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社会形态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时代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一重要手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将其仅仅视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一部重要的经济学手稿，将其所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基本上局限于经济学层次的创新，其中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从经济学层次系统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完成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另一伟大发现——唯物史观——被认为在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哲学革命中已经完成）。基于这种单一学科层次的理解，《手稿》自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以德文发表以来，就一直被视作一部单纯的经济学手稿，被冠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各种称谓。至于《手稿》的所谓哲学意义，国内外学者中广泛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手稿》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不具有独立的哲学意义，或认为《手稿》的哲学创新只是经济学创新的附属物，是《手稿》的次要内容；二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手稿》的哲学意义，但认为《手稿》的哲学意义主要在于验证马克思40年代业已奠定的唯物史观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适用性”，也就是说，《手稿》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言，主要是验证、检验的关系，而不是创新和发展的关系。总之，在以往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中，《手稿》的哲学价值、哲学意义，要么被湮没在马克思篇幅巨大的经济学分析中，要么基本被限定在对马克思40年代业已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验证和诠释上。

在这部新著中，笔者力图阐明一个重要学术观点，即《手稿》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其哲学创新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对于这一重要手稿，不仅要看到其经济学创新的重大科学意义，还要重视其对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重要里程碑意义。事实上，马克思继40年代中后期对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奠基和初步表述（哲学创新第一阶段）之后，在50年代后期的这一重要手稿中，又进一步奠定了其哲学创新第二阶段（《资本论》创作阶段）的理论基础，将其哲学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1]也可以说，《手稿》实际上是自马克思40年代的初步哲学探索以来，其哲学发展的又一座思想高峰，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第二阶段最重要的哲学文本，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桥梁作用。它既是马克思40年代哲学思考的合理延伸和重大深化，也是其晚年时期哲学创新的理论准备和思想起点。《手稿》的重大哲学创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新探索——劳动二重性理论的系统制定；异化理论的新发展——异化劳动新规定的提出；现实的人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的首次提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自然、劳动、社会、人有机统一的总体性历史发展观的系统阐明。这五大哲学创新，既是对马克思40年代初步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升华和创造性发展，也是其晚年时期相关哲学探索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思想起点。以下我们就来依次探讨《手稿》的这五大哲学创新。(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