清除丛林的方式征服土著，教育归顺的蛮人，那么就可以把台湾变成一片富饶的土地，这样会吸引来自大陆的移民，增加帝国的土地面积，并为移民创造许多新的机会。康熙皇帝曾经嘲笑台湾，把它看作一个无用的“泥丸之地”（ball of mud），没必要占有。但是到18世纪，台湾与其他边疆地区一样，成为雄心勃勃的开拓计划的目标，这些计划意在把它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成早期移民可控而安全的居住地。像郁永河一样的诗人和旅行家们对这些进入帝国视野的新的族群和地区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为这项改造环境的工作做了前期准备。
开发新疆
清朝的历史地理需要新的研究思路来描述偏远的地方并把它们“入版图”，就像学者和官员必须决定如何对土著民族进行分类的方式一样，历史地理也得决定记录地名的方式。正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说，在清朝征服的初期，新疆的地名用的是突厥语，但是到了18世纪，清朝的地理学者尝试用早至唐代的旧地名来替代相同地方原有的地名。(23)这是一个经典的通过命名的方式达到占有的举措，这与英国人用英国熟悉的镇名来命名北美的地方如出一辙。
除了制图学者，单个的旅行家们的见闻也被添加到帝国的记载中。翰林学士纪昀（1724—1805）曾经因为一件受贿案，从1769年到1770年被流放新疆。(24)两年后，他回到北京。在回乡的路上，他留下了一系列有关他在乌鲁木齐的小短诗，这160首诗被汇编成《乌鲁木齐杂诗》。
纪昀的诗为我们提供一个极好的例子，体现了清朝那些旅行到遥远的边疆地区的文人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他经常在诗中声称他所描述的现象都是亲身经历的，以便让读者相信他并不是简单地从古文献中获得这些知识，他为每首诗都补充了评语，为他的观察提供实证基础，这些内容既包括粮食价格，也有对当地食物和歌曲的记录等。纪昀回到北京后，成为汇集经典著作的著名丛书《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之一，这部丛书采纳了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们的高见，严格采用考证学派的实证原理来编纂古代的文献，但是我们从他流放期间，已经看到纪昀运用实证方法的蛛丝马迹。
他仔细观察新疆环境中突出的特征，经常指出这些特征与内地的不同之处。他对当地土地的高产印象尤其深刻，指出如果水量充沛，那么谷物的收成会远远高于华北地区：
割尽黄云五月初，喧阗满市拥柴车。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乌鲁木齐杂诗·民俗其二》）
他赞扬新疆地区采用的特殊的灌溉方式——坎儿井（Karez）——把山上融化的雪水运送到农田里，这些渠道是古代中东地区的一项技术，适用于绿洲农业，使得沙漠中的繁荣成为可能：
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蕃王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乌鲁木齐杂诗·风土其七》）
他评论道：
岁或不雨，雨亦仅一二次，惟资水灌田，故不患无田而患无水。水所不至，皆弃地也。其引水出山之处，俗谓之龙口。
然而，严冬让这个地区不适合种植冬麦，它只在春天的时候生长。大麦是常见作物，但是纪昀注意到，来自内地的人们大都不认识它。
纪昀对清代教化使命的认同还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他仔细观察开矿的过程，区别出有两种不同的煤炭，一种会冒烟，一种不会。他还发现矿井和湖泊皆可以生产食盐。(25)
他甚至还认为汉族移民的到来改变了气候：
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腊雪清晨题牍背，红丝砚水不曾凝。（《乌鲁木齐杂诗·风土其二》）
他注意到气候曾经非常寒冷，但在过去几年中，因为人口的增长而变得和内地一样。
依照纪昀的看法，清代的征服把这个遥远的地区与内地紧密地联系到一块儿，使得生活在乌鲁木齐也很舒适，尽管他会时不时产生思念北京的想法来：
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几丛深。此间颇去长安远，珍重时看向日心。（《乌鲁木齐杂诗·物产其二十一》）
尽管他发现当地社会繁荣，商业兴旺，但是他仍旧采用了农业发展专家的思路，相信汉族新移民会开发这块偏僻的边疆。纪昀尽力让他在流放期间起到些许作用，他提议官方支持修建水闸和渠道，但是当地百姓劝阻了他，说它们很快就会淤塞。不过他认识到，当地文化已经发生变化。他说，早些时候，乌鲁木齐的人们只对马匹感兴趣，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喜欢赛船和唱歌。当表演者表演来自南方的昆曲时，他也被深深地打动了。(26)
与此同时，纪昀热爱边疆的粗犷雄浑，这里人和自然之间充满激烈而令人生畏的冲突。他惊奇地注意到那些因为水流湍急而看起来像倒淌的河流，强劲的大风使得“人马轻如一叶旋”。他还观察到士兵射杀践踏耕地的大野猪，以及当饥饿的鹰像射箭般地攻击小鸡时，孩子们保护篮子里的幼雏的情形。(27)
他适应了当地的饮食，有时把它们与内地可口的食物相比。芝麻和松子尝起来并不可口，但是甜瓜与来自哈密的甜瓜一样香甜。他赞美优质的绿色卷心菜的口感与华北的一样好。当把甜瓜切开后，它看起来就像传统维吾尔人的帽子。一位地方官把鹅带来此地驯养，鹅肉非常鲜美。很容易摘到可作中药的野生植物，他也喜欢用“南法”烹饪当地的鱼肉，味道十分鲜美。(28)
乌鲁木齐也向北京上贡当地的野鸡。(29)纪昀通过赞美当地的物产，并把它们与首都联系起来，揭示出边疆与内地的商品流通是如何在拓展首都文化影响力的同时，让边疆地带变得文明的。
不像政区地理学会系统记载州县的制度，纪昀与其他旅行家们都表达了对环境的亲身体验，这种描述往往是每个人的有感而发。但是不能因为他们只是表达了对某种物产或自然过程的个人感受就认为他们没有宽广的视野。“边塞诗”的传统通常把边疆描述成被放逐的孤立无助的人们居住的地方，但是纪昀在此住了两年，并把这里当作他的家，因此他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增添了对归化的边疆的描述。纪昀对他在乌鲁木齐经历的描述揭示出遍布整个帝国的归化过程，已经渐渐把多元的区域环境囊括到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中了。与内地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加上边疆的富足和活力会为每个人增加财富和机会。纪昀的环境观中没有包含“向自然开战”的内容，而是认为两者之间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利润，掌握自然的力量也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
清代这种学术调查产生了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对边疆环境、居民及其资源新的认识方法，他们向内地读者引介了崭新又引人注目的景观，以及以前所不了解的人群的知识，扩展了他们对自然和民族的想象力，同时还带着同情心描绘了人类顺应千变万化的环境的画像。
自强运动与现代化：从系统（道）到资源
19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兴起的自强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官员和学者对于自然的看法，他们不再寻求与自然合作的方法，也不再出于科学家和诗人的好奇心或者地方控制的需要开展对物产的调查，而是必须迅速开采自然资源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
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并不认为自然是静止不动的，例如，他们把土地看作一种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他们积极推进土地垦殖，经常会用“尽地力”的说法。但是，他们也强调与自然过程的合作，把改造过的自然看作与驯化的野蛮人一样，是人类活动的参与者。他们认识到，汉族害怕并回避荒野和荒地。这些森林、草地、丛林、山脉和海洋里隐藏着野生动物和桀骜不驯的危险人群，包括海盗、游牧民族以及流动的部落民族等。但是荒地可以经过人们的活动改造。人们在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就可以开发、利用荒地，并在其上定居。
自然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驯服，而不是像敌人一样被征服，“向自然开战”的想法是现代才有的。这个术语源自19世纪末，并成为整个20世纪许多国家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建设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动力，而且它还会继续指导中国的经济政策。(30)
领导自强运动的巡抚和总督出于军事和经济的目的，注重开发矿产和能源。自然变成被动的资源提供者，而非可以合作的参与者。体现这些官员思想的军事话语让他们把自然看成了可以被征服的敌人，这种认识意味着从基于道学的人地互动的系统论，转而强调个体产品的经济价值或者可供人们开发利用的资源价值。
广东学者魏源（1794—1856），在广东亲历鸦片战争，撰写了清朝的军事扩张史《圣武记》，想让人们从中领会清朝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精神来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者。魏源认为，为了成功地抵抗外来侵略，既需要掌握军事资源的知识，也需要培育武神精神。在魏源看来，武神崇拜远比祖先寺庙里传统敬拜的偶像要重要得多，寺庙往往主张和谐的社会关系，贬低战争的重要性。
魏源及其后的追随者都把经济发展和军人意识的培养与边疆的扩张联系起来。魏源与龚自珍（1792—1841）建议把新疆变成省，以便让那里新的汉族移民形成严肃自律的性格。与前人一样，他们把新疆恶劣的环境与当地居民的性情联系起来，不过此时的边疆人民不只是需要教化的原始野蛮人，他们还是可以为国家服务、有军事技能的有用之才，这些边疆人具有的攻击性和暴力倾向的性情使得他们成为可以动员的力量，而不再是需要被驯服的危险人物。
同样，魏源之后的自强运动也在山区寻找具有特殊武艺的战士，湘西的苗民成为曾国藩和左宗棠组建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中的主要力量。当左宗棠的军队进驻甘肃之后，他依然把这个偏僻而贫穷的省份看作活力的源头，他试着发展当地的经济，在当地创建一个羊毛加工厂，加工来自蒙古的羊毛，并在边疆地区创造新的财富。
