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的尺度
第三章 环境史研究的尺度
人类与自然在从微小到宏观的不同尺度范围内进行互动，农民在地里耕种会改变他耕种的作物，但是他呼出的二氧化碳和豢养牲畜产生的甲烷则会影响全球的气候。大多数历史学家只研究区域史或国别史，但是现在一些环境史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在各个层面上的影响。这些互动不仅局限于单一的尺度，而且同时在许多层面上进行。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把关于人地过程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县、省、国家或帝国的范围，我将举几项近期有关多尺度人地过程的研究作为例子。这些研究包括从一个湖的演变来反映中国的命运、全球开拓边疆的历史、基于高地与低地差别产生的新的地理区域的概念，以及毛皮、茶叶和鱼类等跨越中华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界限的商品贸易的研究。最近关于黄河的一些研究也显示环境史学家是如何把地方史与中国之外的世界联系到一起的。
空间和社会科学
所有社会和人类科学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空间分析尺度的问题。在每个专业中，学者可以在不同尺度上研究各种现象，他们也知道自身对小尺度与大尺度之间的解释或许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或者个体市场的分析是被当成不同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门课来讲授的，后者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两者使用的证据和解释模式都不相同。社会学家也经常讨论“微观—宏观”的问题，或者如何以小的社区的数据和解释来归纳大范围社会变迁的问题。在地方上做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也会努力把他们对一个社会团体所做的研究与更大的趋势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全球化在地方上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地方会独立于其周围更大的世界而存在。理论家们发明了诸如“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等新词来描述这种过程，把大范围和小范围联系在一起。
地理学家最系统地分析了不同尺度上分解出的问题。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自然地理学家描述地球表面的自然特征，文化地理学家则描述特定区域内人类活动的意义及行为方式。地理学家区分“空间”和“地方”，空间是对具有量化特征的一个地区的自然描述，地方是居住在当地的人们赋予一个地区的含义。在每个层级的空间范围上，人们既认识到它作为一个空间的自然属性，也用个体和集体的话语来解释他们在此空间范围内的经历。这些含义可以赋予小到村庄，大到省、国家，甚至全球的空间范围。
历史学家并不会经常自觉地去思考如何利用空间尺度。例如，他们会因为某个地区有丰富的资料，就会选择对这个区域进行分析，或者探索某个政治事件的原因，又或是研究民族国家的兴起，他们会认为没有必要利用明确的理论术语说明空间选择的合理性。这种方法能合乎道理且切实可行地解决许多问题，但却存在局限性。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找到的材料来选择研究的尺度，那么我们的解释就会受到留下这些材料的官员视野的限制。例如，假如我们的历史分析仅仅限于地方官员用汉字记录的材料，我们就会错过用诸如英文、满文等其他语言记录的重要信息，只能看到官方视野下记载的事件过程。也许还有国家尺度范围的量化数据，但是并不出现在地方资料中。通过使用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的尺度进行各种分析，可以丰富我们的叙述。
在本章我将利用一些例子说明，历史学家是怎样综合利用不同尺度的分析，使用不同来源的材料，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对一些重要事件的综合看法的。我也会叙述我和其他同事正在进行的研究，以便探索在不同尺度书写历史的可能性。
两个有关尺度定义的关键问题是：
一、我们如何界定研究区域的范围？我们是如何把它们与毗邻区域区别开来的？
二、我们如何把一个区域、一种尺度上的事件与其他或大或小的区内或尺度上的事件联系起来？
不同的空间层级利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边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空间层级皆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来划分一个帝国或者国家的空间。
行政层级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依靠一套政府机构的行政区划来建构他们的主要论述。国家和帝国的政府机构把他们统治的空间划分成州或省，把省划分成郡县、市镇或者乡村，这样就到了地方一级。按照中国的政区划分，是县（包括州、厅）、府、省，再上到中央，故在中华帝国有四个基本的政区层级。
清代的行政层级（来源：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中华帝国的许多文献就以此来划分：许多地方志包含不同年代的县志、府志和通志。清代的巡抚和总督记录一个省或者几个省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清代1820年编成的《大清一统志》综合介绍了整个帝国的行政体系。
除了这种民事的行政区划，通常还有一套独立的军事区划，这样不同级别的军事长官可以依次向上级汇报他们管辖区域的情况。明代和清代的屯田制依赖这套体系，清代的旗人制度又是另一个例子。在州县制和军事区划之外，清朝还建立了许多其他的行政制度，包括诸如蒙古的盟旗制度、新疆的伯克制，以及西南的土司制等。
学者对这些行政体系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行政体系最主要的优点是每个管辖范围都被清晰地界定，因为官员们强烈希望划清各人管辖的百姓，确保收到正确的税收。此外，他们还想防止争端，因为当界线不明时，人们会在地方的层面上展开对资源的争夺，所以，有时不同省份之间如何划界的争议会揭示出当地环境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
同时，官员通常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收集系统的统计资料，时间长了，就会成为重要的经济和环境数据的来源。例如历史学家已经收集了清代大量的谷物价格数据，这些数据首先来自县一级，然后向府一级汇报，被记载下来之后，再递交给在北京的皇帝。官员们也收集常平仓的谷物储量的数据，其目的是通过买卖谷物来平稳粮价。这些系统的物价和谷物报告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和19世纪有关谷物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的详尽资料。(1)
不过这种报告仍然有局限性，他们只包括官员感兴趣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关乎税收、人口、谷物和土地的信息，其他种类的信息非常匮乏。除了谷物之外的物产信息非常少，而且仅散见于与收获有关的民间宗教活动的记载中。例如，地方志会记载许多官员举行祈雨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不会出现在官员的汇报中。(2)另外，地方志也有局限性，因为它只是记载发生在具有清晰边界的区域内的信息。官员不会考虑发生在其管辖区域范围之外的事件，游移在边界之间的任何事件都不会出现在地方记录中，如果我们只依靠地方志的话，那么会让我们很难追寻那些移动的事物，不管它是人物、物产、文化活动，还是平民的起义等。
例如，最好的例子是18世纪发生在江西到湖南的重要的移民事件，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并不是通过官方的汇报，而是依靠家谱、地方志以及许多绘有江西居民喜爱的万寿宫位置的地图。(3)在不同空间层级之间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往往超越了行政区域的界线，所以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些不同的空间层级。
经济层级
第二种空间体系是经济层级，它描绘出货物从产地进入市镇，再向上流通到中央城市，之后，再从城市流转至乡镇市场，回归乡村居民消费者的路径。这种路径并不是基于政治的方式，而是经济的方式，由交通的费用来决定。它遵循一个简单的原理：在铁路未修筑之前的前现代社会里的任何地方，水运总是比陆运要便宜得多，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廉价的日常产品是通过大江大河的河运和沿海的海运来运输的。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境内主要河流的流域和海洋的海域来界定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区域。在欧洲，这些水域包括像法国和德国的莱茵河、东欧和俄国的顿河、多瑙河、伏尔加河等大河以及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在中国，冀朝鼎是通过相关主要河流系统对中国的经济地理进行研究的奠基人，施坚雅在冀朝鼎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基于地形地貌特点的帝国大区学说。(4)
施坚雅的经济区模式强烈地影响了几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也是少有的能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社会学家产生强烈影响的中国研究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1964年到1985年之间出版的，但是甚至直到2008年去世之后，他有关中国经济史体系的总体认识的影响仍然一直延续至今。
施坚雅最初把中华帝国的内地分成八个大区域：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岭南以及西南的云贵高原。(5)
我们注意到施坚雅八个分区中有七个区域是以水道作为分区的界线，两个区域沿北方的黄河分布，三个区域正好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吻合，一个在珠江流域，福建大经济区则沿中国东南沿海分布，云贵高原地区是个例外，正如施坚雅所言，这个地区缺乏一个河流盆地的中心地带。施坚雅模式对中心与边缘的定义也是按照河流的流向来确定的。人口集聚的核心区是货物集中的地区，也正是许多河流的交汇处，三角洲由运河塑造而沿海地带的航运连接许多港口。边缘地带则位于山区、丛林以及难以到达的地区。
施坚雅的大区与主要河流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来源：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施坚雅模式中的城市层级也遵循核心和边缘地带的原理。他不仅把地理决定论运用在大经济区的层级中，而且还运用在地方层级上。地方城市和市镇往往会集中分布在河流交汇处，以及交通费用比山区少的平原上。
施坚雅模式在引导我们做中国的地域空间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理论最初是从他对四川盆地进行野外调查的过程中产生的，这里市镇的分布，以及市镇开市的时间都为运输费用如何塑造地域空间形态提供了清晰可见的例子。
施坚雅模式提供了一种行政区划层级之外的空间层级分区方式，尽管两者有时会重叠。他的每个大区都与几个省份的边界相重合。他认为，形成经济空间的逻辑与行政空间的逻辑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的市镇系统从地方定期的集市延伸到最大的城市，并产生了帝国官员不得不应对的强大的经济动力。正如施坚雅和所有社会史学家们认识到的一样，中国的历史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和掌握权力的官员的历史、战争史以及政治史，还包括个体小商贩、行商、大规模商会以及远洋贸易的历史。这些历史的过程与简单的王朝兴衰史千差万别，因为每个区域的系统有其自身特殊的动力机制，所以区域经济体系的周期独立于王朝的兴衰而自行运转。
