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献和视觉文化材料中的达摩“一苇渡江”
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早已深入人心,对相关材料的考察也已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曹仕邦等学者从文献角度,对此传说的纵向形成脉络进行了梳理;[21]另一些学者则从美术史的角度,对表现达摩“一苇渡江”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专门分析。[22]虽然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对“一苇渡江”的文献考证、文献与视觉材料的对比、信仰内涵的阐释等却都有未尽之处。以下首先从文献角度考察达摩“一苇渡江”形象的演变脉络,并将之与其他本土传说进行对比,以期获得新见。
将“一苇渡江”区分为“渡江”和“一苇”两个主题进行考察非常有必要,二者并不是自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的传说内容。首先来关注“渡江”。如果达摩是先抵达南中国,继而北上弘法,则其横渡长江就几乎势所必然。然而,佛教内部资料对达摩“渡江”的记述却产生较晚。据笔者考查,记录达摩史事的《洛阳伽蓝记》《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序》《续高僧传》《开元释教录》《楞伽师资记》《双林寺善慧大士语录》《圆觉经大疏释义钞》《禅源诸诠集都序》《禅门师资承袭图》《宗镜录》《大宋僧史略》《传法宝纪并序》中,皆不见渡江或北渡的内容;《历代法宝记》和《旧唐书》中较早出现达摩与梁武帝话语不契“北上”(或“大师来至”)的说法,但亦未提到有关渡江的任何信息。[23]唯《宝林传》和《祖堂集》专门点明渡江一事。[24]以《祖堂集》为例,其“渡江情节”表现在两个地方:
(达磨来华前,其师般若多罗)听吾谶曰: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恓恓暗度江。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磨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25]
第一则引文中,般若多罗预言达摩在华将有“暗度江”的经历,第二则引文则通过直接叙述,点明达摩“潜过江北”。可以发现,《祖堂集》的这两段内容,对达摩渡江的描述重在“暗”和“潜”,隐含着隐蔽,甚至遁逃的窘迫感。且严格的“渡江”二字仍没有真正出现在叙述语言中,而只是借般若多罗之口道出。值得注意的是,《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给出般若多罗这则预言的材料,这一点在关口真大的总结中也可发现。[26]而有关达摩过江的“潜逃”意味,还可从《宝林传》中宝志(418—514)对达摩“逢龙不住,遇水即逃”的预言看出。[27]这一预言后为《祖堂集》《天圣广灯录》等材料收录。直到《传法正宗记》为止,对达摩北上的记载终于出现“渡江”二字。[28]
善卿《祖庭事苑》对预言“独自栖栖暗度江”的注解将我们引向对“一苇”的考察,其称:“祖师不欲人知其行,是夜航苇西迈,故曰暗渡江也。”[29]曹仕邦认为最早将达摩渡江与芦苇联系在一起的材料是欧阳宜璋点校本《碧岩录》中的“后来有传折芦而渡”一句。[30]然而《祖庭事苑》尾跋系年为1108年,《碧岩录》创作于1111—1117年,显然善卿的记载要更早。《碧岩录》之后,智昭《人天眼目》中收有《初祖》诗一首,称:“却是梁王赢一着,长芦水急放船回。”[31]此后,《五家正宗赞》《释氏通鉴》《佛祖统纪》皆继承“折芦渡江”一词。[32]
“夜航苇西迈”和“折芦渡江”的出现分别涉及两种不同的芦苇意象。不少学者认为,所谓“一苇渡江”的起源是乘坐芦苇编造的小船渡江,“苇”本当作“小舟”解,后人不识,误会达摩有踏苇渡江的神通。[33]然而,根据笔者考察,首先,达摩渡江传说起源较晚,不论其如何使用芦苇,史探究》,《中华佛学学报》2003年第13期(上),页270—271。其他版本的《碧岩录》皆不见这一段记载。但志磐《佛祖统纪》在“帝不契,师遂渡江入魏”之后,加入了克勤的话,称:“后人传折芦渡江,未详所出”(见《大正藏》,册49,T.2035,卷37,第350b页)。与欧阳宜璋本《碧岩录》甚似。都难说是源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因此对之进行“历史还原”缺乏实际意义;其次,对以“芦苇”充当交通工具的解读,忽视了此传说兴起的时代(宋代)芦苇意象的其他内涵。以“苇”代指小舟,当然由来已久,《诗经·河广》之中即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之语;[34]此外又有《三国志·吴书·贺邵传》称:“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35]这两则材料是现代学界以“小舟”解释达摩“芦苇”的最重要依据。[36]然而根据李倩的研究,“芦苇”从唐代开始便成为羁旅、漂泊诗歌中的常见意象,这一文学现象在宋代更为明显,并出现大量含有“折苇”(可做“已折断的芦苇”和“折断芦苇”双解)的诗词。[37]依此而论,虽然宋代出现的达摩“夜航苇西迈”明显含有以文人感到长江并非牢不可破的天险,故创造出“一苇渡江”的说法来讽刺朝廷江防太弱(见其《“一苇渡江”与“吃肉边菜”——两个著名禅宗故事的历史探究》,《中华佛学学报》2003年第13期(上),第271—272页)。