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马克思”,还是二次飞跃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意义何在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六节 “两个马克思”,还是二次飞跃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意义何在

可见,《手稿》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的主要作品,也是其哲学创新的主要作品,是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又一座高峰。较之40年代的初步哲学探索,《手稿》在诸多方面(实践观、异化观、人的发展观、社会形态观、历史发展观)都作出了重大的哲学创新,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早期的新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如果说4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哲学文本(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哲学创新第一阶段的思想成果,那么《手稿》就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第二阶段(《资本论》创作阶段)的奠基之作,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哲学文本,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第三阶段(《马克思晚年笔记》创作阶段)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思想起点。确立对《手稿》哲学地位的上述肯定性理解,其意义不仅在于纠正长期以来对《手稿》的单一经济学学科理解,还在于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新解释模式,还原马克思哲学探索的真实心路历程,消除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马克思哲学史的两种错误观念——“马克思哲学创新一次完成论”“两个马克思对立论”。具体来说,也可以讲有三大意义:

第一,有助于确立对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过程性理解,纠正所谓“马克思哲学创新一次完成论”的错误观念。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史的占统治地位的流行观点,是按照苏联哲学的传统解读模式,将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创新看作是一次性完成的,即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某一哲学文本(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中一次性完成的,4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马克思哲学史主要是对40年代业已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验证或诠释。我们认为,这种马克思哲学创新的“一次完成论”是站不住脚的,是对马克思哲学史的根本曲解和误读。通过上述的详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相比马克思后来的重要著作,马克思40年代的哲学探索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全面、不完善的,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譬如关于“现实个人”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等,都还处在初步的探索之中,将这一时期视为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完成是不科学的。同样,将马克思40年代之后的重要著作(例如《手稿》)所作的哲学探索看作是对40年代一次性奠定的哲学原理的简单验证和诠释,也是不科学的。这种看法根本忽视了4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著作对早期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以及二者在认识的全面性、系统性、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显著差异。客观地说,40年代的哲学探索仅仅代表马克思哲学创新第一阶段的思想成果,即马克思新哲学“草创阶段”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而非最后完成。我们应该在马克思哲学创新四部曲(包括马克思前后期哲学创作的三大文本群——40年代文本群、《资本论》文本群、晚年笔记文本群——中的哲学创新思想,以及蕴含在《资本论》逻辑、书信和晚年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构想)的总和中,全面体认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创新的精神实质,以及马克思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空间。

第二,有助于正确说明马克思前后期哲学探索的连贯性和统一性,驳斥“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

在以往国外学者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流行着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而这又表现为两种不同情形:一是在苏联学者中流行的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的神话;二是在西方学者中流行的所谓“中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对立的神话。这两种流行说法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把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前后割裂、前后矛盾的,要么用后来的思想来反对其青年时代的思想,要么用晚年的思想来反对其中年时期的思想。依笔者看来,深入发掘和研究作为中年马克思主要哲学作品的《资本论》第一手稿的哲学创新、哲学底蕴,恰恰为说明马克思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连贯性、统一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性视角,有助于正确驳斥“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一方面,《手稿》为说明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与其后来思想发展之间的连贯性、统一性,驳斥所谓“青年、成熟马克思对立论”提供了有力例证。例如,“青年、成熟马克思对立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早期手稿的异化观是抽象人本主义者形象的“青年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其思想“不成熟性”的集中反映,随着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建立,马克思根本抛弃了早期手稿的异化观,代之以唯物史观的科学观点;而《手稿》对早期异化观四个规定的直接继承和对异化劳动新规定的提出,则清楚地表明,所谓“成熟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的对立是不存在的,而所谓持人本学异化观点的“青年马克思”与持唯物史观科学观点的“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手稿》为说明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理论探索与其晚年时期理论探索之间的连贯性、统一性,驳斥所谓“中年、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提供了有力例证。例如,在持上述“对立论”的许多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指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所作的笔记)中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即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与先前《资本论》时期的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断裂、对立关系;而通过对《手稿》的仔细考察,则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公有制社会)及其基本特征(以自然血缘关系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实行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探讨,是《手稿》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从《手稿》到晚年笔记,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的探索,是一个前后连贯、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过程,将晚年笔记对原始社会的探索与《手稿》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的探讨相割裂、对立是不科学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手稿》的哲学探索,既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探索有关(例如对实践观、异化观等问题的探索),也与其晚年时期的探索有关(例如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问题的探索),这既说明了《手稿》与马克思早期、晚期思想的内在联系,也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有着必要的思想铺垫、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所谓“断裂论”“对立论”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的。

第三,有助于更好地发掘《资本论》逻辑、《资本论》哲学、《资本论》手稿的思想底蕴及其重大现实意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一大手稿,其思想主线、核心理念是什么?我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形式上虽然形成了“价值章—货币章—资本章”的三分结构,而在其独特思想内容上的理论总纲,则是现实个人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论。相对于三大社会经济形态论来说,这是一个更高的哲学概括、总体概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试着从《资本论》第一大手稿中,发掘出现实个人与世界三大历史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证实中国改革开放选择与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的历史必要性、客观合理性。

今天,在新时代、新起点上,重新发掘《资本论》第一大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根本超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为本”“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错误价值观,从思想理论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而且有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作为“神经中枢”与“健康头脑”。


[1]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创新是一个过程,绝不是一次性行为。在19世纪40—80年代这40年间,马克思的哲学创新实际经历了四大发展阶段,即“四部曲”: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第一部曲,是他在4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重要哲学文本(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中对其新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初步表述,以及对建立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第二部曲,主要表现为《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特别是第一手稿)对实践观、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探索和发展;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第三部曲,是他在其晚年笔记中对先前阐发的唯物史观、世界史观等科学理论的完善和升华;马克思哲学创新未能最终完成的第四部曲,是蕴含在《资本论》逻辑、书信和晚年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构想。

[2]孙承叔、王东:《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https://www.daowen.co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6]客观地说,由于尚未掌握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许多决定性的经济学、历史学科学事实,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作的历史哲学分析不可能是完备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一再指出这一点。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10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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