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四、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随着我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构建以及相应财政投入规模的增长,考察高校学生资助的实际实施成效和作用路径,成为完善相应制度的必要课题。本章从学生资助的充足性和学生发展促进性,利用高校学生调查数据,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从实证层面分析不同资助模式的影响效应,力图全面剖析高校学生资助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首先从学生资助的覆盖率和充足性来看,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院校就读成本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下,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校学生资助的覆盖率已达43%,并且该机制中低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资助的覆盖率和实际资助额度都超过了其他收入阶层。然而需要留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现有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已完全实现了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从资助的充足性而言,除高收入阶层,其他收入阶层学生的资助需求满足程度均停留在较低水准,表明现有资助力度远未达到弥补学生家庭教育支付能力不足的目标。

当然,对于导致资助力度不足的原因,一方面这与目前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总体财政投入规模依然存在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资助和就读成本的院校间差异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目前高职院校中,低收入、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明显较高,而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则在“985”“211”等研究型大学的比例较高。然而从现有资助投入和覆盖面而言,高职院校则远远落后于研究型大学(鲍威,2016)。例如,在杨钋分析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该研究指出,家庭年收入低于万元的学生中,67%的重点院校贫困生获得了资助,只有48%高职高专贫困生获得资助(杨钋,2018)。与此同时,公办本科院校的学费明显低于民办院校以及高职院校学费。正是这种资助力度和就读成本的院校间差异与学生收入阶层的院校间分布之间的逆向特征,最终引发了资助充足性薄弱的问题。

其次从资助的学生学业发展的促进性而言,从理论层面,研究印证了高校学生资助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同时通过相应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研究结果验证了汀托理论和比恩理论中所提出的,学生资助通过专业认同、学业参与、院校归属感等学生行为、认知层面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学生学业发展的作用机制。(https://www.daowen.com)

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在分析资助的影响机制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资助模式以及额度进行分类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资助模式和资助额度对于学业发展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路径特征。三类资助模式中,赠予型奖励资助对于学生学业发展的总体效应最大。与此相比,以贷款为代表的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不仅对学生的学业发展无法形成直接的促进作用,其资助额度的上升也将导致学生就读支付压力的上升,最终对其学业表现形成间接的负向作用。本研究的这一发现与新经济理论所提出的获得学生贷款的学生,由于面临成本风险,会对其学业表现形成激励效应的结论截然相反。究其原因,与我国高等教育机制的低淘汰率有着明显的关联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7年全国普通院校本科招生数和2011年本科毕业生相关数据进行推算,我国高校学生的毕业率高达99.1%。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滞后支付型资助无法对学生形成相应的成本风险。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提出政策建议:其一,在进一步增加高校学生资助的政府财政投入同时,需特别加强对低收入阶层集中,但资助资源薄弱的高职院校,缩小院校类型间的差距,强化学生资助体系的公平性与充足性;其二,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资助模式的影响机制,根据不同的学生人群及其特征,采用不同的资助机制,从而充分地发挥资助对于学生发展的激励效应。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例如,由于本研究中的学生资助获得、就读成本、家庭收入等相关信息均来自学生的自我汇报,这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测量误差,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其次,在资助充足性的考量中,对于家庭预期贡献的测量,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做更为细致的探讨,提高该指标的客观准确性。此外,对于不同类型资助模式的影响机制,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型建构中做进一步的完善,提高模型预测的解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