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文本群——写出“《资本论》续篇”的四组准备材料
如果说到晚年马克思著作与文本，在多年流行见解中，往往认为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在许多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在讲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时，往往把主创人与“第一提琴手”的角色，自觉不自觉地从马克思转移到恩格斯身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多年来关于“晚年马克思”影响较广的有新老两种说法，这种说法实质上都倾向于晚年马克思的“慢性死亡论”。
一种多年流传的传统老说法，是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实际上所持的“晚年慢性死亡论”。
《马克思传》的最后一章是“最后十年”，开头梅林表示对当时已有所流行的晚年马克思“慢性死亡论”，还是有所保留的：“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而后来的叙述中，他却逐渐向这种说法靠近了：“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都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从欧洲大陆拒他于门外而不让他到温泉去进行疗养以后，他的旧病复发了，这使得他或多或少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最终，他采用了“慢性死亡”的说法：“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在这整个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摩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1]
还有一种近些年流行的新说法，就是在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流行的晚年马克思“衰退论”和《资本论》创作“中断论”。
梅林《马克思传》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 “晚年马克思慢性死亡论”的说法早在当时已有一定的流行市场，具体情况尚待作出历史考究。
今天我们所知这方面一个典型，或许首推曾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的亨·德曼1932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他断言：“就这种从事创作的质量而言，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2]
而晚年马克思《资本论》创作“中断论”的一个典型代表，则是美国的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他认为，马克思到晚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资本论》写作，中断了《资本论》研究，回到了人类学笔记上来。
为什么会有“晚年马克思慢性死亡论”这两种说法呢？细致分析起来，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和客观根据，就是他们都认为晚年马克思最后十来年间，没有留下什么重要文本，也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做出重大的理论创新。
经过十来年的研究，我终于发现这个理论前提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一个虚假前提，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篇幅特别巨大，理论空间特别巨大，理论意义也特别巨大。
的确，“晚年马克思”有一个难解之谜，就是他自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之后，至1883年逝世，还有十五六年时间，没有继续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也几乎没有就别的重大题目发表重要文本，那么他都在做些什么呢？
谜底就在于，执着追求理论完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些新变化，出现一些新特点，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必须扩大研究范围，才能作出更好的回答。因而，他一方面为继续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而努力，而另一方面，他的整个研究思路，尤其是1878年后，则从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开始形成的“《资本论》四卷构想”，向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六册构想”回归。因而，他把“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重新综合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资本论》是以“资本”或叫“资本一般”作为核心范畴展开的；晚年马克思“《资本论》续篇”的创作构想，则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四大范畴的综合创新研究。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迟迟未能出版，不仅仅是由于晚年马克思长期受到病痛困扰，而且因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空间的这种重大扩充、重大创新。
晚年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构想，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简称为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进行的研究与创作——这就是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思想主旨。
具体分析起来，晚年马克思文本群，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进行的理论工作，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或叫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大体按照《资本论》四卷构想的总体思路，继续加工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重点是第二卷；另一部分，是结合《资本论》第三卷问题的重新研究，马克思开始从“《资本论》四卷构想”向“六册构想”回归，试图按照“资本—国家—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这四大范畴的综合研究崭新思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努力。
