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体系构建中的争议
高校课程体系的改革与范式转换并非一帆风顺。虽然高校课程体系的改革本应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然而综观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现实,“整个高等教育改革似乎偏离了这个重点,课程体系是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盲区”(刘道玉,2018)。而对于高等院校课程构建与完善,由于各种争议的悬而未决,使得长期以来课程改革无法形成整体性的构想。
人文导向vs职业导向:
关于高校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定位于职业导向还是人文导向,两者之间如何权衡,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课程构建中争议的焦点。该争议与高等教育系统中院校类型多元化及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趋势相一致。虽然在高校课程范式从“计划统一模式”向“自主开放模式”的转化过程中,课程的宽博性成为新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需要留意的是,以“政府—文化精英群体”主导的,以人文导向的通识教育改革并未完全渗透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这种非完全渗透,一则表现为,目前积极引入人文导向教育课程基本为位居高等教育体系金字塔顶尖的极少一部分的研究型大学。二则表现为相关课程与通识教育理念之间的偏离。近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日趋凸显,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被重新强调,相反人文导向的课程体系则遭受质疑。
通识教育的空心化:
中国高校课程改革中通识教育的引入,其目的在于探讨“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然而现实的改革进程却步履维艰。中国高校课程改革中通识教育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美国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模式,由此改变和完善以往传统中国高校课程中过度专业性和统一性的特征,拓宽学生的知识学习领域的广博性。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纳斯包姆(Nussbaum)出版的《涵育人文:博雅教育改革的古典辩护(Cultivating Humanity: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中指出,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三种素养的培养:(1)对于自我及其自身传统进行彻底批判的反思能力;(2)超越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特定地区或群体的公民的自我定位,能够通过互相认可或人际关怀,成为世界公民;(3)高等教育通过文学阅读,采用跨学科对话和辩论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同情的想象力,从而跨越或试图跨越各种社会边界(Nussbaum,1997)。然而就改革的出发时点的目标设计而言,在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中的通识教育已被赋予了不同于美国模式的理念定义,完全忽略了博雅教育所追求的对于学生心智素养的塑造。不仅如此,就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运作而言,院校存在片面追求通选课门类和课程数量扩大的趋势,课程体系杂乱,呈现自助餐式状态,相关课程缺乏深度和力度,并且在教学形式中也剥离了博雅(通识)教育所强调的对话教学,由此导致通识教育在中国高校课堂中遭遇“空心化”危机(甘阳,2006;李曼丽,2006;袁祖望,2004)。(https://www.daowen.com)
职业导向教育支撑基石的瓦解: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侧重于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在高校课程中占有核心地位。尽管这种课程模式由于过度狭隘的专业束缚而备受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课程设置对于在短期内实现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发挥了重要功能。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高校课程范式的转变与课程体系内通识教育的逐步嵌入,以往处于核心地位的专业教育一度出现淡化。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凸显以及来自社会外部环境的压力,高校教育的职业准备功能被再度强调。在此背景之下,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如何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成为高校专业教育的新命题。
然而,现阶段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却由于近年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规模的扩张,以往支撑其功能的基石正在逐步瓦解。首先,高等教育行政体制中院校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关系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专业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为解决条块分割,优化资源配置,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重新确立和划分管理责任和权限,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重大变革(鲍威,刘艳辉,2018)。2006年,中央行业部属院校仅存38所,减少了272所。虽然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的调整,改变了以往行业办学院校的专业设置过于单一、专业面窄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校与行业主管部门关系的解构,淡化了高校为特定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功能(宋旭红,冯晋祥,2016),并且也使得以往专业课程设计与行业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出现断裂。
其次,高校师资选拔的高学历化导致专业课程中的实践应用性出现淡化。近年与研究型大学趋同,应用性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选拔也呈现出高学历化趋势。特别是毕业于研究型大学的硕、博士人才,已成为这类院校新生代教师的主体。但是,高学历教师的学术训练背景使得教师呈现出高度的学术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不可避免地折射至院校的课程设置,导致专业教育的实践应用性淡化。
此外,专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和学生实习平台的丧失。近年随着高校资源投入滞后于规模的增长,资源约束导致院校教学所需的教学场地、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仪器设备等教学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教学需求,使得专业教育中极其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面临严重制约。另外,由于高校与行业部门之间关系的解构,以往由行业部门为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平台的合作纽带也出现解体。目前更多依据学生自我寻找模式的企业实习,导致以实习为平台,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学生的专业实践应用能力的实习教育功能出现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