我第一本书(6)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这是施坚雅长江中游大区中所包括的三个省份之一。我的确发现它与湖北和江西省有一些共通之处，这个事实无论在大区还是低一级区域的经济和环境变迁的分析中都很清楚地展现出来。在大区层级上，湖南与湖北、江西一样，水的供应是由长江干流中游及其支流的水量决定的，这三个省都有山区的边缘地带以及许多流入长江的支流，这种地形条件使得当地可以种植稻谷，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在地方的层级上，湖南省最富有的地区是洞庭湖一带。农民从明清时期就开始围湖造田，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人口密度的增长。在帝国的层面，湖南向下游的江南出口多余的稻米，两个地区之间建立起经济的互补关系，因此我对湖南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省，而是涉及其上下两个区域的层级。其他学者，如萧邦齐（Keith Schoppa）也做了基于施坚雅模式的区域分析。(7)
不过，施坚雅模式也有局限性。他对经济层级的划分是基于运输费用之上的，他认为，其他诸如社会和文化的活动也遵循同样的空间结构。从环境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施坚雅过度认为自然过程是静止不动的，他只是简单地把河流和山脉当作限制人类活动的背景——这一点很像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它们不是能够改变自身地球物理形态和水文形式的物质实体，而是只会决定运输费用的抽象概念。但是，相对而言，环境史学者并不认为，这种毫无生命气息、静止不动的物体能对充满生机的人类活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强调自然过程恒久的变迁和偶然的变化，包括山脉的风化、河道的变迁等，都是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
施坚雅也过分依赖仅仅基于经济费用的决定论。例如，他声称，一般而言，人们会与身处同一个市场体系的经济区内的人结婚，因为人们只会到离他们的乡村一定距离的地方寻找丈夫或者妻子。亲戚关系，包括宗族关系也会与市场体系相匹配，许多宗教和民族的分区也是一样。学者纷纷试图去验证这些观点，他们发现有时符合，有时并不是这样。即便是在经济层面上，有些市场结构也与施坚雅简化的六边形模式不相符合，当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区域时，他们更倾向于独立于这种模式而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注意到还有第三种形式的空间层级，文化空间的层级就有部分是独立于行政区划和经济结构而存在的。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描述了华北地区存在的一种“文化的权力关系”，在多种空间尺度上把村民与地方上的士绅绑在一起。(9)治水和看护庄稼的各种组织依靠特殊的仪式来吸收、管理他们的成员。这些组织也包括宗族及其分支关系，扩展到几个村庄或者几个县。同样，寺庙住持及其信徒构成的空间层级也会扩展到很远的距离之外，香客们沿着久而久之形成的进香路线到朝拜的地点，而非按照地方市场体系的路线。例如，圣山泰山基于进香活动，自身发展出一套市场体系。显然，宗教和经济活动互相影响，因为香客对商人有需求，而商人沿用香客走过的线路。但是按照宗教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规律组织空间的方式，并不一定是相同的。
甚至在经济圈中，商人也可能在区域和地方体系的范围之外活动，许多商人通过发展亲缘关系在很远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尽管徽商的大本营在安徽的山区，但是他们在帝国建立了跨越多个区域的商业网络。同样，山西票商也把他们原来以北方为基地的票号扩展到帝国的其他地区。(10)
军事组织也会依靠不同的空间资源而非仅经济层级的资源。19世纪的军事化，吸引了靠科举考试联系起来的湖南的地方士绅们在全省成立武装组织，但是这些民兵组织的士兵并不是来自经济核心地带的人群，而主要是来自湘西的苗民和周边地区的战士。(11)
总之，在许多场合下，施坚雅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模式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它是非常有用的指导原则，但并非中国空间结构的权威理论。
超越施坚雅和“中国内地（China Proper）”的论述
施坚雅很少讨论中国内地之外其他地区的区域结构。实际上，他的模式虽然主要利用的是19世纪的数据，但是却把分析限制在明朝的边界之内（他没有认识到清朝的台湾属于东南沿海的区域，东北也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区）。新清史的历史学者当然讨论过，汉族核心地带之外地区的历史对清朝的社会结构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满人统治者本身就来自中欧亚地区。满人并不把边疆地区仅仅当作边缘地带，而且这些地区也并非是依靠核心地区的贫穷而偏远的地区，相反，它们在文化、地理和环境方面自成一体。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环境史学家们利用各自的定义来分析类似的边疆地带。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描述了18、19世纪北美“中间地带”的特点，这是一个脱离任何一个州政府管辖的地区。在这个对应今天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范围里，英法帝国、商人和当地的土著之间互相谈判，谋取灵活的外交、文化和经济关系。(12)而当地独有的森林和大江大河的环境、毛皮动物以及欧洲涌入的产品一起塑造了这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长达一百多年。
在清帝国的一些边境线上，例如西南地区，类似的相互作用也在进行着。纪若诚（Pat Giersch）利用“中间地带”这个概念来分析18世纪云南境内汉族居民之间、清朝和缅甸、当地的山民以及商人之间的关系。(13)施坚雅关注西南边缘地带与以昆明为中心的核心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纪若诚和其他学者则跨越云南边界，关注缅甸和越南的相关进程。其他历史学者也开始穿过中国与越南的边界，来寻找联系。(14)满人、回民、蒙古人、藏人和突厥人之间也在清朝的其他边界地区进行着类似的交易谈判。
“中间地带”的概念强调谈判、交流以及平衡的关系，另一种有关边疆地带的观点则把它看成一个军事冲突和军事占领的地区。当帝国和国家的势力扩展到这些地区时，他们会试图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并把这些地区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例如，18世纪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变动的“边界”在1848年墨西哥战争之后，变成明确的边界。(15)雍正皇帝废除土司制度，把边疆地区变成郡县也是体现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既然这样，只考虑运输费用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中就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军事安全和政区整合优先于交通和地方生态的限制因素。
全球影响
施坚雅模式关注地方社会，倾向于弱化全球化对清帝国的影响。例如，在他看来，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对某个大区都产生过根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撼动整个帝国。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渗透到沿海通商口岸，但是对于内地的影响要小得多。在施坚雅主编的有关中国城市体系的书中对地方城市社会的分析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城乡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对地方社会的关注很像年鉴学派对不受中央政府政治影响的渐进的、长期的变化的强调。当然，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一样，华北社会以北京为中心，在所有大区中，它受到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也最大，但是其他地区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周期。
有关外部影响和地方或者区域的内动力因素哪个更重要的争论，还在施坚雅模式的追随者和批评者间继续，外贸在清代生产总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也许少于2％，所以就整个帝国而言，相对不重要。今天，外贸量已占中国GDP的50％以上。另外，像在长江下游地区，自19世纪以来，外贸就已成为主要的驱动力，即便是很小的占比也会对重要的生产领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今天我们认识到，全球贸易的力量、移民和文化的交流能深入影响地方社会，直接或间接地重新塑造这些社会的形态。有关远至16世纪的亚洲地方社会的最新研究表明，甚至自16世纪以来，许多地方与全球就已经存在广泛的联系。(16)我们只要看一下内蒙古、广东以及朝鲜、日本、南亚或者伊朗，就会发现许多超越地方系统影响之外的联系。
总之，历史学家可以利用许多空间概念的方法来做分析，政府官僚着力强化明显的边界，消除空白地带或模糊地带以便“把它们画到地图上”，形成清晰的边界。(17)但是许多人群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控制，他们采取灵活的取向、多变的策略，并依托模糊的边界，以寻求自身利益。依靠官方文献的历史学家必须随时认识到政区边界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寻找那些不是那么明确的空间范围，这些空间范围也会影响人们的行动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
运用不同空间尺度分析的三个例子
这部分会给大家举三个例子，说明历史学家界定边界以及把不同空间尺度联系起来研究的方法，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简单地定义为微史（microhistory）、遥联（teleconnection）以及全球边疆的研究（the study of global frontiers）。这些研究方法首先都会选择一个小区，对之进行或长或短的时段研究，然后在对这些区域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更大的空间范围的历史过程。
1．微史
微史假设一个小地方的经验包含了大量有关更大的区域内事件和过程的信息，拉丁语中的“multum in parvo”（以小见大）概括了这个原理。
英文中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奠基之作是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于1984年发表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丹顿仿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经典之作《巴厘岛人斗鸡记》（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的模式写了这本书。(18)
两人各自选择一个地方来思考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法国工厂的工人，要么是巴厘岛的村民。丹顿利用了一份法国工人写于18世纪的材料。这份材料描述了他及其工友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屠杀那些成群出没于他们工厂的猫。格尔茨则是利用他对一个在巴厘岛乡村进行的斗鸡活动的亲身观察，来显示斗鸡活动如何体现巴厘岛社会中男人的价值。通过利用一种被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描述方式，他们详细描述了这些活动，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描写，对更大范围的法国人或巴厘岛人的性格做了一些归纳。