参与自强运动的不仅是那些致力开发中国自然资源的人，到19世纪末，诸如德国的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等西方探险家和工程师就已经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寻找可资利用的矿产资源。李希霍芬曾作为工程师在美国西部停留过，他向在英国和德国的赞助商汇报了中国的大江大河以及地下丰富的煤炭贮藏可以为能源的生产提供巨大的机会：
山西或许是世界上煤炭和铁矿石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我要提供的一些细节很清楚地显示，按照目前世界煤炭消费的速度，仅山西的储量就可供世界利用几千年。(31)
自强运动的官员与海关港口的西方人之间的互动，为经济转型和环境改造提供了新的蓝图。西方的商人非常需要进一步拓展港口的分布，于是他们与省一级的官员一起设计改变城市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些城市位于长江、珠江以及黄河的河口地带。(32)
清帝国的官员在长江和黄河沿岸农田的保护以及洪水的控制方面积累了长期的经验，但是彼时他们面临着拓展河流的运载量以及提高港口城市的转运力，以便应对全球工业发展新挑战的问题。
近年来有关自强运动的研究认为，应对自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加积极的评价，而不能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就一味地否定这场运动，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它的长期影响。自强运动成功地为晚清和民国时期奠定了建立实质性国家的基础，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与大量的西方工程师进行合作，并引入大量外资帮助中国快速改造自然，力图实现工业化和成为军事强国的新目标。(33)
许多这类研究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发展，忽略了环境的转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此轰轰烈烈地建立富有而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剧烈地改变环境。中国和西方的工程师设计了许多宏伟的计划来改变河流的走向和河道的结构、开采矿产、采伐森林、为全球市场生产大量的农产品。这些计划在19世纪仅仅开了个头，但是到了民国，甚至在战争及动乱时期，更大规模的工程也持续在进行中。
20世纪中国的环境观
20世纪初，中华民国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许多来自国外的顾问、商人和学者来到中国谋取利益或寻找灵感。传教士在19世纪曾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这些新来的外国人更多的是为了世俗的目的。他们采用现代科学和工程的方法来考察社会问题，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他们尽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他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在中国西北的农村生活了许多年，非常熟悉中国农民的生活。卜凯把他的学术工作放在广泛而大量的量化调查上，而赛珍珠因为撰写一部以农民奋斗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大地》（1931）获得国际声誉（译者注：1932年赛珍珠凭借其小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以此获得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卜凯和其他农业顾问十分关注影响成千上万中国农民生活的土壤成分、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状况。他们理解环境状况对中国人生活的直接影响，但是他们更加关注减轻农村贫穷的眼前任务。其他学者则从那些利用中国经验诠释世界史的长时段大范围的宏观理论解释中获得经验，最有名的两位西方学者分别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和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他们与中国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一起，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解读，这种解读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紧密联系起来。他们继承了历史地理学科对帝国时期的分析传统，并把这种传统加以修正，以便适应现代学术研究的风格。
魏特夫曾宣称自己是拉铁摩尔的门徒，但是后来却与拉铁摩尔反目成仇，他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美国汉学家，曾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研究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中的地位问题。他在学术著作中，考察了形成中华帝国的自然结构。他与冯家昇合作的有关辽代的开拓性研究（Wittfogel and Feng，1949），详细描述了以东北为中心的游牧政权为统治定居的汉人与流动的游牧人的需要而采取的适应策略。在他有关中国农业的德文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1931）中，考察了塑造中国农业体系变迁的多重因素。他着重介绍了小范围的农耕活动，认为对小块农田——又称“园地农业”——的耕种需要艰苦的劳作、人力对畜力的指挥，并极度依靠水利。这两本书至今仍然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冀朝鼎（1903—1963）是一位与魏特夫和拉铁摩尔一样重要的中国学者，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经济地理的经典之作。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理，1936年他出版了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这本书先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地形学的宏观经济区，揭示出水系是如何决定中国的大经济区的。冀朝鼎去世后，拉铁摩尔为他写了赞颂悼词。
禹贡学会与历史地理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1893—1980）这位用现代方法做历史研究的先驱学者与其他同事发展了“疆域民族主义”的概念，宣称地理因素产生了帝国的和民族主义的中国疆域，他们使用历史地理来维护国家的统一。达素彬（Sabine Dabringhaus）追溯了自18世纪中期始至1949年间中国历史地理思想的缘起，重点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是怎样通过对古代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从而发展出捍卫疆域的强烈意愿的。(34)她的著作关注一群为《禹贡》半月刊写稿的作者，这本刊物是1934年在顾颉刚的倡导下出版的历史地理期刊。她也收入了旅行家、诗人和地理分析家们的讨论，这些人开始描绘清朝帝国19世纪中叶到达巅峰时期疆域的轮廓。她的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和国家的空间意识。
尽管许多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作者都强调对疆域和空间范围的界定，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是关注符号或者语言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达到对具体疆域的合法声明。(35)禹贡学会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门严格依靠实证研究的学科，这门学科严格界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并引用帝国时期前人的说法，认为几乎包括了18世纪末清朝最大的疆域。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固定的疆域范围的概念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这个范围包括了许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这种疆域民族主义与民国时期盛行的种族民族主义的观念既部分符合，又相互冲突。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几乎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坚持自古及今汉族的团结及领导地位，当时直接的目的是推翻野蛮的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解除他们给汉人施加的羞辱。然而1911年清朝覆灭后，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抛弃了以前狭隘的民族国家的定义，发展出五族共和的概念，这样可以继承清帝国的疆域。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以欧洲为观察对象的理论家们得出的两种理想的民族主义的定义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纯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公民民族主义（主张只要大家赞同共同的观念，每个人都有公民权），它也不是仿照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形成的“转化民族主义（transfer nationalism）”的简化形式。