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开创新时代的理论奠基石——列宁论时代观是理论创新总前提

第一节　探讨“帝国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的哲学导言

这仿佛是历史发展中令人难以捉摸的奇特一幕：身居斗争旋涡、肩负实践重担的列宁，在世界大战爆发的隆隆炮声之中，却来潜心研究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并对极其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构思辩证法体系问题，发生了巨大兴趣。实际上，《哲学笔记》是理论研究同实践活动统一的典范，是把辩证法史的探讨、发展辩证法理论、解决实践问题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典范。理解列宁的独特而深刻的哲学史观，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把哲学史看作整个认识的历史的结晶，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探索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把认识史看作循环上升的螺旋曲线，无限地近似于一连串圆圈。因而，对于人类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规律，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反复地出现在这个螺旋曲线上。抓住了这种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就可以把辩证法史的研究、制定辩证法理论、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哲学笔记》的真实意义何在？《哲学笔记》的内容，从形式上看是对黑格尔和哲学史上抽象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却是在寻求对时代课题的哲学回答，是列宁通过批判改造黑格尔的形式，从哲学高度对时代课题作出的探索与沉思。就实质来说，它是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在哲学上的总结和升华；它是握有双锋利剑——“《资本论》逻辑”和新鲜实践经验的列宁改造黑格尔和辩证法史的全部思想资料的哲学成果；它是列宁为指导伟大实践而精心磨砺的哲学武器，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

什么是列宁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就像一出剧、一部电影总有一个主题一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衡量哲学思想价值的天平，历来是时代的课题：是它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是对时代主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两大特征：一是在社会领域，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酝酿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科学“危机”与革命。20世纪的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是列宁面临的两大时代课题。

列宁站在两个世纪的交错点上，站在20世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站在当代课题的理论思维的高峰之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思熟虑的时代课题，正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中面临的上述两个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时代课题。《哲学笔记》中哲学思考的焦距，对准当代实践的迫切问题。通过深沉的哲学思考，可以听到时代脉搏的剧烈跳动。可以说，《哲学笔记》是时代脉搏和列宁哲学探索的脉搏，跳动到一起、融合到一起的独特产物。列宁在这里的哲学沉思和哲学预见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科技革命中显示出巨大活力。

列宁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主要是1894—1924这三十年。这是沿上升线发展的三十年。在最后的十年中，列宁的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是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最卓有成效的十年。毫无疑问，这主要取决于历史实践的发展，是“时势造英雄”。但是，《哲学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的升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哲学笔记》这个飞跃，列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更全面、更系统、更富于成效。1916年上半年，列宁写成继《资本论》之后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巨著《帝国主义论》；下半年又写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发挥了《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思想，提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1917年4月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9月又写成《国家与革命》，紧接着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时间如此之短，成效如此之大，在革命史、思想史上都是惊人的一章、难以企及的奇迹。如果说，列宁有什么法宝、“秘密武器”的话，那就是《哲学笔记》中锻造的唯物辩证法。

对比研究列宁的三大笔记（《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可以确凿有力地证实《哲学笔记》是创作《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这两部巨著的哲学导言。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上的中介环节，就是《哲学笔记》。正是在这里，列宁把渗透在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内容中的辩证法，重新提炼升华出来，从而为运用“《资本论》逻辑”作为方法论来分析新的时代，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哲学笔记》又是“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的哲学准备，为寻找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

列宁思想发展的逻辑表明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和“方法论基础”。在最后的十年，列宁思想发展的逻辑是：钻研唯物辩证法的大逻辑（一般）—探讨“帝国主义的时代的逻辑”（特殊）—探讨“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个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由于列宁从哲学理论高度探索了“一般辩证法”，使他把握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的趋势，把握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全部经验、全部方法和主要手段。这就使得列宁在探寻“帝国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中，能够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表现出理论思维的科学预见，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对于今天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和忽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倾向，实在是一剂良药。