前一部分的相关成果，我们多半在《资本论》文本群中作了简要介绍；这里，我们侧重于后一方面，来探讨一下晚年马克思文本群。
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主体部分与思想重心，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笔记札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
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第二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笔记》；
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土地关系、社会发展道路笔记》；
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
为了简明醒目，干脆简称之为“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当然，我在这里预先声明，这不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准确的科学概念，因为归到这里的不仅包括本来意义上的读书笔记，还包括一些书信、札记、论著、片断，因而不是清一色的、严格意义上的笔记。不过为了简单明了地把握“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本质内容，我们简称之为“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通过进一步研究，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个更为确切的科学提法。我们且拭目以待。
提出“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意在强调晚年马克思笔记与文本，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简要地说是“一个主题，四组笔记”。
下面，先让我们对“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基本内容作些简要梳理。
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为核心的这组笔记，在苏联、东欧学者那里曾被称作“古代社会史笔记”，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那里，倒是受到重视，却被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从哲学人类学出发，中间搞《资本论》创作只是一段思想岔道，晚年向经验人类学复归，因而人类学才是马克思一生思想主旨。
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资本论》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构向”复归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因而从《资本论》到《国家论》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国家的本质问题，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这组笔记的思想主旨，应称作“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主要包括以下3篇或4篇笔记，通常认为这组笔记包括5篇，并把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作为开篇的做法，并不科学。
1.《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摩尔根的书1877年出版，有一个副标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摘要可能作于1880年底至1881年初，准确点说是在1880年12月至1881年3月间，写在一个大笔记本开头的第1页至第98页上。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更加集中到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到国家社会、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上来，并对摩尔根原书四编结构有所微调：
第一编：原称“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与“生存技术”，马克思则注重蕴含其中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到国家社会、文明时代，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陶器、农业、金属、文字等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第二编，专讲家庭形式发展的各个阶段，人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原排第三编，马克思上调到第二部分，与物质生产紧密相关，共同起了重大基础作用；
第三编，原称“财产观念的发展”，主要讲“三种所有制和三种继承法”，马克思最关注的是私有制的起源与形成；
第四编，原称“管理观念的发展”，实质内容是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并比较研究了“中南美洲—古希腊—古罗马”三种类型，从氏族到国家起源的不同发展道路，原列为第二编，马克思移过来作为压轴部分。
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摩尔根研究的重大科学创新意义的话，那么恩格斯第一个发现了马克思这一笔记的重大哲学创新意义，充分利用马克思这一笔记，1884年写成并发表重要学术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主要是利用了这组笔记中这篇核心笔记，还有三四篇相关笔记他没怎么能够研究和利用。
2.《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
马克思注意到，菲尔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住了10年，1877—1879年生活在锡兰，该书1880年出版。他更注意到“这里是一个代表着非常原始的农业经济与文明的‘典型的活标本’”[3]。这篇笔记与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写在同一个笔记本中，接在其后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五卷，并没有收入这篇笔记，1996年出版的单行本《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收入了这篇笔记。
菲尔一书笔记内容有二重性、交叉性，我们暂且放在这一组里，实际上它主要应属于主题为农业村社制度的另一组笔记。