(36)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源自其过去漫长的帝国时代，在地理学家看来，这么长的时期构成他们宣称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的基石，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帝国遗风在中国国家界定上的重要性使得历史地理学成为讨论中国身份和中国疆域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顾颉刚与其合作研究人员把那些记述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帝国边界的清代学者看作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人。大多数这些作者被流放到新疆度过一段日子，他们出版了有关这块土地上的语言和地理的旅行日记及诗词。顾颉刚没有提到纪昀的诗，但是提到其他诗人的作品。徐松（1781—1848）于1812年被流放到新疆，写了一首长长的《新疆赋》，庆贺取得这个地方是帝国仁慈统治的明证。借助历史地图和个人观察，他在《新疆识略》中收录历史和文化的素材。他坚持通过移民实现对这个地区的进一步汉化，推动自然资源的开发，这些观点影响了经世致用学者龚自珍和魏源。张穆（1808—1849）是另一位被流放的官员，写了《蒙古游牧记》的初稿。在他死后，1859年何秋涛完成了这部著作。这部著作描述了蒙古的历史和盟旗制度，蒙古对于清统治的重要性，以及帮助蒙古抵御俄罗斯侵犯的必要性等。他作为第一位书写蒙古史的学者，也提倡通过汉族移民发展经济。福建人何秋涛（1824—1862）在其《朔方备乘》中，专门为了国防政策的需要，详细收集了俄国在边境地区的活动信息。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魏源是近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奠基人，因为他认识到清帝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并存于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世界中，但是达素彬和顾颉刚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魏源没有超越帝国权力无处不在的传统认知，但是许多流放到边疆的学者都会产生一种关乎文化差异、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急需开发边疆的醒悟。不过，魏源在《圣武记》中表达的对帝国扩张的赞美，以及他在《海国图志》中体现的全球意识皆透露出对清朝权威受到挑战的强烈感受，以及把对外国取得的成就的认识置入清朝外交政策中的必要性。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历史地理发展成一门学科。受日本的影响，从梁启超（1873—1929）开始就号召新史学研究的运动。他提倡历史不能仅仅记录事实，而应该描述所有人类的历史，而中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历史观念的变革为中国人民确定了一条直线形的朝着统一和自主的方向进步的道路，能够引导民族主义精神的形成。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王国维提出利用考古和文献印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和钱穆则与传统稍有不同，他们避免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维护自汉至清朝之间各个朝代的思想和文化的紧密联系。
这些历史学者推进了基于传统王朝建立起来的新历史观，但是他们都没有直接解决边疆在中国国家建立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那么，边疆区域应该如何被纳入到中国通史中呢？这是历史地理学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禹贡学会发行了有关东北、蒙古、新疆研究的专刊，讨论这些地区如何才能重新恢复它们过去的地位，成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失去对这些地区控制的时代背景下，地理学家们坚持维护学术传统，宣称它们与中国核心区的始终如一的联系。
不像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历史地理不需要依靠引入西方的思想，因为其自身悠久的沿革地理传统（考证各个朝代的政区变化和疆域变迁）以及对地方文化的描述，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取得同样重要的成就。1725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奉康熙皇帝之命编纂的大型类书，历史、地理是主要内容之一，占全书分量的20％。19世纪末，西方的地理学著作由来自兵工厂和工厂等地方参与自强运动的人员翻译，李希霍芬男爵为寻找矿产财富的旅行引起许多国内外人士的注意。
张相文（1866—1933）于1909年倡导成立地学会，1910年开始发行《地学杂志》，受到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是最先把中国划分成六个基本区、五个边疆地区和核心区的学者之一，他还把中国“内地”划分成八个区域，夺了此后区域地理发展的先声。
当代地理学和地质学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知的丁文江（1887—1936）在日本、竺可桢（1890—1974）在哈佛受到的影响一样。但是历史地理仍然与帝国时期的传统保持紧密的联系。当顾颉刚与谭其骧于1934年成立禹贡学会时，他们想把它建成考证研究的机构，与直接的政治宣传分离开来，并与戴季陶创办的《新亚细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新亚细亚》公开宣传同化少数民族的政治目的，具有泛亚洲的意义。顾和谭则尝试通过考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方法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发现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顾认为，被人们看作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的《禹贡》，其文本本身是秦汉时期虚构出来的，并没有描述史前时期的实际情况。禹贡学会取得巨大成功，发展成为具有400名成员的学术机构，并发起许多学术研究计划，直到1937年受日本侵华的影响而停止。顾继续参与相关领域的活动，如1941年于成都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但是他有关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是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短暂的时期。
禹贡学会对许多把自然地理与中华民族的特性联系起来的问题展开研究，包括政府权力的合法化问题、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的推进问题、多民族性以及中国穆斯林的特殊性问题等。尽管地理学家认同基于历史传承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但是对于其他问题的分歧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许多讨论和争议。对民族多元化、生态破坏以及边疆不稳定性的担忧经常会产生扰乱民族主义一致性的威胁。20世纪30年代一些代表少数人的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的观点更加契合。
他们几乎都认为，中国的边界是两千多年前就形成的自然边界，并通过检视历史上帝国国策中存在的问题来解决清代和民国丧失大片疆域的紧要问题。为了这样做，他们必须承认遍布帝国大陆的生态区域的多样性。一些像田凤章一样的学者认为，满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们就应该被统一成一个国家。顾颉刚同样也经常援引历史时期“同化”和“扩张”的术语来支持最终重新统一的观点。然而，童书业与顾争辩到，中国并不是一块均质的地理区域，而是由一个核心区和五个边区（西南、西藏、蒙古、新疆和西北）构成的。一些人认为，汉族的扩张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不是由地理决定的，他们反对文化和地理因素的相对作用，但是大多数人主张文化在克服气候与地形的差异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历史地理学者不关心非汉民族对融入帝国政权的看法，他们只用汉文资料，通常是重复帝国中心论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陶希圣代笔）中的主张：中国自上古时代就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固有边界和固有的民族构成。尽管顾颉刚和史念海认为一元的华夏文明缘起于古代多元的国家，但是其他人认识到，汉、唐、元和清在政府权力和控制中产生了重大变化。从主张在汉代或更早时期的中国及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共同文化的曾问吾，到认为这种互动直到18世纪才开始变得有意义的华企云，学者们在这种既定的特性方面存在广泛的分歧。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没有对所有社会都会经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期提出广泛的质疑，但是他们可以就各个阶段的分期进行讨论。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20世纪30年代有关边疆讨论可以让人接受的话语比较宽泛，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诸如“扩张”“垦殖”等词语来描述他们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他们把边疆地区视为几乎是空白的落后地带，这里的经济资源可以为整个国家提供强大的支持。就像前朝清代一样，他们强烈地主张投资农业、开采矿产资源、建设铁路、加强与腹地的商业联系以便增加国家的力量。开发的主要方法是加强汉族向边疆的移民，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的土著民族没有得到丝毫关注。地理学家发现汉代实行的军队垦殖、唐代实行的羁縻府州与欧洲的殖民之间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他们公开赞成汉化，把它当作将边疆民族、附属国家与中央帝国绑在一起的重要过程，有人甚至批评元朝只是间接地统治朝鲜和越南，而不是把它们与中央王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最欣赏的政体是推行扩张主义的汉朝和唐朝（但是他们忽略了唐代精英人士明显地带有来自中亚的成分）。自相矛盾的是，很少有人欣赏明朝（这是孙中山最推崇的纯汉族的政权），因为它到16世纪变得太过于注重防守。清朝总体上呈现出消极的画面，它是汉朝和唐朝政体不彻底的模仿者，但是满族被认为是已经实行自我汉化的民族，为文化的统一做出了贡献。这种“汉化”的主题是清代作为民国先行者的一个核心要素，现在则受到中外“新清史学者”的批评。