从此以后，微史成为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尤其在欧洲史和美国史的撰写之中更是如此。(19)就中国史的研究而言，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Death of Woman Wang）和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Soulstealers）都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之作。尤其是孔飞力，通过对一次个体事件的详细叙述，来反映清朝社会以及帝国统治下的文化特点。(20)
环境史学家也可以运用这种通过小区域的研究来反映更大的历史走向的方法。如萧邦齐的《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以及本人对洞庭湖地区的讨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21)
萧邦齐的著作是一部微史，着重讨论了中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基于地方志，他研究了浙江地区湘湖这个小湖九个世纪的历史，但是，他还把湘湖的历史拓展成有关中国甚至中华文明许多世纪的一个微缩的历史。(22)
12世纪宋代的四个官员主持开挖了这个湖泊，他们劝说当地的士绅捐出土地，来解决老百姓的灌溉问题。这个湖一开始有37000亩，是热心公益的大成就。但是这个湖泊面临诸多敌人，包括入侵的军队、商业的利益，以及当地的士绅，他们或想利用湖底的淤泥来制砖瓦，或想切断便于通往他们田产的桥梁，或是想围湖造田等。保护湘湖的有诗人李白和文天祥，他们赞美湘湖的景色；有为了地方百姓的利益而保护该湖的地方官员；还有当地的历史学家，他们仔细记录下该湖的显赫历史以便保护其文化价值。毛奇龄是一位忠于明代的知识分子，信奉佛教，也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为了防止当地的一些家族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湘湖一分为二，他写了第一部湘湖专史。不过，有时当地的士绅确实会联合起来维持社区的整体性，并组建一些“社会”，以利用私人资金开展水利设施工程的建设。尽管历经动乱、改朝换代和人们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湘湖还是从宋代延续到了清代，成就了六百年的历史。
然而，到了20世纪，战乱结束了湘湖辉煌的历史。国民党政府同意对整个湖泊的围垦，到了1955年，当地政府挖出了湖中淤积的所有黏土，并用污染严重的工业取代了原来的野鸭、浮萍、亭子、鱼和祠堂。萧邦齐的书写于1989年，他把这个湖看作中华文明的一个隐喻。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让人感到像是一首悼念和谐价值的终结以及徒劳无力地保护公共利益的悲歌。尽管保护它的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强大的军队、政府以及私人的利益终于打败了那些尝试保护公共利益和雅致风景的人，湘湖终于消失了。
然而就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湘湖在历史车轮中的一个新的轮回，这个湖被重建了。杭州政府把它提升为著名的西湖的“姐妹湖”。西湖是杭州的一个主要观光点，也是浓缩体现古今中国秀美文化的一个风景名胜区。官方报道合宜地省去了对该湖长期被破坏的历史，只是把今天的湖泊与唐诗宋词所赞美的华丽景观相对接。
萧邦齐把一小片水域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利用微史阐释大问题的任务，湘湖的英雄们感受到了要保护自然资源、优美的风景以及后代福祉的责任。对他们而言，正如对我们一样，环境史包含了科学和道德的目的。毛奇龄与其他人热烈地讨论湘湖的保护问题，不过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历史研究和实地考察得出的客观认知之上。萧邦齐也是如此，他对已经逝去的湖泊的悲歌中透露了他的价值观。与前人一样，他把久逝的文人的奋斗再次带回生活中来，通过引用宋代学者蔡攀龙“叠嶂遐岚，映湘湖之豪气”(23)的文字，把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关切联系到了一起。
我研究的湖南洞庭湖也有相似的几百年的历史。(24)洞庭湖比湘湖大得多，而且它是长江中游水文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正常年份，它汇集了湖南主要河流的径流，形成一个大水库，然后再慢慢地注入长江。当长江发生洪水时，洞庭湖会吸纳一部分洪水，这样可以减缓长江洪水对下游省份的影响。从明到清，农民开始在湖区边缘地带围湖造田，种植稻谷，并把稻谷卖到长江下游地区。然而，围湖造田减少了洞庭湖的面积，从而降低该湖在防洪中的作用。当地官员认识到过度围湖造田会带来危险，但是禁令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湖南山区的居民砍伐森林，加重了水土流失。泥沙顺着河流流进了湖泊，降低了湖泊作为水库的蓄水量。洞庭湖没有消失，但是湖泊面积急剧减少，而长江沿岸的洪灾增加了，最终导致五省受淹、几百万人丧生的1931年长江大洪水的发生。(25)
如何把萧邦齐的湘湖故事与湖南洞庭湖的故事做比较呢？洞庭湖地处文化不是很发达的湖广地区，也没有湘湖的风景优美，不过，洞庭湖东北角的岳阳楼自宋代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问世之后就名扬四海，今天，这里已是AAAAA级旅游景区。然而，洞庭湖经历过类似的努力生存的过程。尽管恪尽职守的官员努力保护洞庭湖，但是对湖区的围垦从没有停过，因此湖区面积不断缩小。这些官员就像萧邦齐书中的诗人和历史学家一样，是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尽力减轻洪灾的危险。他们的敌人是当地的地主和佃农，这些人沿湖建造的垸把湖泊分割成一片片的湖田，这些湖田就变成了他们的私田。官员把这些垸分成三类：一类是官垸，或者是由官方支持并同意建造的公垸；一类是私人出资、官方同意建造的私垸；还有一类是违反官方规定建造的不合法的垸。随着从长江下游迁入的移民不断增多，私垸迅速增加，湖面因此丧失了30％的面积。
湘湖和洞庭湖的历史都展现出想保护它们并把它们当作重要自然资源的一方与为着私利开发湖泊的一方之间的冲突，两个湖泊的故事都为当代环境保护提供了教训。洞庭湖的情形是铤而走险的农民推动了湖泊的围垦，而湘湖的情况是有钱有势的家族为了利益而围垦湖泊，但是环境变迁的过程是一样的。洞庭湖地区“公垸”这个词的使用，与19世纪浙江地区出现的“社会”，都揭示了中国在政府与个体家庭之间确实存在着社会组织，他们是“公共的”，因为他们服务于更大的共同体，而这些组织由个体家庭自愿合作而形成，他们关注环境保护。当代环境学家认识到，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非政府组织的私人团体在为公众利益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历史学家们认为，类似的组织在中华帝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舟山群岛的渔社规定了渔船的大小以及捕鱼量，以便保护鱼群的数量，他们把这些规章制度刻在岛上的鱼神庙里。(26)但是这些组织发起的环境保护会碰到一个尺度的问题：他们只能在小的社区层面上运作，更大层面上是行不通的。在湘湖这么小的尺度层面上，活跃的学者和官员可以把对环境破坏性的开发推迟一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洞庭湖是一个比湘湖大得多的社区，地处长江中游，利用该湖的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广泛的冲突，一般而言，官员是没有办法高效管理这个系统的。舟山渔民也一样，他们无法保护渔场不受日本捕鱼工业技术传入的影响。
总之，中华帝国确实有一批活跃团体、官员以及私人团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今天中国兴起的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传入的思想，但是当时这些团体弱小、分散，无法抵抗强大得多的军事安全、政治控制和经济利益的力量。今天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形成了更大、更有影响力的组织，但是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荒政
有关救荒的研究也能揭示环境史学家是如何进行跨尺度分析的。一次灾害或许只会降临到某个小区域，但是它的影响会扩散到更大的区域，因为难民会从受灾的地区逃到邻近区域，而政府和救灾组织会调动救援物资运到这个地区。一次大的灾害会影响到一个政权的根本合法性问题，它可能还会引来外国势力或组织的介入。有关清代和20世纪饥荒的几项研究都清楚地证实它们广泛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学家李明珠（Lilian M．Li）的带领下，一群历史学家开始考察近代中国食物供应和饥荒的问题。1980年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跨学科会议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水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有关这个议题下的常见问题。这次讨论会上的一些文章发表在1982年出版的《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27)之后，由于清宫档案保留了大量有关谷物价格和粮仓存粮的定量数据，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些成员合作开展了对中华帝国的常平仓系统的研究，并于1991年出版了《养民：中国民间粮仓体系（1650—1850年）》（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1980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发表了用法文写成的有关1744年华北赈灾的研究，1990年译成英文。2007年李明珠又出版了一本全面反映清朝和20世纪淮河地区饥荒救济的杰作，邓海伦（Helen Dunstan）利用《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档案资料，对清朝谷物分配政策的讨论开展了审慎的考证研究。(28)
西方有关地区饥荒以及救灾的研究传统近20年来一直在延续。在中国，我们可以把这个传统追溯到1937年邓云特的开创性研究，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李文海和夏明方的研究。
下面我会重点介绍另一种有关荒政的研究方法，涉及把不同的空间尺度联系到一起的问题。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铁泪图》（Tears from Iron）更多地从文化而非定量的角度来研究1876年到1879年的华北奇荒。(29)她仔细描述了导致非常严重的山西饥荒的经济衰退的背景，不过她只关注两个群体对饥荒的介绍以及救灾的工作，这两个群体分别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士绅和商人，以及来自英美的全球救灾行动的组织者。通过考察这两个不同团体的救济活动，她揭示了山西饥荒救济活动之所以取得成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球救灾组织。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国际教会慈善组织的参与，这种新方式使得外国人与中国人能够在中国内地广泛地开展粮食的救助活动。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他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一书中，从另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山西大饥荒。(30)对他而言，山西饥荒是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落后国家的饥荒事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资本帝国主义潜在的驱动力。两位作者都把山西事件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体系之中，但是他们的写法因受不同政治和历史观的影响而大相径庭。
