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到世界史观——晚年马克思文本群：哲学创新新阶段
在“摆事实，讲道理”之后，让我们试着对晚年马克思思想提出几点新的看法：
第一，用“慢性死亡论”“《资本论》创作中断论”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生涯是根本缺少事实根据的，马克思晚年的十来年是战胜病痛、始终如一的持久战斗、韧性战斗。
如果用中国古话来形容晚年马克思心态的话，那就是晚年孔子自我描述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如果用中国古语来形容晚年马克思的精神境界，那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果用中国古典诗句来形容马克思之死的话，那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第二，马克思身后留下了一个篇幅巨大、空间巨大、时间巨大的晚年文本群。过去由于晚年马克思文本群大部分是他生前未能发表的，有许多在马克思身后也未能及时发表，多半是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陆续发表，还有大多数读书笔记至今还未能公开问世、译成中文——因而，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直至今天仍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第三，晚年马克思文本群不是一堆缺乏联系的残简断篇，而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关键在于有一条思想红线与思想主旨，一以贯之地贯穿于整个文本群中，这就是从当代世界历史新发展高度续写《资本论》，乃至创作“《资本论》”续篇的总体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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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晚年马克思《资本论》创作构想，有一个重大调整，时间看来在1875年之后，特别是在1878年后：原来是以1862年底开始形成的《资本论》“四卷结构”为主，以“资本一般”范畴为主，适当吸收1858年“六册构想”的总体框架；而到1878年后，晚年马克思虽然没有放弃《资本论》“四卷结构”出版计划，而在问题框架、理论框架、范畴框架上，却在相当程度上向“六册构想”复归，从“资本—国家—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四大层次系统总体考察的高度，重新思考“资本一般”范畴的理论内涵，揭示当代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
第五，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本质内容，是包含其中为写出“《资本论》续篇”所做的四组读书笔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
一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通常东西方分别称作《古代社会史笔记》或《人类学笔记》）；
二是《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通常称作“历史学笔记”）；
三是《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土地关系、社会发展道路笔记》；
四是《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
第六，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哲学底蕴与核心理念，是世界史观，或叫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史观，既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唯物史观重大发展：唯物史观是世界史观的基本原理、理论基础；世界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发达机体、更高形态。
因而，可以说，晚年马克思文本群，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创新升华到一个新阶段——晚年马克思新阶段，其本质特征，就是从唯物史观发展到世界史观。
这种讲法，有什么文本根据吗？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什么文本根据吗？
“马克思六册构想——马克思晚年文本群——恩格斯1878年《卡尔·马克思》传略”，这三个文本相互印证，有助于证实：晚年马克思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哲学创新、哲学飞跃，就是从唯物史观到世界史观的理论升华、重大创新。
这里且说说恩格斯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877年6月中，实际上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马克思小传，发表在1878年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丛刊上。《人民历书》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年鉴》，1875—1879年连续出了5年，主编是威·白拉克。(https://www.daowen.com)
这是马克思在世期间，由恩格斯执笔写成，正式发表的少有的两份马克思传略之一，因而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另一份作于1869年）。
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或称“两大发现”：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20]
如果我们用理论思维的显微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关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两大发现”，其中主要是第一个重大发现，实际上有两种提法，甚至有三种提法：
1878年《卡尔·马克思》传略上的提法是“世界史观”；
而1880年恩格斯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法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21]
1883年3月17日、18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及其草稿的提法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下面所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比较偏重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22]
马克思头一个重大发现，究竟是“唯物史观”，还是“世界史观”？应当说，这两个提法是大同小异的，从根本上说是基本一致的，但强调重点有微妙差异。
问题在于，多年以来，我们仅仅注意到把马克思哲学上的重大发现归结为“唯物史观”的说法，却忽略了“世界史观”这一提法，而后一种提法却生动、鲜明、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轨迹——从唯物史观到世界史观。
并且，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可判断出，把马克思哲学上的主要创新，概括为“世界史观”这个提法，既是恩格斯个人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与马克思共同推敲的思想升华。当然，我们至今还没找到最为直接的文本证据，准确阐明马克思在这一概括中所起的直接作用有多大。根据为数众多的基本事实判断，在“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哲学创新是什么”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在如何把这一点写进马克思传略中去的问题上，恩格斯不可能不认真听取与高度尊重马克思本人的提法。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郑重其事地作出的申明，就是一个有力明证：“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23]对上述如此重大问题，恩格斯怎么可能不认真听取马克思意见呢？
另外，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佐证或旁证，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认真为对方立传——写传记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领袖威·李卜克内西为《1897年新世界历书》写《忆恩格斯》一文时，一开头就回忆了20年前的历史一幕，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认真对待相互立传的问题：“在白拉克编的1878年《人民历书》（第78页及以下各页）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三位杰出人物’，讲的是莱辛、雅科比和马克思的生平活动事迹。马克思传略是恩格斯写的。我不知道‘三位杰出人物’这个总标题是否出自白拉克之手，但却很恰当。如果马克思有时间，他一定也会为《人民历书》写一篇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我们这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那么题目就将是‘四位杰出人物’了。”[24]
不过，很快这个历史遗憾问题，在1880年得到部分解决。这一年，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出了法文版，译者是马克思的二女婿保·拉法格，法文版前言也是由拉法格署名的。这篇前言既简要介绍了恩格斯这一著作，又简要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思想，相当于一篇《恩格斯小传》。这里署名虽是拉法格，真正执笔者却是马克思本人，在写作过程中还同恩格斯进行了认真推敲琢磨，做到了字斟句酌，因而在内容上不宜随意改动。马克思在恩格斯1880年5月4日致拉法格信末的附言中，透露了这一历史奥秘：“以上论述是我（昨天晚上）同恩格斯商量的结果。请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25]
连马克思写这样一篇千八百字的《恩格斯小传》，都要认真推敲，并同恩格斯本人商量；那么，恩格斯在写篇幅长得多、影响大得多的《卡尔·马克思》传略时，在如此重大理论问题上，怎么可能不认真同马克思本人推敲琢磨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合理推断：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高度的理论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听取马克思意见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马克思本人思想。
在《卡尔·马克思》传略最后，还透露了一个重要历史信息，之所以把“世界史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剥削奥秘”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是同马克思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第一卷续篇工作紧密相关的，生动鲜活地反映了马克思本人做晚年笔记时哲学创新的兴奋点与生长点：“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26]
其中，“世界史观”这个提法，同《资本论》体系新构想，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