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革命与制度创新——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机器篇”中，马克思重点分析的对象是由机器革命引发的英国18世纪产业革命。也正是在这里，最为集中、最为充分地体现出马克思近代科学、技术、制度三位一体的综合创新论。
仔细推敲《资本论》“机器篇”手稿，会发现马克思用了“一唱三叹”的方式，先后三次反复地深化了18世纪产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闪光思想。
第一次论述，是在《资本论》“机器篇”手稿初次讲到机器革命时，首次强调从工具到机器是划时代的重大技术创新，势必引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化：
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
……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12]
第二次论述，在认真对比研究了11世纪三大发明、15世纪前后水磨与钟表两大发明，乃至18世纪机器发明之后，马克思不仅再次提出近代“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的基本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四个革命的内在统一：科学革命—工艺革命（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
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3]
第三次论述，在深入具体研究了机器革命的种种表现形式之后，马克思又借助于1856年10月《工厂视察员报告》这份特殊资料，把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的基本思想深化了，进而提出“机械发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人的生活方式”四大环节的综合创新、系统创新：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4]
最后，在《资本论》“机器篇”手稿尾声之处，马克思对比了近代“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在英、法、德、瑞典四国的不同发展、不同结局、不同历史命运，从而有助于我们后人进一步揭示出科学、技术、制度这三大创新的内在联系与不同关联：
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
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5]
看来，科学、技术、制度这三大创新的内在关联与不同作用在于：
科学创新是理论前提、历史前提；
技术创新是物质基础、中介环节；
制度创新则既是历史归宿，又是制度保障。
像18世纪法国、德国、瑞典那样，较少相应的制度创新作为保障，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的鲜花盛开，却未能结出应有硕果，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只有像18世纪英国那样，有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国家制度创新作为保证，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才必然结出社会经济硕果，可谓“东风劲吹，万紫千红”。
马克思对于英、法、德、瑞典四国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人分析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三大发明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有着鲜活深刻的启发性。(https://www.daowen.com)
从培根到马克思都从世界历史高度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上述四大发明，伟大意义。然而在那个时代，在这三大发明的真正发源地中国宋代，却远未起到如此巨大的变革意义。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恰恰在于缺少相应的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特别是国家制度的重大创新。
由此也就出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当年曾深刻讽刺过的现象；
火药不是用来开矿山，搞工业化，除了打仗军事之外，就是做鞭炮，过年放爆竹、驱邪气；
指南针不是用在远洋航行、开辟世界市场，实现近代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上，而多半拿来看风水，算阴阳；
活字印刷也未能充分普及文化，解放精神，发展个性，弘扬科学，而多半只是用来推广“四书五经，佛经道藏”。
怎样运用马克思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的闪光思想，总结宋代以来这近一千年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从而在新世纪、新千年，真正走出综合创新、现代复兴的大道，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幡然大悟！
[1]洪银兴主编：《创新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0页。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4—17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412、472—47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4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5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