华北大饥荒似乎是中华帝国漫长的饥荒史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76年到1879年，影响范围涉及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和山东等北方五个省。当时有人写道：
野无青草，户绝炊烟。或捕鼠，或罗雀，或麦柴磨粉，枯草作饼；呜呼！此何等食品乎！人死人食，人食人死。人死成疫，人疫死人。食疫人，人复死。死丧接踵。(31)
山西是饥荒发生的中心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或者死于饥饿，或者死于疾病，或者到别处去逃荒，总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一千五百万。艾志瑞主要关注饥民和减灾人员的文化反应。她的研究不仅是区域研究，而且是山西饥荒对华北地区、中华帝国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更加广泛的影响的研究。正如一块扔进湖泊中的石头所引起的涟漪一样，华北庄稼歉收的影响一圈圈地传播到更加广阔而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中去。
谢家福和田子琳是两位来自上海地区富有的慈善家，他们出版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这是一本描述饥荒导致可怕后果的宣传册，其目的是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这些受害者产生同情并捐款。这本小册子在江南地区的士绅以及商人之中广泛流传，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把这本中文的宣传册译成英文，以便从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者那里募捐，中国饥荒救济基金委员会把它传播到了美国和英国。(32)
艾志瑞用饥荒以及国际合作减轻饥荒的故事当作讨论中西方文化解读自然灾害的方法。这样，饥荒本身就被当成一种反映大视野的微史。通过考察这件事，她总结出了中西方很长时期以来特有的强大力量和信仰体系。
从中国精英的角度来看，饥荒既是道德退化的后果，也是对道德退化的警示，因为富人没有施行善举、政府软弱、官员腐败，故上天惩罚中国人，饥荒成为不可避免的报应，是自然力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恢复天地之间恰当的平衡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善良的精英和官员们一起施行善举、捐献救灾的资金，帮助华北饥饿的人群。在上海商人看来，他们应该把他们的命运与华北地区老百姓的幸福联系起来，如果他们慷慨捐赠，那么当他们死后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来生得到好的回报。
西方传教士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相信上帝会审判人类，并惩罚人类的罪恶，不过他们解决的方法强调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看来，饥荒是交通不便、商业衰退、自然不可把握的结果，也是政府无能和地方叛乱带来的恶果。为了向美英大众寻求资金，他们利用了参与慈善工作的中国同行们使用的图片和语言，以便引发捐赠者的同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关注如何把食物运送到饥饿的人群手里。因此，他们认为，为了防止将来的灾难，中国需要大量投资道路和运输系统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组求助人员都没有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减轻饥荒的能力造成的影响，他们也没有直接质问清政府的软弱和腐败，他们只是怀着超越不同文化之上的人类共有的恻隐之心来做这件事。
与艾志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迈克·戴维斯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对19世纪末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破坏性影响。《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描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世界各地的一系列饥荒事件，印度、巴西、非洲和中国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个物质因素引起了这些饥荒，即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驱动。这些饥荒都发生在世界上的殖民或半殖民地区，主要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他详细讨论了19世纪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影响。在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原来通常会随着季风降临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雨带会往东移动到太平洋上，导致印度严重的干旱。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另一面的秘鲁海岸带会出现大量降水。根据戴维斯的研究，厄尔尼诺现象也会影响其他地区的降水，比如中国的华北地区，以及巴西和非洲。
《河南奇荒铁泪图》中的一幅插图
戴维斯认为，厄尔尼诺会导致降水的缺乏并影响全球的收成，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气候决定论者。他认为，政府应对降水不足的方式才是决定成千上万的人是否挨饿的重要原因。根据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政府不应该干涉谷物市场的运行，应该让自由市场刺激商人，让他们把谷物运到谷物缺乏的地区去，也不应该设定价格或者利用政府资金和减灾物品来干扰市场。戴维斯特别谴责印度总督柯曾勋爵（Lord Curzon），他为了维护这种经济教条让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
上百万的人死去，这些人并不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而是正处在被迫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框架中去的人。(33)
当他谈到中国时，他也批评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使得这个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救灾运动。
英国毒品走私人为造成了清政府攀升的贸易赤字，同样也加速了常平仓的崩溃，而这是清帝国对付旱涝灾害的第一道防线。(34)
因此，戴维斯和艾志瑞在对导致饥荒的原因以及救灾行动的效率方面的论述天差地别，但是他们都利用了创新的方法把华北地区的饥荒和世界背景联系到了一起。艾志瑞采用了倡导减灾运动的人们表述的文化和宗教的观点，戴维斯则探讨了不为时人所知的全球变化的动力作用，以及世界各地英国官员应对饥荒的观念。
我认为两种方法都很有价值，但是也都有局限性。艾志瑞的方法忽略了物质的因素，正是这些物质因素最终导致中国和西方救济不力。尽管中国和西方的捐赠人想尽各种方法表达他们的善心，但是在华北只有很少的饥民得到了救助。相比之下，戴维斯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咎于物质方面的气候影响以及帝国主义造成的破坏。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清朝官员的战略思想。19世纪70年代的清政府并不像戴维斯声称的那样软弱。相对于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状况而言，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前后设立的厘金制度和海关制度成为清朝和英国税收的一个稳定来源。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洋务运动正好起步。
从1874年到1877年，就在华北饥荒发生前夕，李鸿章和左宗棠参与了一场有关如何分配可资利用的资金来启动洋务运动的著名辩论。(35)李鸿章主张把大部分筹集的资金用于建造海军，以便对抗日本；左宗棠则要建一支可以抵抗俄国的陆军。日本已于1874年占领了琉球，直到中国赔偿它50万两白银之后才撤回去。俄国则趁新疆阿古柏叛乱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河谷。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值得防御，并建议这个地区实行自治，由当地土著首领管理，只需留少量的军队在此屯垦，节省下来的至少1000万两白银就可用于组建沿海舰队。
左宗棠及其支持者则认为，俄国的威胁是“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沿海的威胁像“四肢之病，患远而轻”。他援引乾隆皇帝征服蒙古和新疆的巨大成功支持他在西北发起军事活动的建议。朝廷支持左宗棠，并给他5100万两白银用于收复新疆，赶走俄国人。李鸿章的海军只得到每年400万两的配额。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向上海商人借款，补充政府的资金。左宗棠甚至还向俄国人购买550万千克的谷物救济遥远的西北地区的农民。(36)
日本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似乎证明朝廷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这样的结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战略考虑。1884年，左宗棠成功地把俄国人从新疆赶出去，证明他组织军队保卫中欧亚边疆的建议是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军力上是超过日本的，它被打败主要与指挥不力有关，而不是因为资金缺乏。
不管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问题，我们应该牢记，尽管李鸿章和左宗棠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把重点放到中国边疆的军事和经济开发上，而忽略了华北的心腹地带。李鸿章确实把一部分政府资金用于饥荒救济，仅山西一省就收到了直接用于救济的70万两白银、来自土地税和海关税的27万两白银，以及从其他省份借贷的150万两白银。然而，私人的救济款项为1200万两，国际救济款项为20万两，私人捐款大大超过政府的资助，但把这些白银加在一起也比左宗棠用于军事上的款项少得多，也不如李鸿章创建海军的政府资助和贷款。
再者，导致华北饥荒非常严重的关键原因还在于华北的道路状况，传教士们的信件中经常提到把救济物资运送到灾区遭遇的困难：
我们已经通过政府买办在天津和其他地区采购了充足的谷物，但是山西和毗邻省份可资运输的畜力不够，难以运送这些物资。当物品运到关口时，由于山谷中的道路非常狭窄，所以一半的物资只好在晚上运输，另一半在白天运输，防止在山谷中的等待延缓物资运送的时间。(37)
为什么清政府没有投资修建华北的道路呢？他们如果这样做了，不仅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而且还可以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如艾志瑞所言，17、18世纪的山西曾经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发达省份，但是由于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地方政府的衰弱，山西落后了。
实际上，清政府的官员故意选择了牺牲华北周边地区的利益，以防卫地处中亚地区的帝国遥远的边疆。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山东省边缘地区的研究，也描述了类似导致19世纪末山东农村地区环境退化的政策。(38)