3.《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这篇笔记作于1881年4—6月，与上述两篇笔记写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共38页，占了该笔记本的第159—196页。
梅恩是家庭、国家、社会起源的家长论代表，主观片面地强调家长在国家与法律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既忽视了由氏族到国家的转变，也忽视了这一转变的经济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因而受到马克思批评。
马克思注意到这里讲的法制起源，实质上就是国家起源问题，“根据梅恩这家伙的看法”，“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社会的起源是：它们是由一些集团的混合而形成的，这种原来的集团决不小于父权制的家庭”。“霍布斯想探讨国家（管理和统治的形式）的起源……”[4]。
4.《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拉伯克是民族学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人们熟悉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这篇笔记写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该书题目表明了作者注视的两个焦点问题，这也正是马克思笔记注视的两大焦点问题，只不过顺序有所颠倒而已。
马克思笔记首先注意到“人的原始状态”问题，特别是人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亲属制度，及其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从群婚到个体婚姻、从母权到父权、从女系到男系的演化轨迹。
马克思这篇笔记还有一个新颖独特之处，就是他特别注意到了宗教起源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及其在文明起源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他依照拉伯克的说法，列出了宗教起源的7个历史阶段：①无神论—②拜物教—③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④萨满教—⑤偶像崇拜或拟人观—⑥神成了造物主、超自然的存在—⑦道德和宗教联系起来。[5]
“原始农业经济—原始家庭制度—原始国家—原始文明—原始意识形态—原始宗教”，这六个过程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都落在马克思晚年《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理论视野之中。而马克思的特点恰恰在于，在上述六个过程的总和之中，综合把握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
马克思晚年《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大大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空间，原生形态国家与文明的形成期要上溯到距今五千年前，而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奠基期，则要进一步上溯到一万年前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技术创新的起源期。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必要前提是“人类与文化起源”，这就要上溯到几十万年前，乃至今天知道的近400万年前。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笔记到拉伯克《文明起源》一书笔记，都已包含着这种探索，这就更大大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空间。
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笔记，原来列为这组笔记的首篇，占据了核心地位，这种编排并不科学，也不符合马克思晚年笔记原始面貌。
这组笔记的开篇和原始核心部分，无疑应当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不应当列为这组笔记的首篇和原始核心部分，而只是开头部分和这组笔记有一定关系；主要应当列入另一组笔记中，作为以公社土地制为主题的一组笔记的首篇。
第二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
这组笔记共包括4个笔记本，构成一个整体。马克思没有命名。恩格斯给它加的标题是“编年摘要”，或叫“编年大事记”，原文为Chronlogiche Auszuge。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1946年间，把它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Ⅴ—Ⅷ卷，题目为“历史学笔记”。中文译本目前也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1992，2005）。MEGA2打算把它编入第四部分笔记的几乎最后一卷，第三十一卷。
整套笔记篇幅巨大，共545页，合汉字180万字左右。
为了准确地再现其独特研究对象与思想主旨，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笔记”。马克思笔记主要利用的底本，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18卷本的《世界史》，也有助于证实这一点。
对于这组笔记的主题、主线、主旨，至今研究仍很不够，却又众说纷纭。实际上，我们按照马克思基本思路，可以初步理出基本头绪来：
第1册笔记的起点，是公元前91年，罗马公民权的扩大，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古代西方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
第4册笔记的终点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等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雏形。
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怎样从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神圣罗马帝国崩溃，近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生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
这里的终点，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
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笔记呢？许多前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理解这一点的钥匙，就在《资本论》体系构想中。其最初构想，从“五篇构想”到“六册构想”，研究思路都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再过渡到《国际贸易论—生产的国际关系》。
