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最有历史意义的功绩，就是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经过24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并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得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的和理论的结论。理论的成熟标志着一个政党的成熟。党成立24年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同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的原则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生长、发展和成熟了。它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唯一正确的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理论和政策，并为全党逐步地认识、接受和拥护。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是全党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伟大工程。
要实现这一结合，首先就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人民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了千辛万苦。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经过了七八十年，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建了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等于就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和外国的革命经验中，是找不到可以照搬的现成答案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才能在中国生根，才有生命力。不研究中国特点的、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洞的理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确定正确的革命道路和战略策略，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什么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回答是：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而要实现这一结合，必须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教条主义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灵丹圣药，以为照搬过来就可以解决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教条主义者又是懒汉，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老是挂在空中不落地的。
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需要认识中国的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中国革命中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没有提出过的或者没有解决过的。毛泽东一贯重视了解中国的国情，他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毛泽东着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了解和分析。他认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分辨清楚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朋友。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他强调农民的重要性，通过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研究，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认识，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找到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实际上提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问题，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问题。这一真知灼见，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忘记农民的严重错误，是很有针对性的。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阐述和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重要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艰难曲折的十年内战时期。怎样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在八七会议上明确地提出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内民主问题，抓住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存在的最主要的一些问题。以后，他又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党的六大所没有解决或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党的工作重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的问题。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他敏锐地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他深刻地分析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间接统治的，以分散的农业经济为主、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提出关于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他直接指导革命的武装斗争，确定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他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农民问题，制定正确的农村阶级路线和土地政策；他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达到了自觉的认识，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一些表现，从思想路线的高度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些掷地有声的口号和论断，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当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包含着破除迷信的问题。当时的迷信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以为上了书的即马、恩、列、斯著作中讲了的就是绝对正确的，是一点也不能更改的；一是对上级机关的决议、指示的态度，以为凡是出自上级机关的决议、指示都一定是正确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一切都应照六大的决议办。毛泽东所说的上级机关的决议和指示，还包括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决议和指示，对这些决议的迷信和盲目执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2]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保守主义，提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口号和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原则，表现了他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这篇文章实质上提出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虽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把党的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来概括，还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范的表述，但这条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是已经提出和奠定了。这篇文章，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今天读起来仍然能感到那么强的生命力。
但是，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十几年中，由于在多数时间内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不能参与在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以致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没有能充分地发挥其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应有的作用和影响。这十几年中，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路线，被诬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受到排斥和打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仍然是毛泽东。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党通过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了错误路线，这一重大转变标志着党的中央已经达到成熟。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和组织问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还应当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实行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因为遵义会议以后没有再执行过去的错误的政治路线了。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3]他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关于路线转变问题有事实上和形式上这两层含义。有的是事实上做了结论，形式上也做了结论，实现了路线的转变；有的就是事实上做了结论，实现了路线的转变，但形式上还没有做结论。由此看来，遵义会议所实现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这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还承认四中全会路线是正确的，但事实上遵义会议以后采取的路线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在形式上结论还承认过去的政治路线是对的。我们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还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斗争集中在军事斗争，当时军事上的胜败是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对军事的领导。所以，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https://www.daowen.com)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比长征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很快就着手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批评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写成了他的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他又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高到世界观上进行分析和总结，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撰写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十年内战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及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连同他在理论上阐述这些认识和解决的著述，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上，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遵义会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批评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党中央已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条不能违背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5]他在这次会议上作的结论中还说：我们已能更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在具体的中国革命上面。这点不但表现在遵义会议以来中央政治路线与具体工作的正确上，不但表现在全党工作的进步上，而且表现在这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说：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这一提法，同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主观主义（主要指教条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严厉地批评教条主义，是因为“左”倾教条主义在十年内战时期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不坚决地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就不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纷繁，而且多变。这主要表现在，一个外敌的侵入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日，但由于其阶级本性而表现出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千方百计地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曾不止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对中国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注重研究国际问题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策略，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毛泽东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前途，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丰富的策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并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政策；深刻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提出关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以及关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科学地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策略，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有许多凝集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问世。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革命力量获得很大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达到成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确实来之不易。从毛泽东个人来说，要达到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科学的认识，是需要比较长的时日，因为中国社会的情况，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毛泽东自己说过，光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就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更不用说对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了。而且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发展的，一下子就能完成了，而必然会有某些曲折，这也是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的。特别是在探索过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不断受到“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反对和干扰，主要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对、干扰甚至打击，使他的探索多次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他既要在原则上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要维护党的统一和遵守组织上服从的纪律，举步维艰地但又坚定有力地向前迈进。毛泽东的探索是在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正面的成功的经验和反面的失败的教训中前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反面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甚至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说过：“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6]所以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得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曾经对作为毛泽东思想集中反映的《毛泽东选集》说过这样的话：“《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上所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达到成熟经历了一个过程，同样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这标志着党中央的成熟，但还不是全党的成熟，在全党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个关键。毛泽东说，整风运动是对全党的“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实际上，整风运动是对全党的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在整风中，规定了全党必须学习的22个整风文件，其中大量的主要的是毛泽东的著作及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中央文件。在整风中，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以，整风运动是向全党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在1943年纪念建党22周年时，党中央开展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很有声势的公开宣传，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等都著文或发表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七大召开前夕，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所有这些，为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1页。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提法，在编入《毛选》第2卷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