但是禹贡学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沿革地理的详细考证，为国家疆域的主张提供支持。学会期刊的发刊词宣称，大众和学者对中国边疆的忽略让那些和日本人相勾结的人之“愚蠢”而错误的观点得到推广，这些观点认为许多边疆地区已经不是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学会最根本的任务是书写有关边疆的新通史，制作一套新的历史地图，推动基于考证地理研究的新的国史。这些研究确实包含有关自然地理的信息，他们也邀请自然科学家参与。例如，请他们找到黄河和长江的真正源头，但是自然史的研究在民族国家疆域的反复论证和确认的任务面前，要居于次要地位。
关于民族地位的问题也莫衷一是，顾颉刚反对把“汉”当成民族的称谓，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地理表述，指的是确定边界范围内生活的所有人群。他的极端同化政策与蒋介石政权的观点非常相似，他也认识到民国与清朝民族政策的不同。他批评清朝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对穆斯林的敌意以及开发边疆的失误。边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产生一个整合起来的国家空间，也会形成抵抗外国统治的经济实力的来源。
只有少数像宋一清一样的学者才会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团体经常会反抗中央的政策。宋雄辩地论证这些反抗显示了少数民族的活力，而这种抵抗可以变成有利于汉族统一的力量。但是所有人都赞同加强划清边界的工作，这项工作始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但是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遗忘。同样，经济开发引起了禹贡学会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讨论经济地理在巩固国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公开主张汉族移民的垦殖技术提高了未被充分利用资源的生产力，尽管他们声称这种开发会惠及整个国家而非仅仅是中心地带的国民。
曾问吾把新疆描述成一块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土地，资源富裕，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支持。实际上，新疆在自治军阀金树仁和盛世才的统辖下，已不受南京政府的影响。但是相对于新疆和到不了的东北地区，禹贡学会更加关注汉族占优势的西北地区，他们出版了三期有关西北问题的特别专刊，并计划要到那里进行一次大型的实地考察。大量迁徙到甘肃和内蒙古的汉族移民已经为快速的发展打下基础，他们敦促对河套、鄂尔多斯及蒙古地区资源的更大投资。与拉铁摩尔截然不同的是，禹贡学会的学者信奉挑战开阔边疆的移民能够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观点，而拉铁摩尔却注意到汉族统治的无情与蒙古人民的痛苦，并把汉族移民描写成赤贫的拓荒者而非自耕农的先行者。禹员学会的学者就是美国语境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热情的跟随者，对边疆土著人民视而不见。
王同春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投资河套地区的水利工程，甚至在清末还组织了私人武装，1907年因极度残暴和拒绝服从北京的管辖而入狱。但是在20世纪初，他挽回一些名誉，被看作一位在政府监督下为西北引进新资源的私人企业家。顾颉刚和张相文都赞扬他的魄力，并把他项目的失败归咎于清朝落后的保守主义，他们也支持孙中山积极开发西北的铁路建设、把西北与国家的基础设施连接到一起的计划。
这种经济国家主义的防卫性甚于主动性：它主要是为了防止来自外界的干扰，而非主动整合所有国家元素。在国民党政府软弱无力的情形下，它更像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是经济国家主义作为基本驱动力的局面自20世纪初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尽管历史地理学者很少写到关于工业的东西，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但是他们与这些社会团体一样，确信有必要积极实现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催生新的社会。只有小部分人开始注意到生态问题，并发表保护草地、避免过度垦殖和水土流失的言论。
地理学家们也把他们的研究延伸到历史民族志，以便寻找国家统一的根源。中华民国已经丧失了支撑起清朝多民族帝国的三个支柱：统一的民事政府机构、利用“以夷攻夷”策略的能力以及皇帝这个具有至高无上的整合能力的象征。它必须找到整合的一种替代形式，把边疆的“野蛮人”变成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孙中山从20世纪最初十年提出的种族主义向多民族的公民定义的急剧转变，得到了务实型的政治家（如袁世凯）的回应，也在民族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袁在1912年的宪法中欢迎所有人民参与国家组织，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与戴季陶主张单一民族的中国的想法相反，顾颉刚同样反对任何有关汉族优越的思想意识，并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要在国史中包含各个民族的历史，对历史学家们来说会遇到诠释和实证技巧上的挑战。如果各个民族起源不同，他们是怎样被合并到一元的汉族政府和社会中去的呢？许多争论由此而来。第一部民族史成书于1939年，作者林会湘，描写了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共同形成的过程，吕思勉援引生态因素来支持汉族的统一。顾颉刚与其他学者反对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主张汉族空间自古及今的均质性），反对只根据生态标准的简单前提来划分人群的种族民族主义。齐思和支持民族至上是可以超越物质和生态划分的，他把五族的概念称作“空洞的理论”。
地理学者维护帝国“同化”的概念，主张不只是汉族，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教育，他们认为这是唯一一条迈向现代化的直线道路。他们与主张人类发展阶段是单方向且不会返回到早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把成功地适应了中国统一和现代化需要的回族当成模范少数民族。白寿彝本人就是穆斯林，也是禹贡学会的成员之一，1932年创建了伊斯兰协会，此后他主编了《中国通史》，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各民族始终如一的和谐和统一。(37)
尽管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会的学者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很多人非常容易适应共产党的政权。顾颉刚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并参与了对胡适的名声不佳的攻击。谭其骧、史念海和侯仁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但是当共产党承担起国防的任务，并施行严格的民族界定的过程中，历史地理学者不再把拯救国家当成他们主要的指导原则，他们与谭其骧一道完成有关政区地理通史的项目，并绘制一系列的中国历史地图。(38)这个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借助GIS的绘图技术，以新方式维护同样的国家边界。
尽管1949年后，中国不再面临严重的侵略威胁，引起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消除了，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讨论超越了巩固国家边疆的问题，它们同样与多变的20世纪90年代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在这些著作中看到生态方法的肇始，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跨越国家界限，尤其是冀朝鼎提出的推动区域地理研究的号召。他们尝试把中国看作由各个自治区域组成的集合体，每个区域有其自身活力和自然特点，而不是一个均质同一的国家空间。同样，在讨论边疆人民在国家内部的地位时，一些讨论者放弃将边疆刻板地描述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边疆人民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偶然事件使他们成为某些帝国而非其他帝国的一部分。