这组笔记正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进程，堪称晚年马克思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第二组准备材料，也可称作“前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形成史笔记”“近代世界历史前史笔记”。
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土地关系、社会发展道路笔记》
这是一组相对独立的读书笔记，以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摘要为原始核心笔记发展起来，不应当简单归纳到《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中去，或所谓“人类学笔记”中去，与摩尔根《古代社会》笔记等混在一起。
关键问题在于，这组笔记有专门的、明确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不是主要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而是重点研究俄国与东方国家、非欧国家土地制度、社会制度、土地所有制关系及其发展道路，乃至走向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因而可以简称《公社土地制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最为简明的指称，或许干脆可以叫《公社土地制笔记》，不过需要补充与说明。
正基于此，这组笔记也有独特的思想主旨、写作目的：既是为续写《资本论》第三卷作准备材料，又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研究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探寻俄国与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这组笔记包括的晚年马克思文本有：4篇读书笔记，2封书信及其草稿、1份俄国书单，至少是7篇文本。
1.《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
这是这组笔记的开篇之作与原始核心，在整组笔记中具有统摄主旨作用的特殊地位，正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中的独特核心地位一样。苏联编者与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都不加分析，把二者依次编排在一起，混同称之为“古代社会史笔记”或“人类学笔记”，都是不够科学的。
足以证实这一点的，首先是晚年马克思文本的本来面目：《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写在1878、1879年间所做的一本笔记本中，是与《印度史编年稿》穿插在一起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等《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则单独写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中。
柯瓦列夫斯基是马克思的俄国朋友和学术朋友，1879年出版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第1册，并立即送给了马克思。马克思9月份得到了柯瓦列夫斯基寄来的赠书，非常重视，10月份即开始做了笔记，按照原书逻辑结构，分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头两章，讲美洲公社土地占有制，印第安人公社制度的原始状态，西班牙殖民政策造成的公社所有制瓦解；
第二部分，中间5章，重点讲印度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具有如此多种形式的土地关系”[6]，描述了印度整个土地关系史，伊斯兰化和英国殖民化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影响；
第三部分，最后两章，专门讲北部非洲、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利亚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及法国殖民化带来的历史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对这本书是高度重视、高度评价的；但在方法论上，也提出了一点原则性的批评意见，就是认为应当更加注意具体分析非欧国家历史特点，不要把“西欧封建化”的中世纪发展模式作为框子硬套到非欧国家头上：“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7]
2.《印度史编年稿》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来看，《印度史编年稿》和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摘要，是写在同一个笔记本中，穿插进行的。《印度史编年稿》是分三次写成的，至今仍有两部分未见发表：
第一次，在1878、1879年做的这本笔记接近开头部分，写在柯著《公社土地占有制》摘要之前，先就《1848—1858年印度历史编年大事记》写了3页笔记；
第二次，是在柯著《公社土地占有制》第二部第二章“印度本地罗阇时代土地关系史”中间，在这一笔记的第41—58页，插入了《630—1761年伊斯兰侵占印度后的历史编年大事记》，以埃尔芬斯顿《印度史》（伦敦，1841年）为主要底本；
第三次，在柯著《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第59—83页，又回到柯著上来，做完了柯著笔记之后，又在第84—137页上，完成了《印度史编年稿》，开头是“印度外来侵略简述”，重点是讲“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入侵印度”。
这就充分证明，柯著《公社土地占有制》摘要是这组笔记的主要笔记、核心部分，而《印度史编年稿》则是隶属这个主要笔记的辅助笔记，其作用是双重的：
一是为更好理解柯著《公社土地占有制》第二部分重点讲的印度公社土地占有制度、土地关系，提供历史背景知识与资料，有补充、修订作用；
二是更有助于理解英国资本入侵后，给印度土地关系带来的新变化、新走向，这一部分占了整个笔记的几乎三分之二，是重心所在，也是《资本论》第三卷及其续篇的关注焦点所在。
这一手稿远未受到应有重视与专门研究。
3.《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
马克思这篇文本内容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与《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有一定联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却是与《公社土地占有制笔记》这组笔记相联系，从题目到内容，重点还是讲印度与锡兰的公社制度、土地关系。虽然我们在讲《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时，也附带介绍了这篇笔记，实际上仔细推敲琢磨，还是应把它移至这组笔记中来更为恰当。
