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思想精髓与本质特征——六个学派比较研究
列宁《帝国主义论》思想精髓与本质特征是什么？
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其他学派相比较，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精髓与特点，首先在于列宁系统运用唯物辩证法，完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特点、新实质，并且把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与对政治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创新。简而言之，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逻辑，把“资本论—国家论—全球化矛盾论”“金融资本垄断论—帝国主义国家论—资本主义危机论（社会主义革命前夜论）”，全都有机地熔为一炉。
要真正理解这个本质，就必须对20世纪初期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六大学派，作出具体的、历史的比较研究，这六大学派分别为：英国霍布森学派、奥地利希法亭学派、德国考茨基学派、波兰卢森堡学派、俄国布哈林学派和列宁主义学派。
看来，列宁最为重视的，首先还是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尤其是他1902年在伦敦发表的英文著作《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论》一书《序言》中，一开头列宁就开门见山，明确指出：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自然感到法文和英文的参考书有些不足，俄文参考书尤其缺乏。但是，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书，我还是利用了的，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13]
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一书，1902年在伦敦出版，列宁早在1904年就曾动手翻译过。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它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摘录[14]，并指出该书“一般说来是有益的，特别有益的是它有助于揭露考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15]。有人夸大这种联系，称之为帝国主义研究中的“霍布森—列宁”模式，则有点言过其实。实际上，列宁与霍布森的思想理论联系，有复杂的二重性：一方面，在经济学层面，列宁充分利用霍布森这部著作中的大量事实材料、经济数据、经济学观点；同时，在政治理论层面，列宁又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结论和暗中维护帝国主义的企图。
与此相应，列宁特别重视的另一个学派，就是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为代表的“金融资本论”学派。乃至在《帝国主义论》正文开头，几乎是把希法亭与霍布斯并称的，作为此前当代帝国主义研究两大学派：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16]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一书。列宁在肯定这本书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批评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结论。[17]
列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希法亭，称为康德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改革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劝说者”。希法亭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因而在他的书中对帝国主义和财政资本下了错误的定义。他抹杀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垄断组织的决定性作用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的尖锐化。他忽视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重要特点，如瓜分世界和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列宁认为，在思想理论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法亭，甚至“比英国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尽管希法亭的这本书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然而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仍然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历史作用。
列宁在作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之后，他的一个主要论战对象，就是在第二国际中占主导地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考茨基：
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首先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这25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所表述的基本思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18]
列宁还把考茨基的理论实质，称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其比起改良主义者霍布森来说，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https://www.daowen.com)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19]
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相映成趣的，还有波兰女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罗莎·卢森堡1913年出版《资本积累论——关于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论述》一书，比列宁《帝国主义论》早3年多。今天需要认真研究、重新评估其历史地位与理论贡献：既充分肯定其理论重要贡献，又具体分析其历史局限。简单化全盘肯定，或者主观地抬高夸大，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足取的。
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能否进行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然而，资本积累能否进行，又取决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但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中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存亡又取决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存亡；如果资本主义同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相互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得以替代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卢森堡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斗争的阶段；第二阶段，资本对商品经济斗争的阶段；第三阶段，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展开竞争斗争的阶段。在她看来，帝国主义正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中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这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策竞争”。因而，她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生产和销售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她指出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种种灾难，揭示了帝国主义反人道的性质。尤其重要的是，卢森堡在论述帝国主义时，明确了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然而，她未能揭示这一阶段的实质，她不能正确说明自己所指出的那种矛盾的原因。她认为，帝国主义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对外经济扩张。
1931年出版的《列宁文选》第二十二卷，发表了列宁的一篇未完稿《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成功的补充》，还有列宁读卢森堡著作时所做的评语。列宁一方面积极肯定了她的许多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试图根本超越其理论局限。
与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杰出的青年理论家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经济论”与“帝国主义国家论”。今天看来，应当重新评价列宁与布哈林在帝国主义论上二者关系的二重性与复杂性。
总体看来，列宁对于1915年秋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是基本肯定，甚至是充分肯定的；而对后来，1916年夏天，布哈林写成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列宁则虽有一定肯定，却更多的是持保留态度，二人还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理论论战。
1915年秋，布哈林在斯德哥尔摩写完他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但直到1918年才全文发表），并开始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进行重新解释。布哈林的这两部著作是对新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贡献，并且也代表了他在流亡期间的主要成就。
列宁在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布哈林这本著作所谈的问题，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毋庸赘述的。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这样也就无法了解近10年来经济和外交的历史，而不了解这一历史，要想对战争提出正确的看法，那是可笑的。”[20]列宁在这篇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布哈林的小册子的科学意义，他说：“尼·伊·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它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21]
1916年夏，布哈林又写成了《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并将它交给列宁，供布尔什维克在国外的秘密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发表。布哈林的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组织，就像《圣经》中所说的海中怪兽“利维坦”一样，它不仅使经济生活，而且使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股联合势力，并受国家的强有力的指挥。
当布哈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化”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独特的“熔合”时，他强调国家似乎受一种不能遏制的贪欲所驱使，把它的组织触角伸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国家成了一个万能的机器：这样就诞生了最后一种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是一种铁的组织，它把生动的社会紧紧地握在它的铁拳里。它是一个新的利维坦，在它的面前托马斯·霍布斯的幻想简直像个儿戏。更有甚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能够与它匹敌”[22]。
这个关于民族的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维坦，在各自追求帝国主义的巨额利润时，发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陷进了血腥的斗争之中。按照布哈林的理解，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表现”，是“在世界‘各国’的竞赛中，具有巨大厮杀能力的、庞大的、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全球范围的、空前残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就是由此产生的。
1916年12月，列宁曾说：“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23]
1917年2月17日，列宁在写给另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中说：“我正在准备（材料几乎全准备好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虽也针对布哈林……但主要是针对考茨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布哈林比考茨基好得多。”[24]但列宁仍有保留之处：“可是布哈林的错误可能使反对考茨基主义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25]而在两天后，列宁再次宣称：“我很想写一篇文章，最好能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4辑，把布哈林的文章、我对他的小错误所作的分析以及我对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大肆歪曲和庸俗化的情况所作的分析发表出来。”[26]
看来，列宁对布哈林的国家观、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在1916、1917年间，曾一度抱较大的甚至带根本性的保留态度；正是这一点构成一种思想动因，促使他写出了《国家与革命》，系统阐发自己的国家观。
对于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研究中的上述六个主要学派，作出历史的、具体的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把握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代观的思想精髓、方法真谛、精神实质，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