因此，除了艾志瑞和戴维斯强调的气候、物质和文化的原因，我们还需要注意清政府的政治抉择。中国并不是像印度一样的殖民政权，在印度，统治阶级是一个完全不同种族的阶层，只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统治殖民地。清朝的精英阶层由满、汉、蒙共同构成，他们的共同利益是确保百姓的福祉。虽然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有许多租界，而且还依赖外资，因此被称为“半殖民地”，但是清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中央权力，并且能够制定自己的国策以及经济政策，我们应该把赈灾不力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清政府优先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边疆国防，而不是改进华北地区基础建设的政策。
这个例子说明饥荒和自然灾害会在许多空间尺度上对任何政治体制造成剧烈的冲击，政治与自然和经济的力量一样，也会在许多不同层面上起作用，并把地缘政治的策略与地方投资联系在一起。为了全面理解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综合考虑自然、经济和政治的因素。
3．边疆地带的终结
现在我们转到全球尺度上来讨论环境史。当然要在这么宏大的尺度范围内来书写历史会困难重重，这种历史类型最广为人知的是世界史的教科书，这是刚开始学习历史的学生所必备的入门书，它的作者也面临许多挑战。他们不得不简化许多复杂的过程，并作简明扼要却又引人入胜的叙述，与此同时，还要试图生成一幅幅整个世界史连贯发展的画面，这是一个困难重重但是意义重大的任务。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应该对世界史有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但是他们也不应该把世界史看作一系列必须熟记以应付考试的历史事实，而是将之当作有关人类共同体的完整叙述。
在美国许多大学世界史课程颇受欢迎，市场上对历史教科书的需求也在增加，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合作，共同撰写世界史的教科书，部分教科书已经把环境史和边疆史列为主题。(39)
不过我这里只介绍有关16世纪到18世纪发生在全球边疆地区的扩张以及商品贸易的研究计划。约翰·理查德（John Richard）是一位杜克大学的历史学者，他最初是一位研究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历史学者。由此入手，他进而把研究延伸到对全球边疆史的考察，并在他去世前不久的2003年出版了《未终结的边疆》（The Unending Frontier）。(40)
理查德对边疆的研究类似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美国边疆地区开拓史的研究，但是他把特纳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的尺度。理查德发现近三百年间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在边疆地区安置聚落地、实施国家征服、实行商业重组。他在一系列章节中概括介绍了包括巴西、墨西哥、西伯利亚、中国台湾和东北、德川时期的日本、英国、北美、非洲以及印度等地区的学术研究，并在前言用一章的内容来介绍气候变迁。然后，他把研究范围拓展到陆地农业区之外的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及俄国等地的捕鲸业以及大型动物的猎杀活动。
到18世纪末，由近代早期野心勃勃的资本家们支持的帝国扩张几乎浸透到世界边疆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砍伐树林、猎杀动物、用甘蔗榨糖，生产茶叶、咖啡以及其他热带和山区的商品，并把它们带回列强的腹地，出售给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消费者。理查德强调，这不仅仅发生在西欧，明清时期，中国在西南地区、台湾和蒙古的扩张也如出一辙，德川时期的日本、沙皇俄国，以及作为殖民地的墨西哥和巴西也不例外。随着新移民砍伐了森林、清除了草地和灌木丛，当地土著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空间，世界大多数曾为各民族和动物提供偏僻避难所的地区变成了大帝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
对理查德而言，导致边疆地区遭到破坏的两个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扩张和社会组织：
在两种发展之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联：欧洲早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扩张的动力，以及人类组织中共同的进化过程，如果不是在全世界范围的话，至少在欧亚地区似乎已经达到极限。
横跨整个欧亚和非洲（或许加上新世界），人类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效率——尤其是国家和准国家的组织。统治者和精英们通过调适自我，并从不断的试错中学习经验，使得近代早期政府比之前的政府能够在他们统治的疆域范围内更为有效地维持基本的公共秩序。他们动员、部署更大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这些海陆军队会高效地使用新的火药武器；他们比前人更会把分散的政体统一到一套权威体系之中；他们更会收税，而不是贡赋，他们会更加有预见性和有规律性地评估公众政策和相关生产率的一些想法；他们比前人更会清晰地表达能让他们的权力合法，并取悦于民的思想体系和原则。
约翰·理查德的研究覆盖了广阔的空间，跨越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叙述了近代早期世界发生的两个极其重要的过程。这段历史让我们了解进入边疆地区的移民、商人和士兵的想法。然而，我认为他忽略了边疆地区当地土著居民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帝国和早期资本家侵入他们居住空间后的回应，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果。一些人像美洲原住民一样因为疾病大量死亡，另一些人，像西伯利亚的土著一样，顺从俄国人并向他们交纳毛皮，成为俄国的臣民。(41)蒙古人是一个比西伯利亚的“小民族”强大得多的民族，组成了强大的武装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抵抗中国和俄国的渗透，而在中国台湾和西南地区，山区人民要么向新来的移民开战，要么逃到更不容易到达的地区。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国家和资本家的扩张，还应该关注原住民的回应。
这些土著的抵抗能力很大部分要依靠他们生存的特定环境，因此他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即便这样，像蒙古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以及西南的山区人民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把他们与居住在低地的汉族移民区别开来。游牧民和山民都采用流动性强的生产方式。游牧民以成群的牲畜为生，随着季节的变换，他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山民则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耕种庄稼，他们会把某地的树砍掉，放火烧地之后种植庄稼，几年之后，他们会到别的地方采用同样的方式种植庄稼。他们会在15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回到原来弃耕的地方，此时这里的植被又重新长出来了。这些民族的社会都比定居的汉人更加平等。在蒙古社会里，妇女拥有比汉族妇女更大的自由和更重要的经济地位，当男人们去打猎或者作战时，她们照顾家畜，也不裹脚。当然，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们还会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西南的妇女也拥有更多的自由，汉人第一次游历这些地方时，会对土著居民的性自由感到震惊、兴奋。一些旅行家把台湾的土著看作秦代送到“福岛”上的移民的后代，并把他们的社会看作最初的理想国。(42)
迁徙民族一般都是文盲，但是游牧民族确实也留下了一些书面的文献以应对周边定居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压力，当我们读到他们自己的文字时，他们通常会对与之对峙的帝国的意图表现出极大的疑虑。例如，18世纪，毗à可汗（Bilgä khaghan）在古代突厥碑文中警告，要抵制汉人财货的诱惑：
他们（汉人）给（我们）大量金、银、丝绸。汉人的话语始终甜美，汉人的物品始终柔软。据说，汉人通过甜美的语言和柔软的物品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你们这些突厥人，曾因受其甜美话语和柔软物品欺骗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哦，突厥人，你们会死去（如果你们与南方的汉人住得太近的话）……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并从这里送出商队，那么你们不会有麻烦。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你们能主宰诸部，永远生活下去。(43)
这些作者既没有积极拥护帝国提出的汉化或者同化的要求，也不仅仅是怀念消失的过去，他们把中华帝国对改变异族文化的努力看作对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国家独立明显的威胁。
政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最近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把这些看法演绎成对生活在高原地带的人们与当地社会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44)他援用了荷兰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威勒姆·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的考察亚洲空间的新方法。(45)申德尔描述了一个他称为“赞米亚”的地区（赞米亚是东南亚当地山民们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高地人”）。
他把赞米亚定义成垂直分布的丛林、高地和多山地区，而不是多数传统地图中所显示的水平分布的地区。这个区域非常广阔，至少包括印度东部、缅甸北部、泰国和越南、中国西南部，甚至还包括阿富汗以及中国青海、西藏、四川和台湾的一部分。
斯科特描述了赞米亚地区发展起来的特定的社会，并把他们看作一群试图逃避并抵制国家政权的人。他们逃到这里就是为了逃避兵役、躲开低地的管理人员。中国传统的民族理论把这群人看成当地的土著居民，斯科特并不这么认为。在斯科特看来，这群人包括来自低地的中国人、缅甸人、老挝人、越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从低地跑出来，“变成”了新的民族。他们在山区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赋予妇女更高的地位，实行“逃跑农业”，这是一种当政府官员到来时，可让他们迅速转移的农业。斯科特最受争议的看法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识字是为了逃避政府的管辖。这些人群中流传的许多传说都谈到他们曾经是识字的民族，之后，他们“忘记”了书面语。一些民族，比如瑶族、彝族，他们流传至今的书面语，只是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才会使用，并非日常口语。在斯科特看来，这种遗忘是故意的，因为没有书面语，政府就没有办法追溯这群人的来历。他们的家庭谱系通过口述流传，而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书面语记载下来。
赞米亚社会的特点直到20世纪才消失，因为此时低地政府的影响已经深入山区。斯科特的故事很像理查德关于边疆地带的描述，虽然前者的边疆走向终点的时间比后者晚了200年，但是这些高原地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记忆、传说仍然在这些地区的许多人中流传。