在笔记最后，马克思画龙点睛，要求具体分析东西方公社制度、土地关系的不同历史特点：“在欧洲，与东方不同，代替了实物贡赋的是对土地的支配——耕作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沦为农奴或劳工（第266、267页）。在东方，在村社制度下，人民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贵族阶级的首领们的权力之争主要是争夺卡查里-塔比尔的控制权（第271页）。”[8]
在笔记中，马克思肯定了菲尔对许多实例的介绍，但在方法论上同样批评他也有“西方中心论”影响，也企图用“西欧封建化”模式，生搬硬套到东方村社制度上来：“菲尔这个蠢驴把村庄的结构叫作封建的结构”，“这头驴子还认为什么都是在个体家庭基础上产生的”。[9]菲尔的书是1880年出版的，马克思笔记作于1881年。
4.《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材料与数据，1881年底至1882年初，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篇札记。
这篇札记揭示了俄国1861年改革的历史过程，更揭示了所谓“农奴解放”的真正实质。
这篇札记也表明，马克思研究俄国，俄国村庄制度、土地关系，不仅是为了追根溯源地弄清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特征，更是为了重点探讨资本对农村的渗透与统治，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化。
这篇札记在马克思生前未能发表，直至1952年才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十二卷上，至今鲜见有专门研究。
5.1877年11月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这封信并未寄出，但记录下了马克思的理论思索与哲学方法。
他反对用《资本论》讲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模式，生搬硬套到俄国等其他非欧国家头上。
他特别介绍了自己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入研究与具体分析：“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就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0]
6.1881年2、3月马克思《给维·伊·查苏里奇的信》
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致信马克思，希望他能够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俄国究竟向何处去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前景问题，指点迷津。
为了解开俄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之谜，马克思先后为回信起草了三份长篇草稿，具体分析了俄国村庄制度、土地关系的二重性，发展前景的二重性，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二重性。马克思正式复信很短，这三份草稿却成了重要历史文献。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一个新颖大胆的闪光思想：在俄国革命的前提下，落后俄国有可能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新道路，使村社制度获得新生命；外部条件是通过世界市场，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内部条件是推翻沙皇专制，并利用银行、信用公司等一整套发达交换机构，克服村社制度的封闭性、孤立性、落后性。
7.1881、1882年开的一份俄国书单《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
这份书单写在6页半纸上，保存在马克思1881、1882年所记的最后一个笔记本中，列了115个书号，包括150多种版本的俄国书籍。
小部分是关于俄国历史道路、村社制度、土地关系的书，大部分是关于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后发展道路问题的书籍，俄文为主，也包括其他文字。
这是一面镜子，可以看出马克思都接触、掌握、研究过哪些俄国资料，他可能做过哪些读书笔记。
这组笔记，我们只列出上述7份文献，如果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发现一系列新文本、新资料、新笔记。这里仅仅举出个别例子：
1879、1881年，他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收信人的信》等论著；
1876年，他读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土地制度》（1866），做了26页笔记；
1878—1883年间，他读丹尼尔逊《俄国农业》，做了18页笔记；
1881年，他读费·莫尼《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两卷集，1861），做了29页笔记。恩格斯后来说道：“莫尼等人知道并记述了爪哇的土地公社所有制。”[11]
多年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组笔记多半淹没在“古代社会史笔记”或“人类学笔记”之中，其独立性、系统性、重要性，远未得到应有对待，和马克思本人、恩格斯当年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马克思逝世一个月零十天的时候，恩格斯写了《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尾声之处谈到对马克思遗留手稿的初步看法，占第一位的首先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其次就谈到俄国土地所有制笔记的特殊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12]
在恩格斯花了十年之功，加工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时，在序言中曾非常突出地讲到晚年马克思为续写《资本论》，而对俄国土地制度、发展道路等问题，作出专门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也等于讲到这组笔记的巨大价值：“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13](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留下的遗憾，其实也就是恩格斯留下的遗憾，因为限于时间、精力、眼力、体力，恩格斯当年只是尽可能原原本本把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发表出来，按照马克思思路，实现马克思理论夙愿，还有写出“《资本论》续篇”的计划，只能留待后人了。