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心从唯物史观转向辩证法——认识论。这并不是出于列宁的哲学爱好，而是深刻洞察了新时代的需要，自觉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重要规律。在19世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一个五十年”，时代的主题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先突出出来的是与历史观直接联系的唯物史观。而在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二个五十年”中，时代的主题是使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科学变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出来的是与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辩证法——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系统化成为首要课题。普列汉诺夫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自觉地适应这种转变，而显得“稍逊风骚”。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阶段的鲜明特征之一。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的哲学基础

《哲学笔记》也为列宁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计划”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列宁面临的20世纪的两大时代课题之中，一个最为重大、最为直接的课题就是：如何使落后俄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20世纪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俄国等一大批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课题之一，就是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列宁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课题。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辩证法，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大的时代课题而制定的哲学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

要解决上述重大课题，就必须解决这样紧密相关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寻找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特殊规律？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的社会主义道路，又应当包含三个相互衔接的基本环节：取得政权的道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后者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一环。正是在这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在这个中心环节上，列宁根据《哲学笔记》中的哲学探索，根据千百万人的新鲜实践，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这种回答集中体现在列宁的最后思考之中，凝结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构想”。而它有决定意义的哲学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由《哲学笔记》奠定的。

列宁强调指出了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为落后国家首先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列宁的最后之作《论我国革命》，之所以选择这个引起世界性争论的大题目，就是要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从历史哲学和世界观的高度来总结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从根本上揭示出种种反对俄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谬论的认识根源和哲学基础。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各种因素的合力，必然使某些民族走出特殊的道路。一般规律永远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单独出现，而只能是通过纷繁复杂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总趋势。因而，比较落后的俄国不经过完整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不同于西欧的特殊性，不仅丝毫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这本身就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从苏汉诺夫到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戴上有色眼镜来看俄国革命，认为它没有发达生产力就先搞起社会主义是“历史的悲剧”，不懂得这种深刻辩证法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根源。列宁这篇短文的思想精髓就在于：俄国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产物，它充分显示了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必须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种模式的死板公式，俄国、中国、东方必将开创不同于西欧的、富于自己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列宁为寻找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三个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必须坚持，但是“每个民族的具体问题，与其发展程度、特点等相适应”[3]，“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4]，使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特殊化、民族化、具体化。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列宁极其精辟地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注意科学理论对于实践活动的预见作用、指导作用，同时必须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检验作用、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转变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这些基本思想已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在列宁这里发展成完整明确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而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尤为迫切。

为了探讨“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6]，列宁开辟了一条有计划地发展商品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是经过了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初步形成的，并在“政治遗嘱”中得到理论总结。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一般原理与民族特点的辩证统一。这条新道路的5个典型特征是：①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与多种经济形式相结合，不是直接采取“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在总体上相当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状况。正如列宁所说：“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7]②国家统一计划与以市场为基础相结合，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以一定的贸易自由，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③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必要桥梁和必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必要帮手。千方百计地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奇缺的尖锐问题。④按商业化原则办企业、部门、机关，在国营经济的管理中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责任制、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这不仅是国营经济的管理方式，而且是挖掘社会主义经济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根本源泉，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活力的唯一途径。⑤在利用商品市场与小农共存的同时，利用合作制作为引导小农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桥梁，作为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私人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监督相结合的尺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理论设想中，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而列宁根据新鲜实践经验，作出了本本上没有的新的论断，开辟了新的道路。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也要走不同的道路。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过渡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够发达的、采取多层次经济结构的落后国家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大力发展商品市场这个中介环节。这是列宁最富于创造性的新思想之一。虽然列宁直接着手解决的还只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商品市场问题，但它的意义却越过了这一界限，实质上开辟了一条适合落后国家国情的、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正是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8]这不仅是这一时期列宁哲学思想的总结，也包含着列宁对自己毕生哲学探索的哲学概括。它极为有力地点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哲学笔记》中集中探索的唯物辩证法，是列宁关于落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构想的哲学基础。