斯科特模式在鼓励我们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思考亚洲空间的问题方面是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想法。即便他的研究是关于东南亚历史的，但是他的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最好的著作，并荣获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
斯科特和理查德的研究都为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发意义，下面我会简要介绍一下基于他们研究思路之上的一项研究。
先让我们看几段有关19世纪云南和贵州的描述：
画地图甚难，制作贵州的地图更是难上加难……贵州南部的地形破碎，边界模糊……一个县或者厅（department）会被分割成几块，在许多情况下与其他的厅县之间互相穿插……在苗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还会有一些荒地。
地方方言也让人迷惑，五十公里长的一条河流或许会有五十种称呼方法，一块一公里半的营地或许会有三种名字，如此可见系统命名法在此地不可靠。(46)
大量土地面积很窄，而且弯弯曲曲，很适于打伏击战，官道连接之外的地方很难到达；丛林疟疾对我们部队来说是致命的；丛林之中只能排成纵队前行，村庄都很小，而且都离得很远；它们通常很紧凑，四周紧紧围绕着浓密、严实的丛林。(47)
我们通常把云南当作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交通干道、深入省内、穿越在无人区和山区之间，虽然你仍然身处云南的地界，但是你不再像在中国，倒像是在一个没有道路、没有旅馆的蛮荒之地，随时会受到想要劫财或者夺命，抑或两者都想要的盗贼的威胁。(48)
上述观察人员都认为进入西南高原的乡村非常困难，正是他们地处偏僻才使得他们免于受到来自政府官员和低地人群的威胁。
另外，我们也有证据显示，这些村民与低地的人们进行着活跃的商业交易。詹姆士·斯科特基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二分法模式，夸大了赞米亚山区人民与低地居住人群之间的不同，而且还忽略了把两者联系起来的中间的人群。
山区的许多土产，就像理查德书中的边疆地区的物产一样吸引了远方的商人，他们组织商品生产，以便卖给远方的消费者。中国南方的山区不仅出产木材，而且还有靛蓝色染料、草药，以及最重要的茶。茶叶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但是却产自山区。即便茶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行家总是相信最好的茶叶来自山区。福建武夷山产的乌龙茶是19世纪美国和欧洲人饮用的主要的中国茶叶。然而，在很久以前的宋代，四川就开始为中亚的商人提供砖茶。在云南，普洱茶目前已变成最昂贵的产品，吸引了亚洲甚至西方的消费者，印度阿萨姆邦和锡兰的茶叶则是19世纪末英国人为抵制中国茶而培育的重要茶叶。(49)下一节我还会讨论源于中国边疆地带的其他产品也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的例子。在巩固国家和市场体系的同时，理查德和斯科特都提醒我们关注边疆地区对加强国家和市场体系的意义，以及将它们的人民与超越边界的远方需求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跨越边界的环境史：近代中国的毛皮、茶叶以及渔业
自然当然不会知道国家或政府是什么。动物、植物、水和气候不会受到由人类政治体制界定的各项限制，环境史应该提供一种摆脱民族国家的视角，然而大多数环境史学者仍然在讲述国家的故事。正如理查德注意到的一样，“环境史似乎平行于国家史，尽管很难相信只是自然自身与国家平行而已”。他们会关注单一民族国家（比如19世纪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或者像在中国一样只依靠官方或帝国体系下产生的单一的语言资料。(50)你可以认为人类写作历史是为不同的人群，而不是为动植物著史，并以此来为这些局限性辩护，但是为何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必须与自然保持遥远的距离呢？书写环境史是重构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重建人类之间超越语言、文化、地理和时间界限之外的关系的一种途径。
商品史——跟踪一种或者多种参与全球贸易的天然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销售路线——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这已成为通俗历史读物非常流行的写作类型。现在已经写成了大量的商品史，它们名称的首字母可以从A排到Z。这些商品包括苹果、蜜蜂、鳕鱼、咖啡、森林、毛皮、海鸟粪、翠鸟羽毛、鸦片、橡胶、香料、郁金香、鲸、酒和锌等。这些历史之所以能吸引公众是有原因的，它们反映出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消费品的广泛网络，尤其是食物史可以把宏大的全球史与我们的身体联结到一起。这样，当我们在吃香蕉时，就会思考它的产地，杀虫剂和转基因的效果，甚至那些种植和运输香蕉的人以及获利颇丰的大型农业公司（agro businesses）等，甚至还会想到政治上极度倚重香蕉的“香蕉共和国”。(51)学术研究可以试着保有这种类型的叙述方式和个人兴趣，同时，也可以寻找更加广泛的原始资料，在更长的一个时段内考量这些货物在贸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社会和经济过程。
这种方法对我们研究中国史很有意义，即便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国内和多数国外的历史著作都倾向于国家主义的研究。20世纪，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废墟之上诞生的新中国仍然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主导议题，它确实实至名归，因为那么多的中国人在这些苦难的岁月里饱受折磨，他们的经历仍然值得被人们知晓。但是，我们也不能断定这是讲述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历史的唯一方式。
一方面，我们不必想当然地把传统帝国或国家的空间区划当作持久、唯一的划分，探索提示我们跨越边界的另类地理分区，并朝着把一个国家单元与其他地理单元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也是很有益的；另一方面，我发现记者和经济学家简单地把世界看作扁平的、地理并不重要的观点毫无意义。时间和空间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充实以上观点。
利用时间维度，我们可以考察商品在帝国时代和近代中国的边疆内外流动。与许多陈词滥调的描述相反的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例如，所有朝代，汉人总是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关键性战略物资——马匹，他们在中国的内地养马很不容易，于是他们只好从游牧地区获取。他们促进与游牧民族的联盟和贸易关系，向他们出口像茶叶、丝绸之类的产品以换取马匹、兽皮和羊毛，而这正是导致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仅是全球贸易的经济史，这些贸易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有经济和战略上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接触。帝国时代的官员和商人研究中欧亚消费者们的口味，以便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地根据外国消费者的要求改变商品的特点，作为对外部需求的回应，运到中欧亚的丝绸是如此，19世纪送到欧洲的瓷器和茶叶，甚至是现在来自中国的冰箱都是如此。通过一种近代早期的“市场调研”，出口商品因此刺激了人们加强对核心区之外世界的认识。
不仅如此，贸易商品本身也会传播两边的文化价值观。例如，佛教的宗教物品在中国内地、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流通，会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交流圈，并蔓延到各地的宫廷集团、香客、商人、僧侣和旅客之中。贸易地点和交易物品加强了共同的理解，即使那些人和物品来自遥远偏僻、生态各异的地区。
我们可以就全球贸易提出几个用来比较的问题：
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那种把自然改造成商品的劳动形式是什么样的？
地方生态的可持续性怎么样？是什么把这些生产系统变成毫无节制的开发，并导致最终的崩溃？
谁是生产者和把商品运到遥远市场进行贸易的中间商？从生产到消费的分销链是什么？
政府在对特定商品提供安保、课税、激励和打压以及处理因为贸易而产生的地缘关系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既然边疆和边界在全球贸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应该描述生产地点、边陲小镇以及那些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路线。
赞米亚的地理观以及对物流的关注，为把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各地联系到一起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会简要讨论一下四个不同世纪内的四种全球性商品：毛皮、茶叶、鱼和汽车，来说明位于国家边缘地带或更远一些的赞米亚地区与全球物流之间的联系，这些物流把清帝国或民国的中心地带与外部的全球市场联系到一起。
俄国与中国的毛皮故事
毛皮故事起源于俄国。毛皮在俄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直是个关键的因素。1582年当哥萨克人打败了西伯利亚汗国（Khan of Sibir）之后，俄国人为了追求贵重的毛皮快速向东推进。
他们强迫原住民上贡狐狸、海狸、黑貂等“贡物”，并把它们送回莫斯科。(52)他们在大河边上建立起一个个堡垒，当作收缴贡物的据点。当他们快速搜刮完一个地方的毛皮之后，接着向远东扩张，北方的弱小民族无法抵挡这种军事扩张。但是当俄国人向南扩张时，遇到了蒙古人和满人的抵抗。因此，整个17和18世纪俄国的征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的北部，于1648年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Okhotsk）。1741年，他们继续穿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并追寻海獭南下到北美沿岸，因为其他提供毛皮的动物都被赶尽杀绝了。
俄国扩张的原动力并不是俄国政府本身，而是听命于俄国政府的一群自治的哥萨克人、像斯特洛加洛维斯（Stroganovs）家族一样资助征服和贸易的大商家，以及独立的小企业家。政府只能通过征税、建立垄断权来涉足贸易，但绝不能完全控制贸易业务。毛皮贸易有益于政府财政的优点与它对生态破坏的缺点一样多，毛皮税占政府收入的7％～10％。毛皮供应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下滑，特别是当俄国为当地的猎兽人提供枪支和金属的圈套之后。由于黑貂不是一种擅长迁徙的动物——它会终生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固定的区域，而且也没有天敌——因此它极易受到人类的捕猎。仅仅是一个为完成年度配额的猎人就可以消灭好几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黑貂群。(53)随着当地民族对贡物索取的反抗、把毛皮运回莫斯科运费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少的动物数量，中国市场便让人神往。
自从17世纪初俄国开始听闻清帝国的繁荣时，就一直努力寻找通往中国市场的途径，17世纪中叶几次前往中国的使节就已认为与中国进行毛皮贸易会非常有利可图，毛皮已经变成中俄之间的大宗商品，它们从北京主要换回丝绸和其他纺织品。