历史地理学者是这种历史研究的先驱，并且为当代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不只是把地名画到地图上，还开拓了大尺度的主题，研究中国人及其居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解决了如何通过把中国的统一根植于土地与文化之上来获得中华民族统一的紧要问题。他们的研究始于中国面临分裂和侵略的20世纪30年代，但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仍然与当代的研究有关。
然而有一位中国历史学者，虽然不是禹贡学会会员，但是因为他努力把帝国时期的实践与当代的事务联系起来研究，因而显得格外突出。邓拓（1912—1966）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的救荒通史。(39)这本书在监狱中写成，它详细考察了帝国时期中国救灾、减少洪涝灾害影响的各项政策，是第一部系统讨论灾害问题的概论性著作。尽管邓拓只是引用历史证据，但是他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政权没能做好减灾行动。他认识到帝国政府在动员谷物供应救助受灾群众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此后有关农业史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关于饥荒部分的研究，都延续了邓拓的方法。
欧文·拉铁摩尔及其遗产
在20世纪早期学者中，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着最持久的影响。(40)拉铁摩尔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旅行家、外交官、地理学家、新闻记者、商人和学者，他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边疆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研究。他在有关中国东北、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大量著作中，探讨了汉族与绿洲、森林和草原等边疆地区的民族相互接触的文化史。尽管他没有获得学位，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受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迫害而丢掉了他的学术基地，但却是他，而非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亚洲史学家，启发了我们考察跨越国家边界的那些塑造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潜在力量。他对世界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仍能从他深刻的见解中获得研究的启发。
拉铁摩尔于1900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1919年来到中国，在天津与他父亲从事进出口的生意。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混乱时代，各地军阀林立，他们都想控制国家。在厌倦了生意本身和侨民团体之后，他决意从事有关中国的深入研究，并开始游历。1925年，他在内蒙古铁路的尽头，找到了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的道路，在这里，他看到成群结队驮着从中亚来的羊毛的骆驼队和大篷车。他在呼和浩特一看到草原的边沿，就停不下前行的脚步。
同年，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利诺（Eleanor），1926年和她结婚。然后，两人一起计划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蜜月之旅。欧文沿着骆驼商队的路线穿越内蒙古，而埃利诺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俄国铁路，从东北一直到新疆，他们在铁路的一端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相遇，然后两人一起从新疆往南，穿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新疆曾是清朝统辖的最西部的地区，居民主要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20世纪初由独立的地方军阀管辖。居民们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已经覆灭的清帝国的残余势力、土匪、军阀以及流浪的游牧民族之间争夺权力的影响，生活在痛苦之中。欧文与埃利诺最终在这片混乱不堪的土地上重逢了，各自就他们穿越的偏僻而危险地方的经历写成了引人入胜的游记。欧文就这次经历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游记《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1929），而埃利诺则写了《重逢突厥斯坦》（1934），用她的话说，这是“在中国西北蜜月旅行路上的书信集”。(41)这次旅行激发了拉铁摩尔一生对蒙古人民和草原的热爱：
我带着孩子般的惊喜与商队一起旅行，深入五颜六色的高原，山脉就在眼前，山脉两边遥远的地方是陌生的国度，那或许是我一生中只会旅行一次的地方，过上几十天在其他年代的人们的生活。
拉铁摩尔很喜爱蒙古人和回族商队的领头人，但是他会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汉族农民，最让他苦恼的是不断增长的汉族人口进入草原并赶走蒙古人这一持续的压力：
汉族农民简直不懂节育和审慎的婚姻观念，以及增加孩子（存活）机会的育儿方法。（相反，他们会实施）“草率的婚姻和生育”，扩大了他们生育和婚姻的地盘，汉族会以每年10英里的速度沿着商队路线的边缘驱逐蒙古人。(42)
拉铁摩尔并不把汉族农民看作满足于在其耕种的土地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平的农业耕作者，而认为他们带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力量，受人口过剩压力的驱使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不断渗透到人口分散的边疆地区，并以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蒙古人受到耕地和房屋以及他们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步步退缩，漂亮小山中的猎物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肮脏的村庄取代原来的松树、羊群和白色的蒙古包，在我看来，真是一种悲剧。
源于在蒙古和新疆地区的旅行经历，拉铁摩尔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终生的迷恋，却十分厌恶汉族移民的居住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欧文和埃利诺返回美国，但是他们很快于1929年又回到中国。这次，他们在东北旅行，在这里，他们又看到与汉人移民对蒙古人相似的驱赶过程。在蒙古、东北和新疆地区，汉族军阀和官员积极推动汉族移民，以便对这些地区实现更加牢固的控制，并获得更多的税收。之后，国民政府会推出更加野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就像清代曾经做过的那样。相应地，由于沙俄和苏联向草原的渗透没有这么远，拉铁摩尔认为沙俄和苏联在中亚的政策比当时的中国有见识。尽管他赞同苏联及其军阀盟友的一些政策，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会经常怀疑那些不是基于人们生活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宏大理论。
1934年拉铁摩尔与魏特夫在北京发生了一次影响他一生的接触。魏特夫自认为是经验更为丰富的拉铁摩尔的门徒，他甚至劝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引用他自己的著述。开始拉铁摩尔支持魏特夫，因为他看起来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但是埃利诺警告说：“小心，这个人吹捧你是为了在美国得到一席之位。他是经常要么舔你的鞋子，要么用鞋子踩你的那种人。”(43)但是拉铁摩尔不听埃利诺的话。
作为影响很大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拉铁摩尔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被卷入有关东亚的学术和政治的激烈讨论之中，但是他仍然保持旅行的习惯。他去了莫斯科，并遇见了苏联研究蒙古的泰斗人物，他开始学习俄语。回到中国之后，他去拜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于1936年撤退到了西北的陕西延安，住在窑洞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名义上已经形成了抵抗日本的统一战线，拉铁摩尔像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认为共产党更加关注国家统一而非阶级斗争的事务。然而，他也很清楚，共产党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内战，争取对中国的绝对控制权。拉铁摩尔与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外交官的观点一样，知道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软弱无力。相比之下，共产党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政党，更真诚地致力于对抗日本的战争。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在美国爆发了一次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激烈争论，拉铁摩尔再次成为焦点人物。1950年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起了一场运动，起诉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等政府官员和一些美军成员是苏联的间谍，宣称是他们蓄意阴谋颠覆了国民党政权，并指责拉铁摩尔，把他看成是“苏联的高级间谍，也是阿尔杰一伙的带头人”。(44)