非常可惜的是，对这组笔记与准备材料，至今还缺少专门研究，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组有专门研究对象的独特笔记，蕴含着独立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
晚年马克思都做了些什么，是否还关注西方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由于晚年马克思很少公开发表论著，再加上长期流行的晚年马克思“慢性死亡论”，还有诺曼·莱文等人所谓的“马克思晚年中断与放弃了《资本论》写作”，因而“晚年马克思思想”逐渐成了一个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
在这里，我们试着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初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讲道理”：晚年马克思在1875年前曾一度病痛严重，难以持续工作，而从1875年开始几乎直到死前，一直是在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力争加工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乃至按照“六册构想”的精神，写出“《资本论》续篇”。可以用中国的一段古老诗句，来形容晚年马克思的精神境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有助于证实这一点的一个证据，是马克思1882年11月10日致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信中讲的：“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14]这为理解晚年马克思文本群，提供了一把钥匙。
下面，更重要的是要“摆事实”，让我们大体以1870年为界，列出马克思围绕“西方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主题，留下的各种文本、笔记，看来主要有以下10种：
1.1871年起草的《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马克思科学描述了巴黎公社伟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总结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提出了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宣言》有两份草稿、一份正文，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1875年4、5月间草成的《哥达纲领批判》
这份文献，原来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并不是写成了的供公开发表的论文，而是带有手稿、笔记性质，供内部传阅，后来由恩格斯公开发表。
这里广泛涉及了劳动观、财富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提出了未来社会两个阶段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作用问题。
这就明确表明，马克思并未对西方历史发展及其社会主义前景，丧失理想信念与理论兴趣。
3.1877—1881年起草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第Ⅴ—Ⅷ个手稿
《资本论》第二卷头4份手稿，写于1865—1870年间，而后因病痛等原因，70年代前期一度有所中断，1875年后则又逐步恢复：
第Ⅴ稿，写于1877年夏秋两季，对开纸56页，包括第二卷开头4章的手稿；
第Ⅵ稿，作于1877年10月26日前后，四开纸17页，是想把第二卷开头部分加工付印的初次尝试；
第Ⅶ稿，作于1878年7月2日前后，以Ⅴ、Ⅵ稿为基础，对第二卷开头部分作加工付印准备的最后尝试；
第Ⅷ稿，可能断断续续地写于1880、1881年间，四开纸70页，比较完整的第Ⅱ稿的第三部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部分的修改加工稿，留下了马克思同疾病反复斗争的历史痕迹。
4.1868、1876、1881年，马克思三次研读毛勒的德国史系列性专著笔记
在西欧史，尤其是德国史研究中，马克思特别注重吸收借鉴德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1790—1872）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他研究德国古代史、马尔克史的系列性专著，关于公社制度、土地关系的有关论述。
《资本论》第一卷已有两处（第88页、第265页）引证了毛勒的有关著作。第一卷发表后，马克思又在1868年、1876年、1881年，连续三次研读了毛勒，其中头两次都留下了专门的读书笔记，显然是为写出《资本论》第二、三卷乃至续篇而作的准备材料、读书笔记。
1868年3月，马克思在准备加工修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过程中，第一次研读毛勒德国史著作，并记了笔记。他是在大英博物馆读的毛勒所著《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先做了25页笔记，后来又做了19页笔记，共44页笔记。
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明了自己为什么特别青睐毛勒德国史著作：“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国家枢密官，当时曾以希腊摄政王之一的身份出现，他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俄国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老毛勒的这些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这是南德意志人有别于北德意志人之处。”[15]
看来是由于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持续地阅读并摘记毛勒著作，感到大有收获，于是1868年3月25日他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还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透露了他如此青睐毛勒的另一个更深层原因，是毛勒在德国民族的原始时代，发现了土地共同占有的公社制、公有制，证明私有制只是一段时期里的历史现象，有助于自己倡导的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16]
1876年5月至1877年，马克思的身体恢复元气，为写《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乃至续篇作各种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准备，就是更深层、更全面、更系统地做了毛勒德国史系列专著的笔记：
从1876年5月开始马克思第二次研读毛勒著作并做笔记，他又对《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一书做了80页笔记，两次加一起，仅这部书就做了144页笔记。