然而黑龙江地区游牧部落的效忠问题让正常的贸易停滞了20年，处在两个帝国“中间地带”的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群，他们有的生活在森林中，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还有的是金矿工人或牧民。他们为着自身利益变换着效忠的对象，他们同时向俄国和大清的代理人“宣誓”效忠和交纳贡物，但是到交纳贡物的时候，他们随意违背诺言、推卸交纳贡物的责任，而俄国和清帝国则为争取这群人的效忠而战，拒绝军事冲突时的合作。
到17世纪中叶，两个帝国都面临要与对方和谈的强大压力。黑貂毛皮已搜刮殆尽，来自西方市场上北美的毛皮已经威胁到了俄国的对外市场，清朝这一方则遭遇了准噶尔蒙古这个主要的军事对手，它害怕俄国和准噶尔蒙古的联合会严重威胁清政府对中欧亚的统治。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涉外谈判的典范，它确保俄国进入中国市场，以高昂的价格售卖貂和狼獾的毛皮，并要求中国为俄国提供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并为其北方的卫戍部队提供供给。两个帝国的代表在尼布楚相会，为了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想发展贸易关系，另一个则要控制蒙古、通古斯以及其他部落的流动性。(54)该条约让这两个野心勃勃正在向外扩张的帝国之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和平，因为两个帝国都坚信要武力征服对方，无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不像此后19世纪外国列强和中国签订的几乎所有条约——先在战场上打败中国，然后再强迫中国在贸易上让步。与俄国的条约是在双方军力相当的时候议定的，而且当时还有影响两边战略思考的第三方在场，包括准噶尔蒙古和其他部落。《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都保证了有益的边界贸易，并为最终击败准噶尔提供了保证，此外还使得两个帝国通过边界划定、地图绘制、人种调查以及移民控制等把两者争夺的边疆地带及人群变得“清晰可见”。
18世纪，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毛皮贸易迅速增长，到1800年，尽管毛皮税收相对政府税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这项贸易对于政府和私有商队仍然有利可图，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市场。
毛皮对于俄国的经济很重要，但是它也在清政府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把黑貂毛皮作为贡物意味着东北的民族成为清政府的臣民，这种贡赋关系也认可了清廷对这块生态区域的控制。对于捕猎人而言，提供贡物也让贸易得以进行，对清廷而言，上贡意味着当地百姓的臣服以及清廷对东北地区的合法拥有。不管在俄国还是东北地区，对这些特定生态区采取强制政策和商业手段攫取毛皮都有利于帝国对疆域的划分、土著居民的控制以及在边疆地区的扩张。
茶叶的故事
对茶叶的考察是一种可以把几种不同方法联系起来，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研究的环境史。我们从赞米亚山区这个全球商品原产地入手，然后顺流而下，抵达港口，穿越大洋。在每个地方，这件商品会遇到不同的经济和环境条件，其质量也随之改变。最后，消费者对不同种类茶叶的需求又会沿着贸易的链条影响这些山区的生产环境。同时，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竞争，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也时时在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乎生态变迁、不同的人群以及全球经济之间的动态历史，把遥远的山区与亚洲和西方世界的城市中心连接在一起。
茶叶贸易（来源：皮博迪博物馆）
因此茶叶的历史包括边疆移民、全球竞争、流动人口，以及政府对脆弱生态的影响。茶叶在中国当然历史悠久，但是这里我只讨论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以两个产区为例：云南的普洱市和福建的武夷山区。
今天到访中国的西方人或许会得到品尝普洱茶的款待，普洱茶产自中国西南的云南山区，品茶专家认为普洱茶是当今中国生产茶叶当中的上乘之品，最好的茶饼每块售价高达几千美元。普洱茶带着刺鼻的烟味，是一种需要适应的味道，并不太合西方人的口味，不过西方确实有些人喜欢它。
但这并不新鲜，来自中国山区的产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外交、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已经长达许多世纪。中国政府把这些产品当作外交活动中的礼物、税收的来源，在和他国的交往中用于显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像丝绸和瓷器一样，茶叶过去也是中国的垄断产品，所以它带有神秘的气息，既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也为世界所喜爱。外国人争着要发现这些中国产品的秘密，最终他们成功地生产出来，然后中国丧失其垄断地位，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的新时代。19世纪中华帝国的衰落实际上与它保护的这些产业在与外国竞争之中的失败紧密相连。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外国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茶叶的需求引发了针对中国的几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意在打破贸易的不平衡，因为外国对茶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英国认为他们花费太多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所以他们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扭转贸易逆差。因此，通过将茶叶视作一件全球产品，我们可以把茶叶贸易当作中国至少从公元1000年至今几个世纪发展程度的指标。
茶叶是一种山区产品，我们可把它看成引发全球需求的许多种亚洲热带山区作物中的一种。赞米亚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西部以及广东西部地区，我们还可以加上四川西部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和台湾的丘陵山地。在这些地区，山区与深河谷地分隔开来，也把人们分为低地人民和高地人民。中国和其他低地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十分缓慢，但是这个地区存在独立于这些政府之外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山地人民种植的谷物从四面八方运输出去，跨越了现代国家的边界。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以及缅甸和越南之间有着它们与内地之间一样显著的贸易联系。
斯科特认为，和低地人民不一样，大多数赞米亚地区的居民是为了逃避低地政府的人群，因此，具有与低地人民根本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寻常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政治和文化形态，这也是一种有用的理想类型。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这两种生活形态两极化，在日常社会实践中，很少有人群是某一纯粹的类型，中间地带无处不在，这些地带正是商品流通、文化象征以及外交活动进行的场所。
西南的山地王国和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具有一些相似性，在这两处地方，都有移动的部落人群。在西伯利亚地区是那些逃避农奴身份的俄国农民，他们在政府势力不能到达的偏远地区寻求避难所。哥萨克人来自乌克兰与伏尔加河的边界地带，他们由逃兵、游牧人员、出自农奴阶层的难民等组成，这与赞米亚人群是一致的。不同点是，他们自发组成独立的军队，为沙皇俄国服务。但是哥萨克人或者中国士兵的军事据点在林海雪原和崇山峻岭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可以从当地人民那里抽取“贡物”，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很脆弱，来自邻近地方的影响与那些帝国的影响一样强烈。
正是在这种特殊空间和关系下的中国和印度的山区生产了作为全球产品的茶叶，赞米亚地区的人群的确参加了这种贸易。他们是在福建和云南采摘茶叶的流动的劳动者，有些人自己就种茶。然而，中国农民会深入山区种植茶叶，福建和广东的中国商人则会逆流而上去选购最好的茶叶，进行加工之后再把它们带到下游地区。
英国和美国商人也会到福建买茶，而法国人则通过越南来到云南寻求山货，俄国人也会从把四川茶叶运到恰克图和尼布楚边陲小镇的商人那里买茶，最终这些山区产品会被装进美国、爱尔兰、俄国、英国及全世界人民的瓷茶壶、银质茶具和俄式茶壶里。
咱们回到18世纪的云南去看一看，这里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营利的重要方式。普洱茶出口的真正兴盛始于18世纪，当时清朝的雍正皇帝重新起用主张扩张的边吏。鄂尔泰是一位满族官员，于1727年进入云南南部，1732年在镇压当地土著与新移民之间的一次械斗之后，于当地设立了普洱厅。为了支持军队扩张，他要求盐井上税，控制茶叶生产，命令所有商人在思茅镇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上买卖茶叶。
但是政府的强行管制激起了当地的抵抗。1732年，傣族的贵族们反对清朝官员对茶叶作物征收的高额赋税，组织起来帮助一位声称不死的和尚攻击清朝军队。他们把思茅镇包围了90天，直到包围被解除。他们的反抗迫使清朝部队从山区局部后退。鄂尔泰的继任者总结道，让当地精英去管理，减少税收、撤回驻军会更有效率。(55)
茶产业在18世纪清政府宽松的管理和当地精英自治的情况下蓬勃发展。战争和贸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催化剂，1767年与缅甸的战争吸引了更多的军队以及提供军需的商人，密集种植的茶园取代了野生的灌木丛，思茅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城镇，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部和东南亚的商人。它一开始是军队聚集的小镇，但是到1850年，5万人口中平民百姓占了绝大部分。18世纪早期商队每年把6000至7000骡匹（或一百多万磅）的茶叶从山区运到缅甸、暹罗和中国内地及西藏地区，这个数字到19世纪末成倍地增长。
许多商队的商人和赶骡人是回民，他们自13世纪起就生活在云南，并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非汉民族建立了独立的网络。(56)在生产环节，当地土著在田野采茶，傣族贵族则作为中间人把产品卖给汉族商人，汉族商人主导长距离的贸易。茶叶只是西南山区之间“密集网络”（thickening web）的一部分，从缅甸进口的棉花大大增加，用来与云南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盐交易。
尽管茶叶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比毛皮或者鱼类更持久的资源，但是它也会随着全球竞争及贸易路线的变化呈现兴衰的周期。19世纪中叶，1856年到1873年的杜文秀起义打断了这个地区的贸易联系。然而，此时所有中国茶叶的生产也面临来自英国在阿萨姆邦和锡兰的茶园的全球性竞争，因此，他们丧失了主导全球大市场的机会，到20世纪，云南生产的出口茶叶已经很少了。
清代思茅厅（来源：《大清帝国全图》，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茶叶的故事在19世纪换到了别的地方，尤其是福建北部的山区和广东的出口城市。这个把偏僻山区的茶叶种植与满足英美消费者的口腹之需联系起来的全球供应链是另一个令人兴奋、广为人知的故事，但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印度茶园生产的红茶价格低廉，严重损害了福建的茶业。