第三节　20世纪科技创新大势的哲学思考

列宁在世时，20世纪的科学革命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繁忙的工作重担使他很难脱身对自然科学作深入研究，在《哲学笔记》中只留下了这方面的片段叙述。再加上列宁没有见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信息科学的兴起，没有看到70年代以来以微处理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现代技术革命。因而，绝不能企望到《哲学笔记》中去寻找现代科技革命中的种种哲学问题的现成答案。需要我们开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对列宁逝世之后的科技革命的最新发展，创造性地作出哲学概括。在这一艰巨工作中，《哲学笔记》对我们有巨大的启迪作用，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在科技创新海洋里的航行有某种导航作用。

列宁站在20世纪科学革命的开端，他把自己《哲学笔记》的思考焦点也对准了另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当代科技革命。列宁站在科学认识发展的潮头，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潮流：“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9]列宁要求注意探索“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新思潮的实质”，并为此而责备“普列汉诺夫不提这个‘新思潮’，不知道它。德波林则讲得不清楚”。

在20世纪科学革命初见端倪的时候，列宁以“见微而知著”的哲学预见，在许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人类当代科学认识发展的大趋势。在《哲学笔记》中生动地记录下了列宁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哲学思考。

列宁把实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三者一致作为哲学思考的焦点，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系统化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整体化、变革思维方式的大趋势。现代系统科学成为科学认识运动的主流，要求思维方式作出重大变革，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展到辩证思维方式，并进而发展到系统化的辩证思维方式；现代科学发展要求对人类认识运动中的客体、主体、反映形式这三项，作总体上的综合研究；现代科学方法论要求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构成规律、范畴体系，从而真实地再现人们反映客观世界系统运动的科学认识运动之路。这正是列宁要求按照三者一致原则，把唯物辩证法系统化的思想主旨。

列宁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核心、关于原子同样是充满矛盾的深刻哲学论断，昭示了现代科学认识运动愈来愈向微观世界的物质本质不断深化的大趋势。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不断从宏观走向微观，已经突破了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三个层次，指向各种基本粒子内部的夸克。在微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波粒二象性的矛盾，实物和场、物质和暗物质的矛盾，表明每一个微粒子世界同样是充满矛盾的复杂系统，这一切赋予了列宁关于矛盾是辩证法核心的学说以新的活力。

列宁特别强调的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系统原则和系统方法在现代科学认识发展中作用日益突出的大趋势。正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一再强调，“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10]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原则，是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注视焦点之一。“简单客体—复杂客体”“单个实物—复杂系统”“实物中心—系统运动中心”，这种发展趋势集中映现出现代科学认识的重大突破，人类认识视野的重大开拓，现代科学的理论空间的重大扩展。

列宁关于反映是物质普遍具有的属性的原理、关于物质和思想的辩证转化的原理，从哲学高度预见了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发展的人工智能大趋势。列宁要求注意：“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他要求，“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跟那种同样由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如何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他预言：“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11]信息论、控制论、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前锋，正是沿着列宁预见的方向前进的：利用“一切物质都有反映特性”的原理来模拟人的思维智能，揭示最简单的电子与最复杂的人脑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再现了从物质到意识转化的复杂机制，创造了人工智能——人机结合新型主体。

列宁关于科学抽象在认识事物本质中的巨大作用的学说，预见了现代自然科学中抽象概念、理论思维、数学方法、模型方法、符号系统、虚拟存在、理想存在的作用空前增强的大趋势。列宁要求特别注意人的科学认识运动之路，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深化过程，那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比直接经验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直观到抽象的思维，是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途径。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显著特点正在于：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愈来愈走向抽象化，经验材料与科学理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间接、更加曲折、更加微妙，人通过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把握系统运动的更深层次的本质；科学认识日益走向形式化，各种符号、符号系统、人工语言系统、人工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理想实验、模拟方法、纯逻辑的方法广泛应用，表现出人们反映客观现实的深化；科学知识的数学化，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数学方法普遍应用，许多微观客体、高速运动的规律只能在数学公式中得到精确表述。(https://www.daowen.com)