接下来，一直到6月底，或7月，马克思可能觉得光读概论，对他关注的主要问题——德国土地公社制度了解还不够详尽，因而他又穿插着读了《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四卷本，1862—1863），四卷本从头到尾读下来，共记了109页笔记。
而后，他又读了毛勒的《德国乡村制度史》（两卷本，1865、1866），做了30页笔记。
这次研读，还穿插了许多其他著作，一直延续到1877年，他又回到开头读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上来，又做了17页笔记。
这两次加到一起，他研读了毛勒的上述5部主要著作，共做了300页笔记。
看来，由于马克思特别重视与厚爱毛勒的著作，于是在70年代后期买了他的全部主要著作作为藏书，共5部14卷，除了上述3部7卷之外，还有《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德国城市制度史》（四卷本，1869—1871）。恩格斯在1882年写作《马尔克》等论著时，曾经专门借阅了这组著作。
1881年前后，马克思在做《公社土地制度和东方发展道路》《国家与文明起源》这两组笔记，并审读恩格斯《马尔克》一文草稿时，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研读了毛勒的古代德国史、农村史著作。这次没有留下专门的读书笔记，只是留下了比较研究的蛛丝马迹。
1879年底至1880年，马克思做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毛勒研究成果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在前边，他提到“有计划的殖民（用毛勒的话说！）”；而在近于尾声之处，他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泛讲“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时，更明确地提出了比较研究毛勒著作的要求：“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见毛勒的著作）”[17]。
1881年4月至6月间，马克思在做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时，又有两处要求参见毛勒有关著作：一处是在讲英国宫廷制度、等级制度时，马克思插入一句批注，“毛勒早在梅恩之前就知道这一点了”；另一处，是在讲“尊敬的梅恩忘记英国国王及其廷臣的巡游”时，又在批注中特别强调指出，“参见毛勒的著作”[18]。
1882年9月中到12月上半月，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并利用了马克思私人藏书中的毛勒著作，写成了《马尔克》一文，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德文版附录出版。恩格斯手稿曾请马克思审阅，并得到了马克思的好评，在此期间，马克思最后思索了毛勒的历史学成果。
马克思的毛勒历史学著作笔记，也有二重性：一方面，这是对德国史、西方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公社土地制度研究的扩展。
这组笔记至今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专门的研究，甚至未见公开出版，也未见翻译成俄文、中文。
5.1876年下半年，对卡尔德纳斯《试论西班牙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两卷本）一书的摘要
1876年下半年，在为续写《资本论》作准备时，开头是把毛勒著作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的，后来又补充了另外一部读书笔记，就是对卡尔德纳斯的历史学著作《试论西班牙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两卷本，1873、1875），共写了166页笔记，中间穿插了对奥·乌提舍诺维奇《南部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的28页笔记，分4次写成，写在3个笔记本上。
能看得出来，马克思花如此大气力，读了这两卷本巨著，又做如此长篇笔记，是相当重视的。
马克思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地租问题、农村的资本主义化问题。
这一笔记并未发表，更未翻译过来，尚有待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评论。
6.1878—1883年间，马克思还做了一组《罗马史笔记》
古希腊、罗马史是整个西方世界历史的源头，如果这个源头不梳理清楚，后来的许多发展轨迹就理不清来龙去脉。看来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78—1883年留下的《晚年马克思最后笔记》中，在两本笔记中，包含着一组《罗马史笔记》。
其中主要一本，写于1878、187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馆藏，编号为“B140”，即第140本笔记，中间穿插着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笔记47页。
接近开头，有一篇书目摘要，主要是有关罗马史的，2页笔记；
卡尔·毕歇尔《公元前143—129年的奴隶起义》（1879），4页笔记；
路·弗里德兰德《罗马风俗……历史概述》（第三卷，1871），6页笔记；
鲁·耶林《罗马法精神》（1862、1865），7页笔记；
朗格《罗马古迹》（第一卷，1856），24页笔记。
另一个笔记本馆藏号为“B133”，中间穿插着一篇《罗马史笔记》：
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关于罗马史和中世纪史的笔记），笔记是4页。
两处合起来，这组《罗马史笔记》，共6篇，47页，未见出版与研究。
7.1881、1882年，和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相关的意大利史、英国史笔记
这个笔记本的馆藏号为“B149”，前一半以俄国问题为主，后一半则涉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笔记，主要是两份笔记：
基诺·卡朋尼《佛罗伦萨共和国史》（1875），马克思摘记了28页笔记；
约·里·格林《英国民族史》（第一卷，1877），马克思做了43页笔记。
佛罗伦萨是地中海沿岸城市，还是1500年前后近代文艺复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起源时代的典型代表。
英国则是大西洋沿岸国家、1750年前后近代产业革命发源地、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发源地。
这些笔记也未见公开发表与专门研究。
8.1878年底—1880年6月，关于美国等国土地关系、发展道路笔记
比较集中地写在一个笔记本中，馆藏号为“B139”，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中心还是美国等国的土地问题与发展问题。