当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指控众多共产党成员已经渗透到国会当中之后，参议院国际安全小组委员会组织了听证会。会上，麦卡锡把拉铁摩尔树立为攻击的目标，而魏特夫这位他以前的门徒则以证人的身份走在攻击拉铁摩尔的最前列。魏特夫在德国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在美国变成同样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急切地加入麦卡锡的政治迫害队伍。美国联邦调查局汇编了39000页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1952年，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作伪证，但是一年之后，联邦法官不再受理这个起诉。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迫于学校理事要求解雇拉铁摩尔的压力，拿掉了拉铁摩尔任主任的学院，并剥夺了他带研究生和在其领域设立研究项目的机会。1962年，拉铁摩尔接受英格兰利兹大学的邀请，到那里成立中国研究系，推进对蒙古的研究。不久他搬到英国剑桥大学，他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和蒙古度过。蒙古人把他看作是他们最伟大的朋友、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拉铁摩尔的大量著作包括游记、政治评论、官方备忘录以及学术研究论文。他著作中的一些话题启发了之后有关塑造中国和中欧亚史的环境状况的研究，包括：1．中亚的地理以及非汉民族与中国内地的相互影响；2．地缘政治分析；3．环境决定论的问题。
草原生活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拉铁摩尔通过亲身经历获得有关草原生活的知识，他与驼队领头人一起穿越荒漠，住在肮脏的商队旅馆中，经历严寒、干旱以及旅行路途上的各种危险。他在学术研究中对那些生活方式即将消失的人们报以深深的同情。唐、元及清代草原上雄武的勇士和有利可图的商队不再存在，20世纪蒙古和中欧亚的人民却承受着贫穷、战争和被忽视的痛苦。与此同时，外来的汉族移民在国民党政府的鼓励下，以势不可当的趋势把绿洲居民和游牧民族变成依赖他人的平民，为疾病所困，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迫进入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动物产品的世界市场。拉铁摩尔的才华在于他能通过当时中欧亚衰落的景象看到它生机勃勃的过去，并把这个过去当作中国政府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
1940年首次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1958年的论文集《边疆史研究》成为拉铁摩尔学术的奠基之作(45)，为世界史中游牧主义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北方平原上的汉族居民产生了农业文明，形成了国家，他们在黄土地区松软的土地上耕作，气候适宜，降水有限，种植小麦、高粱和粟等坚硬的谷物。然而，在北方平原边缘的干旱地区，这里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草原游牧的生活。尽管有一小部分放牧人群仍然在蒙古和非洲存活下来，但是今天这种生活方式几乎都消失了。草原游牧部落依靠在草原上吃草的动物为生，而非依靠固定的耕地和稳定的居所。为了应付天气条件，找到足够的草料，他们一生都在流动，寻找合适的草原。游牧方式远非对原始的打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回归，而是一种与极端恶劣的环境较量过程中形成的高度复杂而成熟的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的方式在许多环境中都能兴旺发达，从西伯利亚针叶林和冻土地带的驯鹿人，经过从东北地区延伸到匈牙利的中欧亚草原，再到西藏高原的驯养牦牛的人群皆过着游牧的生活。此外，在非洲、南北美洲、印度和中东也可找到这种游牧人群。(46)动物的组成结构、人群的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相互影响则因地而异。拉铁摩尔最关注的是中欧亚汗国的游牧人，不过他也熟悉其他地区的游牧特点。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追溯了游牧生活方式与定居方式几千年来的相互影响，集中分析汉族政权在面对游牧民族的抵抗和掠夺时保卫并扩张疆域的活动。很长时间以来，这两种生活方式在一种紧张的互利关系中共存，谁也不能消灭谁，但是，到20世纪，中国农民打败了在蒙古的游牧人。不过拉铁摩尔并没把自己局限于对中国西北的游牧人与定居的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一节是对广袤的中欧亚地区地理、环境、人口和政治的概述，包括东北森林、蒙古草原、西藏高原以及新疆绿洲。然而，构成拉铁摩尔研究的基本原理仍然是耕地和草原之间的区别，以及人口稠密、几乎不流动的地区与人口稀少、流动性强的地区之间的区别。耕地包括地处沙漠之中的绿洲、中国内地广袤的田地和东北地区南部，流动人口包括草原游牧人、森林中的人、驯养牦牛的游牧人以及商队的生意人等。现代社会，定居的中国和俄国的人口，靠着铁路、资本主义和国家力量，渗透到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引发了地缘政治的竞争、环境的破坏，以及持续了几千年生活方式的近乎消失。
拉铁摩尔采取一种完全对立的立场简要描述了这种相互影响，他坚持认为，中国长城是一个把草原和耕地隔离开来的“绝对的边界”。同时，他也认识到贸易和文化交流产生的作用。对他而言，“真正的游牧人是贫穷的游牧人”，不受城市生活和定居农业的丝毫影响，满足于和他的动物一起经常性的迁移活动，没有长久的居所或遗迹。不过，只有一小部分游牧人能维持这么单纯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那些保持小规模部落组织的游牧人可以保留住他们的流动性和自治权。然而，通常是有野心的部落首领会努力组建超越部落的联盟，把许多部落联系到一起，覆盖很大的范围。为了建成这种联盟，大多数游牧首领发现了与定居国家进行贸易、加入他们军事联盟，甚至组建定居社会的益处，对于游牧首领而言，从邻近的定居国家获取资源，远比在一个干旱的资源分散的土地上建立政权更加容易获利。(47)
如今许多学者相信游牧方式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的黑海地区，即今乌克兰大部。大约公元前4000年，农民离开肥沃的黑土区进入土地贫瘠的地区，学会用车运输，最终学会骑马。考古学家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像拉铁摩尔一样重视驯马的重要性。(48)一旦这些人学会骑马，他们便获得巨大的力量和机动性。他们会向四面八方迅速散开，往东穿过中亚到蒙古、中国东北再到中国内地，向南通过伊朗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向西深入中东和非洲。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定居方式的国家形成于公元前倒数第二个一千年中叶，他们从最早的发源地，位于今天西安的附近地区，向北、西北和东北扩展。
定居的国家和游牧的联盟相遇，产生军事冲突、文化交流和技术进步。游牧人开发了移动工具和战争武器：马术、马车和后勤服务的网络体系——这些让他们可以利用骑兵打败定居的国家。定居的国家认识到，为了对抗游牧者，他们也必须骑到马背上，获得马车，并且学会结合骑兵和步兵的军事技巧。此时，“夷”被定居的政权用来指称那些移动的人群，这只是一个通称，并非种族名称，尤其谈不上是带有轻蔑性的用语。但是到了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期，这两种生活方式彼此鲜明地区别开来。(49)
中国境内定居的诸侯国依次巩固他们的资源基地，和游牧的骑兵结为联盟，然后与竞争的国家交战，特种部队掌握马术，并用从草原带来的新的冶金术改良武器。
尽管在拉铁摩尔看来，游牧人与定居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后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比拉铁摩尔还要更多地强调游牧联盟与定居帝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军事冲突。拉铁摩尔本人就“影子原理”发表了意见，认为游牧国家的创始人靠着他们邻近的中华帝国获得新资源。拉铁摩尔认为通过掠夺和贸易，游牧部落的首领们获得农业产品、衣物和钱财以回馈他们的追随者，通过这种方式，游牧联盟把他们的国家建造在稳定的中华帝国的影子里。
安拉托尼·哈扎罗夫（Anatoly Khazanov）和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把拉铁摩尔独创的见解演绎成游牧国家形成方式的一般性理论。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之间匈奴联盟与汉朝、7世纪到9世纪突厥帝国与唐朝的兴衰相一致，也可以解释9至13世纪之间辽、金、西夏与宋朝争夺中国疆域的原因。只有蒙古元朝从1279年到1368年短暂地征服过所有汉族中国疆域的核心地带，不过，它在定居区域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地盘留作宫廷与游牧依附者所用。
财政制度与边疆理论的革新
之后的分析家们进一步充分阐释了对拉铁摩尔模式的反对观点。财政制度是一个拉铁摩尔没有详细讨论的话题，但是它却似乎在游牧帝国和定居帝国的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50)所有帝国都需要财力资源来供养军队和官员，但是草原和农耕地区生产条件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同的税收方法。草原与农耕地区差异的程度随着朝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每个游牧政府都得适应中国的制度以便实现对定居地区的稳定控制。为了统治定居的人群，他们需要一套官僚机构，同时还需要财政收入。移动的游牧人不可能对他的依附者征很高的税，因为若是如此，对统治者不满的仆人只需要离他而去就可以免于被征税。他们靠的是允诺掠夺中所获的东西以吸引更多有野心的勇士。然而，统治定居地区时，游牧统治者拥有可以掠夺定居人群的优势，他们只需要识字的办事员、人口普查以及一个负责税收的官僚体系就可以做到这点。
