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国际述评、政论文章，是不是顺风转向的应景文章、过眼烟云，倏忽而逝，不被重视呢？
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相当重视提出“太平洋时代”基本构想的这组《国际述评》的。至少有3件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
1857年10月2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明确地提到1850年11月“我们的述评”，印象深刻，记忆准确，并且特别肯定这是二人共同的作品：“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在纽约爆发）。”[21]
1892年，恩格斯为亡友逝世近十年写了传记《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其中特别提到：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从1848年到1849年”阐明了这几年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写了许多书评和政治述评。[22]
1894年，在恩格斯临死前发表的最后的重要论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几乎是开宗明义地再次点出了他们二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时事述评的重大意义：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23]
还有一点引人注目，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似乎预见到自己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有可能知识产权被人忽视，乃至窃版，因而在1850年11月写成并发表的《国际述评（三）》中，特别提到自己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的首倡权：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就已经反映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新金矿的发现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24]
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怎样？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澄清这桩“思想史公案”？
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观”的历史命运，有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这一思想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显示了巨大的预见性、洞察力与生命力，不仅为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期之后的日本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而且在世纪之交中国崛起中，仍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太平洋时代观”的首倡权、知识产权，却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不仅美国人、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很少提及马克思，就连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甚至包括我们当代中国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少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贡献。
梅林在1919年出版的最后传记之作《马克思传》中，以他历史学家的独特眼光，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太平洋时代观”，在传记的第七章《流寓伦敦》专门写了第一节《新莱茵评论》。梅林在这里，以几乎一页篇幅，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初写的《国际述评（二）》中对“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太平洋时代”的理论概述，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略有不足的是，他在后面画蛇添足，加上了一段否定性评价：
每月评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在这些评论中，他们主要注意经济生活的发展。他们在2月号中就已谈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说这个事实“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而它所引起的后果甚至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引起的大得多……但不幸的只是，不久以后这些辉煌的预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就不得不承认，现代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被沙淹没”了。[25]
作为一名北大学者、文科学长、历史学家，何芳川教授从1986年开始思索“太平洋时代”问题，从1991年发表学术专著《崛起的太平洋》起，至2006年逝世。他在学术生命黄金时代的世纪之交的20年间，在理论研究层面倡导“太平洋时代”乃至“太平洋学”研究，学术开拓之功，实不可没，至今仍彪炳于世。
这次我重新审视何芳川教授的学术成果时，除了高度评价其理论贡献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忽视了“太平洋时代观”一个重要理论来源，首推马克思、恩格斯。
1991年发表的《崛起的太平洋》一书，在近于尾声之处，粗线条式地简要勾画了“太平洋时代观”的来龙去脉：“19世纪末德国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26]。这里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没有具体指明文献篇目的内容，时间起点也说得不够准确——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太平洋时代”是在19世纪中期的1849、1850年，而不是迟至19世纪末。
1995年，何芳川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明确肯定了是美国人，尤其是西华德1852年的言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20世纪初的言论，才是“太平洋时代观”的唯一理论来源：
追根溯源，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思想，始于19世纪中叶。1852年，美国的著名政治家、日后成为美国国务卿并购买了阿拉斯加的西华德参议员就曾预言：美国在大西洋的利益将下降，而“太平洋，它的海岛及遥远的大陆地区将成为很久以后世界的主要舞台”这一观点，在本世纪初由另一位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加以充分地、明确地发挥。[27]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应当遮蔽马克思、恩格斯的“太平洋时代观”？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9、1850年最早提出了“太平洋时代观”的基本思想，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这种原创性与首倡性，乃至知识产权，是应当受到肯定和保护的。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太平洋时代观”，具有唯物史观、世界史观的理论思维高度和历史哲学高度。
第三，在“太平洋时代”还像“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时代观”，比较注重理论建设与学术层面上的科学创新。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是德国人，但他们在首倡“太平洋时代”的时候，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不像后来美、日某些政治家、思想家那样，大讲“太平洋时代”多半还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出发，甚至旨在谋求资本垄断、军事霸权，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
当然，距离马克思提出“太平洋时代观”，已经过去160多年，我们不可能再拘守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论断；应当深入发掘这个源头活水，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哲学概括，可称之为“新太平洋时代论”。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8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5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590、5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59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7、59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7、59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0页。
[25][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2、253页。
[26]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27]何芳川：《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