笔记本的头半部分，是开始于1878年11月12日的一组经济学笔记。其中头一篇就是关于美国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地租形式问题的官方报告《美国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1870年度报告》（华盛顿，1871年），马克思做了3页笔记。这是一个重要征兆，表明晚年马克思虽身在伦敦，注视重心固然首先放在英国，但希望在续写《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中，更多地注意到美国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最新走向、最新特点、最新问题。
笔记本的下半部分，则是《泰晤士报》1879年6月至1880年6月的文章摘录，内容是多方面的，也包括英国、加拿大、爱尔兰的工业、农业、商贸等，但主要注视中心已转向美国，与美国相关的题材主要有：合众国的国内商业、美国钢铁贸易、费城铁路公司、明尼苏达州农业，等等。这部分笔记，足有75页之多。
另外，还有一个笔记本，馆藏号为“B148”，写于1881年，看来是为了给续写《资本论》第三卷作准备，前面大部分是关于俄国农业与发展道路问题的笔记，但最后两篇笔记，却转而关注美国资本主义农业最新发展问题：
詹姆斯·凯尔德《土地收益和粮食供应》（1878），马克思做了20页笔记；
詹姆斯·凯尔德《美国的大草原经营》（1859），马克思做了15页笔记。
9.1876—1881年，续写《资本论》自然科学基础三大笔记：生理学、农学、地质学笔记
为了续写《资本论》，尤其是研究和农业息息相关的第三卷有关问题，晚年马克思还发大志愿，下大功夫，做了一套特殊笔记，我们或许可称之为“《资本论》自然科学基础笔记”，简而言之，其中主要包括三大科学笔记——生理学、农学、地质学笔记。
第一，马克思首先在1876年3月至5月中，为了给《资本论》理论创新，尤其是第三卷农业相关问题开掘更深层的自然科学基础，他以“动植物与人的生理学”为主题，做了一组笔记，共193页，写在3个连续的笔记本中，馆藏号为“B119、B120、B121”。文献共3篇：
一是对德国大植物学家、细胞学说创立者之一施莱登《动植物生理学》（1850）这本自然科学经典之作，作了认真阅读，做了50页笔记；
二是对《对于农业化学最重要的酸和碱》，做了一页笔记，这页笔记是随机插入的，但透露了马克思做这大组笔记的思想动机与思想主旨；
三是对德国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约·兰克《人的生理学原理》（1875），做了详尽笔记，第一本上先写了28页，后来又写满了一本80页的笔记本，最后又在第三个笔记本上续写了34页，这部书总共做了142页笔记。
第二，1877年马克思接着又做了“农业科学与植物学笔记”。
这组笔记，写在1877年所做的一个笔记本的接近开头部分，馆藏号为“B128”，主要包括两个文献：
第一篇文献，是赫鲁贝克《农业科学》第一卷的摘要，马克思做了26页笔记，表明马克思做这组笔记是与研究农业经济、土地问题、地租问题相关的，是为《资本论》第三卷创作打下更坚实的农业科学基础；
第二篇文献，是对卡尔·弗腊斯《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的摘要，马克思做了10页笔记。
这两篇笔记合起来，共36页。初看起来，这组笔记似乎比“生理学笔记”分量小得多，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这里只是续作的“农业科学和植物学笔记”下篇，上篇作于《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后的1868年，早在那时起，他就开始对弗腊斯的农学研究产生特殊兴趣，并做了不少笔记。
马克思认为，弗腊斯像老毛勒一样，是一个博学的南德意志人：“这位弗腊斯还具有德国人的那种奇特有趣的特点。他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是视察员、化学和工艺学教师，现在是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等等。”“他的《农业史》也很有意义。”
马克思认为，弗腊斯的农业科学具有内在的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19]
从1867年底到1868年，马克思还对弗腊斯的两部农学主要著作进行了系统摘记：
弗腊斯的《农业史，或近百年来农业知识前进的历史概述》（1852），马克思做了22页笔记；
弗腊斯的《农业的性质》（两卷本，1857），马克思分5次阅读，共做了107页笔记。
此间，他还两次摘记约·查·摩尔顿《农业百科全书》，共做了12页笔记。
1875年，马克思还曾对恩格尔哈特《农业化学》一书，做了12页笔记。
这样加起来，马克思农学笔记至少有6篇，189页。
第三，1878年至1881年间，马克思又做了“地质学笔记”。
1869年，他曾对查·赖尔《地质学原理》（1847）一书，做了摘记。
1875年，他又就阿·费克《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一书，做了4页笔记。
从1878年5、6月间开始，马克思对约·比·朱克斯《地质学教本》（1872），做了367页笔记；
他还以“地质学和农业的直接关系”为题，对约翰斯顿的相关著作做了12页笔记；
1880年底、1881年初，他还对格兰特·艾伦《地质学和历史》一文做了5页笔记。
这样加起来，马克思地质学笔记至少有5篇，389页。
这样看起来，晚年马克思为继续《资本论》理论创新和哲学创新，写下的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的笔记或手稿，至少有5部：①生理学笔记；②农学笔记；③地质学笔记；④化学手稿；⑤数学手稿。尚有待专门作出研究。
10.1877—1879年，关于欧文及社会主义问题和历史的笔记
1877年马克思写的一个笔记本，馆藏号为“B131”，前一半是经济学笔记，后一半则是关于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笔记，篇幅很短，篇数却不少，共11篇：
欧文主编《危机》杂志第四卷（1832—1834），4页笔记；
欧文《新社会观》（1813），1页笔记；
欧文《向新拉纳克居民的致辞》（1816），1页笔记；
欧文《关于安排贫苦劳动阶级的建议》（1819），7页笔记；
H．G．迈纳耳《对欧文先生有关拉纳克村的新观点的公正评价》（1819），1页笔记；
欧文《关于……穷困的原因的解释》（1823），6页笔记；
欧文《罗·欧文……的演说》（1830），3页笔记；
R．布坎南《社会传教士——对各种谎言、诽谤、诬陷的揭露》（详细摘引了欧文《关于婚姻的讲演》），6页笔记；
《合作者》（1828—1830），3页笔记；
欧文《关于新社会全部状况的讲演集》，1页笔记；
欧文《论〈爱丁堡评论〉中的批评》（1819），2页笔记。
另外，在1879年写的一个笔记本中，列了两类书目：头一类是银行、商业的有关书目，占了18页；后一类是“书目一览，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历史”。仅此书目，占了4页篇幅。在最后这个标题上，注明时间为“1879年”。
这是一个189页的笔记本，带封皮，在第22页上，有马克思本人的编号，后面还都是空白的，看来是打算陆续写下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可惜天不假年，过早逝世使马克思无法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继续把“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历史”这组笔记写下去、写到底……
上述10组笔记，也只是晚年马克思《西方发展和社会主义道路笔记》的一部分，还有相当多笔记，经济学色彩鲜明，与“《资本论》续篇”关系直接，这里未能加以分类与罗列。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