当每个主要的游牧政权将统治延伸到中国核心地区时，都设计了不同却越来越成熟的财政机构。魏特夫和冯家昇的研究对象辽朝，在东北地区的游牧区和定居区维持独立的政府管理。金朝的势力极大地向中国南方拓展，它通过聘用大量的汉人公务员以扩展其官僚机构。到13世纪蒙元完全征服了汉人的中国，通过在其自身军事机构中运用宋朝的方法，发展出一套最完善的财政机构。中文历史文献中把这项改革归功于契丹人耶律楚材，是他劝说大汗，对那些定居的人群征税远比把他们赶尽杀绝以便为马场腾出地方要有利得多。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都显示出游牧和定居的政府对待土地和人口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定居政权而言，他们为了对抗草原的征服也会在机构上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有部分突厥血统的唐朝统治者在被强化的汉人官僚机构之外，另行设计一套新的以军事需求为目的的财政机构。大多数税收是谷物、布匹和劳役，而且大多数自耕农还需要服强制的兵役。此外，唐朝还利用军屯：士兵既要保卫边疆，也要开垦土地，这是自汉代以来在边疆地区施行的政策的延伸。
被辽和金的入侵赶到南方的宋朝只能严重依赖商业税收来维持军队的开销，并支付与金朝签订的和平条约产生的高额赔偿金。过度依靠商业税在中国财政实践中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标志着与汉唐制度显著的断裂。汉唐时代已经建立了一套国家对诸如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的垄断贸易，但不针对常规的贸易税收。宋朝却扩大国家垄断贸易的范围，并从商业税中获取绝大部分的政府开支。我们认为，如果宋朝没有丧失对其根本的北方农业基地的控制，那么它也不会被迫如此强烈地改变财政体系。从这个方面来讲，宋朝的例子证实了拉铁摩尔关于边疆的经验会引发制度变迁的观点。
然而，明朝（1368—1644）抵制游牧的影响，并开创了使汉族中国的绝大部分与边疆相隔绝的最长历史。明朝的开国皇帝来自中国南方，带领农民军队赶走元朝统治者，并定都南京。他的儿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为了抵抗蒙古的攻击，在北京建立了第二个首都。第二个都城的选址和布局也显示出对边疆的关注是如何塑造出明清帝国的架构的。北京的位置和设计融入了地缘思想和风水学的思考。按照汉人的观点，北京地处北方边界最北的位置，正好位于蒙古草原和东北森林的边缘地带。第三代明朝皇帝把北方首都安置在草原附近有助于其军队更好地抗击蒙古人，其北有山脉的保护，紫禁城坐北朝南，面向太阳的光照。
明朝的奠基人也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把明朝的财政体系和经济拉回到以农为本，包括废除商业税、通过再次使用纸币（以失败而告终）以摧毁货币的流通等，然而边疆的诱惑依旧。1449年，一位倒霉的明朝皇帝想入侵蒙古，却反成蒙古可汗的俘虏，在他回来以前，北京的政府工作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主持，生活一如往常。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明朝官员致力于把草原文化隔离在最远的距离范围之外，并最终建造了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几千英里长的长城，以保护这些地区免受游牧民族的掠夺。然而，即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明朝仍然与蒙古人进行活跃的贸易，用茶叶和丝绸交换蒙古的马匹，与前人如出一辙。
清朝统治者是满人，与中欧亚人群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蒙古人一样，再次成功地把游牧草原和定居地区统一在同一个政权之下。但是清朝却不像以前的征服王朝一样短暂，其统治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清朝军队自17世纪中叶始与一个主要的游牧竞争对手——活跃在西蒙古高原、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准噶尔蒙古王国展开了决战，直到18世纪中叶将之消灭。(51)在这场战争中，清朝统治者对帝国的财政、交流和行政组织进行了改革，再次体现出因边疆危机而产生的创造性影响。为应对中欧亚地区使节而设立独立分支机构理藩院，为处理紧急军务和经济信息之用而设立交流系统军机处，政府还进行了税收和人口登记制度的改革，并颁布了处理外贸商务的新举措（先是为了处理与喀什噶尔的贸易，后也在广东用于与英国人的贸易），以上这些变化都源于清朝向远方的边疆地区的扩张。当清朝在18世纪中期停止对外扩张的时候，清朝也丧失了大量的活力，等到了19世纪，面对西方强权的攻击，它更是手足无措。
以上有关王朝扩张和变革的简要叙述从拉铁摩尔的深刻见解中汲取灵感，即边疆危机在驱动中华帝国进行革新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显示出当代学者扩展他们的视野，关注于内亚边疆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影响，发现边疆危机在所有主要朝代中对于制度改革、文化取向和军事策略拥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当拉铁摩尔于1934年至1941年间做《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时，他写了一系列有关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发展变化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基于他对中华帝国、满人和蒙古人之间长时期的相互关系的知识，他评价了20世纪蒙古人的新地位。蒙古人长期被分成地处中国的内蒙古和位于戈壁沙漠以北西伯利亚以南的外蒙古，而相当多的蒙古人被置于东北地区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其他的蒙古人则生活在突厥斯坦和俄国。蒙古人分处五个地区，他们着力推动统一民族的运动，但是也遭受游牧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痛苦。许多蒙古王公从与汉族商人贸易的过程中获利，而普通的牧民因为汉族的移民而过着赤贫的生活，甚至失去生计。拉铁摩尔认为蒙古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因此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意义。
拉铁摩尔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日本确实想在20世纪30年代向蒙古扩张，以保证它对中国北方和东北的控制。1939年在蒙古和东北交界的诺门罕发生了日本和苏联争夺中欧亚控制权的战争，日本的战败决定了中欧亚北部被苏联征服的命运，而且还让苏联军队同年腾出手来入侵波兰。
拉铁摩尔的政治分析没有引用环境决定论的阐释，他转而从王公之间、臣民之间、满族官员与将军之间以及汉族移民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蒙古过去与当时发展的过程。就这些分析而言，社会和政治冲突长期占据优先位置。然而，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更宽广的时间框架中，拉铁摩尔对气候、地理以及结构的重视程度比他在《太平洋事务》中的文章要更强烈。跟随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解决了所有全球史学家们面对的问题，即如何权衡长时段的变迁与偶然事件的关系？相对环境因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社会政治的关系？又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容许与客观的历史分析相悖的预见性分析呢？不管正确与否，拉铁摩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都体现了一位娴熟的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功底。
拉铁摩尔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但是不像多数美国人，他的支持来自地缘政治的考量。他明白中华帝国的伟大历史赋予中国潜在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被动员起来，它将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中国，这个曾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受害者，一旦学会如何独立，也会向世界上其他被殖民的人民展示如何抵抗外来统治。
然而边疆的影响仍然在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东北成为日本工业原料的中心来源地，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东北的争夺决定了之后内战的进程。仅在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之后的数月，拉铁摩尔就出版了有关东北的书籍，概述了长期发生在这片边境土地上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之间的碰撞。拉铁摩尔把东北称作“蓄水池”，从这里开始，游牧部落联盟一次次组织了对地处南方的汉族中国的进攻。东北也包括了一个可供汉族殖民者渗透的缓冲地带，以便支撑他们抵抗入侵。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汉族向草原的移民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长城也主要是一个防御的堡垒。他还把中国人争取安全的心态与美国和俄国那种侵略性、探险性的意识进行了比较。