列宁关于因果联系的辩证性和反对把规律概念绝对化的深刻思想，预见了现代自然科学和控制论中机械决定论日益失效，统计规律作用显著增强的大趋势。在现代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许多微观客体和复杂客体中，单一的因果链条让位给复杂的多方面的因果联系，严格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让位给概率、统计决定论。正是列宁带头反对把规律绝对化：“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也正是列宁反对夸大单一的因果联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把新经验论（即‘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挣扎’同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确切些说，同他的辩证方法加以比较，是极有教益的”[12]。

列宁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通过实践创造世界的深刻见解，则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性、主体能动作用空前增强，乃至创造出人工智能系统、人机结合新型主体的大趋势。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发展的，现代科技革命赋予主体以空前强大的认识手段，使主体的能动性空前增强，主客体的辩证关系空前复杂：现代科学认识的主体，是装备有包括个人电脑和全球网络在内的强大认识手段的人，人以有力的手段干预着自然过程，尤其是在微观世界认识中探索手段往往和客体运动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信息论的科学成果表明，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的选择性、创造性，人的认识过程是认识过程与人化自然过程的统一，是主体的反映活动与创造活动的统一，是“按照客体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与“按照人的需要来认识”的统一；主体对现实的“超前反映”特性大大增强了，不仅能够预见自己行动的直接后果，而且能够预见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间接后果，科学认识更加注重面向未来、探索未来，按照未来的理想目标来规划现在、改造今天的现实。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当现代科技革命的浪潮前锋，还处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朦胧发端的时候，列宁却借助于《哲学笔记》中千锤百炼的辩证思维，深刻地洞见了现代科学认识主潮的深层激流和未来走向。列宁的哲学预见，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现代科学认识论，仍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当然，不能认为列宁当时已对现代科学认识作出无所不包的全面研究和哲学概括。现代科学认识大潮的急剧发展，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潮头和新的波澜，出现了一些列宁当年也未曾预想过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发扬列宁的理论勇气，沿着列宁开拓的道路继续向前走。

我们不应当像历史文物保管员那样对待列宁《哲学笔记》和哲学遗产。《哲学笔记》中的某些材料、某些原理，已经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进展而变得过时，我们就不能抱残守缺。但是，它的许多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而是在当代科技革命中显露出巨大生机和活力。立足于现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重新挖掘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思想遗产，才能使我们很好地回答新时代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回答现代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

第四节　时代观是国情观的奠基石——列宁论时代观的总前提作用

通常人们多半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或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莫过于立足本国实际，作出国情分析，以便提出理论纲领、实践纲领。

一般说来，这种说法也是基本正确的；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解决一国问题的一个必要理论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

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时代观的理论前提、理论奠基作用，解决得最好的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直接论述得最直接、最简洁、最透彻的，却应当首推列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解决时代问题，确立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典范，但他们并没有具体阐发时代观的理论前提作用。

世纪之交，面临新时代、新国情，列宁第一次从理论形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它是解决各个国家具体问题，提出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上不可缺少的必要理论前提。

1914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时代的新变化，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开始走向帝国主义的战争与革命时代。

如何对待这场战争？如何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到了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前。何去何从，十分艰难。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1915年春天，列宁写下《哲学笔记》与《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之间的时候，也写成了《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借与波特列索夫、考茨基等人论战的契机，提出了时代观的重要性——它是解决每个国家具体问题的理论总前提、奠基石：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上）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他们两人的、使他们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13]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我们工作的主要重心、主要立足点，首先应当是立足本国实际，科学分析本国国情特殊性，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地提出本国本地的理论纲领、实践纲领、行动纲领，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典范，列宁对时代观重要性的论述，提醒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解决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任务时，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思想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著名格言，说的正是这个深刻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的重要理论前提作用、理论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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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

[3]《列宁全稿》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501页。

[5]《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501页。

[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0页。

[8]《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9]《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10]《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178、165、166页。

[11][苏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5页。

[12]《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126、135、137页。

[13]《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