20世纪60年代，云南的茶业开始复苏，中国其他地区茶叶的生产也一样。2004年至2005年中国的茶叶出口总量首次超过了印度。不仅产量增加了，一些品种也获得世界一流的称誉。中国仍然努力出口大量低价红茶，品质虽然有待提高，但是随着国内消费者现在不断成熟，对绿茶的质量和专门市场提出严格管控的要求。
再次兴盛于全球市场的中国茶叶中，普洱茶只占了很小的份额。但即便这样，它的文化意义也比经济意义重要。普洱的名声再次显示茶叶是衡量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它的加工方法始自11世纪，是中国山区的地方产品，只有一小部分西方人习惯其口味。然而，作为国际性产品，它说明中国有能力为国内市场和全球的亚洲超市生产高品质的外来消费品。所以，当我们思考中国在世界商品链中的古今地位时，普洱茶是一种值得考量的很好的饮品。
鱼的故事：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斗争
就20世纪与国际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商品的例子，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发生在近代上海附近海域中的渔权冲突。(57)海洋环境与森林和山区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海盗和航行的船员与生活在不同国家边界附近的边疆人民十分相似，他们都会改变效忠对象、具有多重文化的属性，过着不安稳的生活。至少从15世纪开始，海盗与不法交易者就开始活跃在中国沿海一带。这三种环境中的资源不固定或不可持续，产权无法保证，这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的悖论。由于缺乏约束而过度开发，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对像鱼类这种流动的资源制定规章制度尤其困难，因为它们很难统计，而且海域的界定也经常充满争议。此外，就像茶叶和毛皮的例子中所显示的，19世纪国界变得重要起来，尤其在中日之间，日本此时向东亚海域扩张，中国则努力维护主权。
渔权也引发了对技术变迁的控制、民族主义的觉醒等其他问题。新的捕鱼手段由于威胁到鱼类的供应，也导致中国国民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以及中日之间的冲突。新政府为了统一中国与各地军阀作战，直到1927年才部分统一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正在亚洲扩张，1895年强行占领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之后，它通过资助军阀政府的方式推进其在中国北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在中国沿海，则持续扩大对当地经济和政府的影响。国民政府在保卫疆土和维护经济方面只能作无效的抵抗，甚至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地区之后也是一样。
但是中国沿海的渔民在面对政治层面干扰的同时，也得面对自身特有的可持续性的难题。传统的行会针对公共资源制定规章制度的行为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渔民把相关规章制度——包括禁止过度捕鱼、对私藏不合规的渔网以及导致冲突的行为处以罚金——刻在庙里，据此解决公共物产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行会的力量很弱，经常受到挑战，到20世纪它们基本丧失效力。
20世纪30年代，一种使用新型竹笼捕捞墨鱼的技术向北传播到了江苏、浙江沿海的渔场，因为这种技术投资少，捕鱼多，取代了旧式的渔网捕鱼法。越来越多因洪水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迁移到墨鱼场。这种用笼捕鱼的方法极大地减少了墨鱼的贮量，用网捕鱼的渔民要求政府禁止竹笼捕鱼。
1932年发生的墨鱼械斗使得新移民与当地的渔民之间反目成仇。当地政府禁止竹笼捕鱼，导致海盗和走私的出现。于是禁令被推翻，在两省都发生了竹笼捕鱼的渔民与用网捕鱼的渔民之间的武装械斗。国民政府拒绝或者无法介入。这个例子揭示出国民政府的虚弱、当地持续的动荡，以及缺乏明确的地方边界和安全的基层控制。边疆并未从这个地区消失。
日本机械化拖网渔船的入侵迫使国民政府介入争议海域的管理，但是国民政府也想让日本支持关税自治，解除19世纪中国战败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它没有声称三英里界限之外的主权。那些想要限制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政府官员为了保护当地渔民与那些想要依靠日本关税的官员之间展开了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主义更加强大，但是二者仍未达成坚定的团结。
捕鱼的例子充分显示了它与全球贸易中毛皮和茶叶的许多相似性，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竞争，边界地区的人民在有争议的地区努力谋生，以及决定资源供应的地方生态在加深政治与社会冲突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
结论：山区、森林及海洋贸易中共享的元素
毛皮、茶叶和鱼群来自三个明显不同的生态区域：森林、山区和沿海地带，但是这些地区具有几个共同点：它们是脆弱的生态区、疏于管理的边疆地带，并与全球保持联系。西伯利亚与中国南方的山区以及海疆一样，是另一种类型的赞米亚地区，并为逃逸的农民、逃兵以及身份不断变化的移动的游牧部落人民提供庇护场所。政府和市场代理商向这些地区渗透，以寻求资源，把这些地区与官僚系统和经济网络联系起来，同时也取消了当地人民的自治权，把他们变成了更大交流系统中被奴役或者是被雇用的劳动力。尽管斯科特认为，直到20世纪后半叶赞米亚地区的人民才丧失了他们的自治权，但是，多数情况下，很多地区的人群在更早的18世纪和19世纪就已经如此了。
在每个地方，脆弱的生态更易推动扩张，随着动物的消耗、鱼群的消失，政府和商人向更加遥远的边疆地区推进，即便茶树是一种比动物和鱼类更加可持续的资源，但是茶产业也会随着全球和地方经济力量变化而呈现繁荣或衰退的周期，山区土地因此被破坏或者得到修复。
这三个地区都是帝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场所，或因战争，或因谈判，或因全球的竞争。北美和俄国的毛皮竞争改变了两个大陆，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叶的竞争，以及日本对东海的干涉一样。以美国、北欧、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消费需求，也会影响偏僻山区、森林和海洋的生产决策。
环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它引领我们思考国界之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跟随鱼群、茶叶、毛皮和其他商品穿越政治和生态的界限，我们会发现许多政治、环境和经济之间互相作用的让人着迷的故事。(58)
尾声：中国新兴的汽车工业
到2009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2010年，中国生产了1376万辆轿车，其中44％是国内自产，其余是合资生产，几乎所有这些车辆都在中国销售，60％是私人用户。
中国对私家车的潜在需求十分巨大，但是汽车的繁荣却是最近的事。200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城市的消费》的学术书籍里甚至没有提到汽车。但是由葛凯（Karl Gerth）主持的一项新研究认为，汽车文化已经深入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59)现在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出现众所周知的污染、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频发等问题。但是，汽车也带来了诸多好处：更大的个人流动性、豪华汽车显示出的较高的地位，以及休闲活动的增加，比如驾车去郊外，或者去免下车的麦当劳汽车餐厅。这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数百万工人的就业、加油站的兴起及相关业务的开展，甚至是售价10万美元的吉利号码的车牌号。
在宝马等高端车领域，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也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廉价汽车。
中国的全球出口工业源于当代近似于边疆的地区：邓小平提出的“出口特区”，以及当前中国一系列繁荣的沿海城市。数亿农民离开内地贫穷的农村，涌入这些城市；一些城市制造业缺乏环保和经济规则的约束而欣欣向荣，这是另一种状态下的当代中国的赞米亚。参观这些工厂的人们通常会评论它是具有“狂野西部”特色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目前汽车工业这项较为先进的产业拥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通用悍马的故事正是一个好的写照：2009年6月，中国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要买通用悍马汽车——一款经典的美国大型耗油汽车。悍马是仿照美国军用运输车HUMV制造的，它是蔑视环境约束，对其他司机盛气凌人和挥霍浪费的象征。目前悍马生产线已经停止（也许是被SUV取而代之），但是这家中国公司期望悍马在中国会有广阔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渴求获得这项代表美国现代性的明显标志。然而，中国政府在2010年10月取消了这项交易，因为它想鼓励小型、高效的汽车。中国现在正以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速度开发油气混合动力的轿车和电车，这只是中国政府发展工业的意愿与环境优先相矛盾的一个例子：既要建设绿色中国，又要满足强大的消费需求和地方寻求利润的积极性。
汽车生产会产生强烈的间接的全球影响，私家车消费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量。2008年，中国进口1300亿美元的石油，和诸如苏丹之类的国家做交易，在全球寻求石油供应。
另一个间接的影响是把农田用来修路和建停车场会减少中国的粮食产量，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进口会增加，抬升世界粮食价格，对那些贫穷、人口密度高的国家造成伤害。
汽车工业只是中国众多全力进入全球进出口经济的产业中的一个例子，它将会对全球经济、国际安全和全球文化产生巨大影响。19世纪，中国既消费也出口茶叶，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直到最后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在全球提高工业水平而败给英国。现在，中国政府受WTO规则的约束，鼓励许多国内企业生产国内外新产品，并与全球生产商竞争。受政府鼓励的全球竞争和在中国高额的资本投资的综合影响，使得这些商品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基本进程仍有其历史根源。
本章讨论的是环境视角应该考察在不同地理尺度发生的历史变迁，因为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超越了纯粹的民族国家和行政区划之间的界限。历史学家应该广泛收集不同的资料，而且必须重视地理学者和其他强调空间区域界定并把不同空间尺度联系到一起的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从地方到地区，到国家，再到全球，把中国的某一区域和地点与现代社会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种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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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此后将赣江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区，但是因为从江西到湖南的大量移民，我认为江西应该属于长江中游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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