拉铁摩尔似乎着迷于对扩张时期大规模群体心理特征的宏观种族性归纳。随后的学者实际上也证实了他有关东北地区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的诸多说法，尤其是那些来自山东和西部人群的差异。但是拉铁摩尔有关中国汉族整体性的更大范围的文化概述，因过分强调种族分类而缺乏说服力。在中国其他地区，迁往边疆的移民的确看起来很像美国和俄国的拓荒者，他们积极开拓土地、寻求利益，并扩展与他们家乡之间的联系，在国外的华人也是如此。
尽管拉铁摩尔夸大了中欧亚在当时军事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对中国远离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边疆地带的关注对于我们如何看待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很多启发意义。目前，中国为了满足现代化的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它不仅要与中欧亚进行贸易，而且还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寻求商机。全球性的边疆和地缘政治在中国的未来话题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即便抗日战争和内战的主战场都发生在中国汉地的核心区，拉铁摩尔仍然早已指出发生在清朝边疆地带的帝国主义思想将会延续到20世纪。
拉铁摩尔的环境决定观和历史方法论
就像那些在他之前的清代旅行家们一样，拉铁摩尔十分关注他去过的地方的地貌形态、经济状况以及气候条件，因为他十分清楚，当地百姓的文化严重依赖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中欧亚引人注目的沙漠、绿洲和草地，与这颗星球上任何一处存在的那些困扰人类生存的严酷条件一样让许多旅行家们震惊。其他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也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大量的环境决定论的想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他从1907年到1915年在此地考察。亨廷顿认为游牧民族的大入侵都是发生在草原地区的大干旱事件之后，绝望的游牧民四处出击以寻求牧草地和食物。魏特夫同样把俄国和中国的统治追溯到他们对干旱地区水供给的强大控制。
这些作者肯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铁摩尔，因为像他一样，他们都主张对比较历史进行宏观的归纳，并把宏大的历史趋势与地理和环境联系到一起。他们也公开使用种族主义的方式描述非西方的人民，也利用文明“兴起”和“衰落”的生物学隐喻。正如罗威廉（William Rowe）注意到的一样，拉铁摩尔没有躲开这些“有害”的影响，不过他为着不同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话语。(52)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的文章，超越政治变化而关注长时段趋势，提出结构性解释。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在担任《太平洋事务》编辑期间，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政治辩论中，并开始把他有关种族和文化的看法与正在发生的事件联系到一起。他号召东北人民利用他们的力量积极抵抗日本扩张，他也为蒙古人寻找组织起来对抗国民政府和日俄的影响的机会。
在大多数著作中，他摒弃了单纯的环境决定论。1954年，他评论魏特夫偏爱理论，而不是实证研究：“魏特夫倾向于创新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术语，并用事实去迎合这些框架。”(53)
拉铁摩尔在构建宏大理论的过程中，非但没把人类当成环境暴力的受害者，反而在主张边疆成就人类的同时，坚守“人类创造边疆”的格言。
当拉铁摩尔援用“初级”和“发达”文明的常用术语时，这些术语是为着非种族的目的服务的。他尽力争论，游牧主义并不是一种相对农业来说“初级”的生产方式；相反，游牧主义自农业中演变而来，正是那些寻求逃脱政府力量约束的勇敢的先驱们通过适应草原严酷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拉铁摩尔关于草地的认识与詹姆士·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看法如出一辙，赞米亚指的是一个逃离定居的政府力量的人民的避难区域。(54)
近年来，气候科学家们收集了草原上长时期气候变迁的新资料，一些科学家拥护环境力量在游牧入侵中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论点，许多分析过于简单，让人难以置信。一份由气候学家、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合作做出的更加细致入微的考察确实发现了在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的崛起与气候之间的联系，但是它完全不同于由亨廷顿和其他学者著文倡导的干旱说。(55)13世纪早期很短的一个时间里，超过平均值的降水量刺激了草原上青草的生长，为牧群的增长提供了草料，这些增加的动物数量或许为一位有决心的领导者提供了军事动员的支持，但是这些气候条件只是提供了原始的物质材料而已，仍然需要像成吉思汗一样具有感召力的人来唤醒并动员他们。
魏特夫、亨廷顿和其他环境决定论者的解释至今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自然演变过程与人类历史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但是拉铁摩尔有关气候变迁、地理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洞见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的描述。
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时期到访的一位世界旅行家、地理学者、历史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大学教师，欧文·拉铁摩尔跨越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多得多的领域。因为他积极投身于与中国和蒙古人民的交往中，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动的写作方式，他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人对于欧亚大陆东半部地区的了解，也为环境史学家留下许多需要探索的富有成效的创见。
20世纪的工程建设、扩张和战争
20世纪不断增强的战争影响使得“对自然开战”的想法逐渐占主导，按照这种想法，自然成为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需要战胜的陌生敌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自然看作被动提供资源、阻碍人类需求的力量。两个政权都不让自然顺其自然、不受干扰地发展和变化，他们坚信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力能够改变自然。不同的是，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使之能够开展改变环境的大项目。在苏联的影响下，共产党也制订了五年计划，以便同时实现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调动人力，突破自古以来土地、水资源和气候的限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动员力量，尤其是动员人的力量也曾是国民党的目标，但是共产党期望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研究中国的自然史看起来与之毫不相关，因为新政权要扔掉旧社会的束缚，如果谁提出在自然面前人力是有限的，或者发展会受到社会或经济的限制的想法，都可能招来责难。(56)例如，曾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经济学的马寅初（1882—1982）根据马尔萨斯理论，指出大量人口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并带来危险。1957年，他在发表了《新人口论》之后受到攻击，并被打成右派，免除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直到1979年恢复名誉后，他的贡献也才被人们认识到。
本章简要介绍了有关帝国时代和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一些史料。在古典时期，许多作者为了德育教育和科学调查的目的谈到了自然过程，他们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根本的和谐关系，只有细致彻底的研究才能揭示这种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官员和农民不断改变环境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他们经常会破坏系统和谐的原则，但是却又经常提起为人所知的“道”的相互作用的系统论。同时，对边疆人群的警觉又刺激了帝国在边疆开展调查和控制的计划。19世纪和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官员都非常关注利用自然资源为军事和工业服务，他们丢掉了相互联系的系统论，把自然分割成单片的水域、土地、树林和单体的矿物。20世纪的强国在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类似武力征服的手段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直到20世纪最后十年，古典的生态思想才开始在中国复兴，人们开始理解可持续发展、自然的弹性以及与自然力量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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