曹氏的观点很有趣,然而其却并没有为这一观点提供确凿依据,对江防的讽刺和达摩的一苇渡江之间,缺少能让人信服的联系。“苇”代指交通工具的意思,但从现有资料来看,意涵更为模糊的“折芦渡江”却对后世影响更大。根据各种相关传记的说法,达摩是在“十月十九”悄然离开,渡过长江的。时值深秋,江畔芦苇易为秋风所折,因此“折芦而渡”最初是否可能只是一种“风景”描写呢?既然“折芦”在当时也含有远游离别的意味,是否又有可能是说达摩祖师渡江前折下芦苇,以寄离情呢?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缺少直接证据的推测,但同时也可证明达摩的“芦苇”可有多个解释向度,以“小舟”解之的做法显然还需再三斟酌。
邱高兴指出,“究竟何时由‘折芦渡江’变成了‘一苇渡江’则尚需进一步考证”。[38]事实上,与含有多种诠释可能的“折芦渡江”不同,“一苇渡江”突出了宗教的神异叙事特征。其既与“夜航苇西迈”相衔接,又凭借对芦苇数量的限定(仅一根),毫无疑问地声明渡江所凭借者并非苇舟。前揭李倩的研究指出,宋代及以前以“一苇”来表现渡河远去的诗词数量不少。实际上,宋元文人和禅僧恰曾借鉴这一词汇和意象来对达摩渡江进行描述。[39]以下聊举数则:
(汀州开元宗佑禅师答问)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扁舟冲雪浪。”僧曰:“未审意旨如何?”师云:“一苇渡金陵。”[40]
(福州鼓山士珪禅师[1083—1146]:)昼度重冥,夜航一苇。[41]
(宗果[1089—1163]:)梁武帝因缘时节未至,遂不领略。当时若使会个无功德,祖师岂肯一苇渡江。[42]《初祖菩提达磨大师》赞文:廓然无圣,逆龙鳞一苇横江。[43]
现存资料中,成书于1101年的《建中靖国续灯录》是最早直言达摩“一苇渡江(金陵)”的材料,但从“折芦”到“一苇”的转变应该要出现的更早。如果说以上几则资料并未能确证这一转变与佛教对常见文学意象的借用存在密切联系,那么下面的事实或可对之进行补充说明。宋代以降,绝大多数达摩传记在对渡江一事进行表述时,都未采用“一苇渡江”的说法,有的只是“折芦渡江”或忽略不言。于此同时,在达摩的诗歌式赞词中,却屡屡出现与“一苇渡江”相类的话语。这一点在宋元时期成书的《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中最为明显,其在介绍达摩“折芦渡江”之后,搜集了不少相关赞诗,如:
老胡元不渡长江,孰谓曾将一苇航。(肯堂充)
万浪千波一苇横,翩翩只影可怜生。(石溪月)(https://www.daowen.com)
渡江一苇风涛急,少室九年空面壁。(皖山凝)[44]
“一苇渡江”四个字简直呼之欲出!而诗人们之所以不使用“一苇渡江”一词,很可能是为了表现文采,彰显个人语言的独特性,避免诗文流于平庸。综合言之,诗歌意象和诗歌语言的掺入,使达摩的“折芦渡江”与“一苇渡江”成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但此后“一苇”明显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
以上概述了达摩“一苇渡江”传说的形成脉络,下面对其叙事和信仰背景作一简要讨论。仅就叙事而言,达摩的“暗度江”与“一苇航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当达摩北渡暗含隐藏,甚至潜逃意味时,将“一苇”解释为不引人注意的小舟或许更能契合语境。但宗教叙事中“导常为异”以塑造超凡形象的倾向,[45]令传说很自然地倒向“一苇”的字面意涵。神迹的出现往往与神圣光环的彰显和宗教魅力的宣传联系在一起,因此必然需要证人、证物来证明神迹的真实发生。然而,达摩的“暗”“潜”却会导致“一苇渡江”的神异缺少“人证”。因此,达摩渡江传说的创造者们虽然采用了“导常为异”的书写方式,然而在叙事上却难以弥合“隐藏”与“宣扬”之间的矛盾。虽然古人似乎并没有对此矛盾提出质疑,但在今人更富逻辑性的审视下,这一“缺陷”已经引起注意,一些有关达摩的影视作品已在此处作出调整。[46]
达摩渡江还可与达摩渡海传说进行叙事上的对比。《景德传灯录》是较早详细描述达摩渡海和渡江事迹的材料,其中般若多罗“独自凄凄暗度江”提前为达摩北渡埋下伏笔,继而逐渐给出达摩渡海和渡江的描写:
(渡海)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次别同学,然至王所……王闻师言,涕泪交集,曰:“此国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缘,非吾所止。唯愿不忘父母之国,事毕早回。”王即具大舟,实以众宝。躬率臣寮,送至海壖。
(渡江)帝不领悟。师知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47]
在《景德传灯录》的记载中,达摩来华之前已成功教化天竺国王,当他离去时,国王悲伤不已,并为他准备了优厚的航海条件。对比来看,梁武帝(464—549)在与达摩进行了著名的“功德有无”的谈话后,不但没有领悟达摩的高深思想,更生出反感,使达摩只能仓皇“潜”走。根据前文所述,传统佛教材料从来没有神化达摩的渡海行程,而渡江情节中则出现了“一苇”的神迹,这与两位国主对达摩的不同对待存在直接的叙事联系。神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其人的神圣性。以上面引文为例,达摩在天竺已经获得普遍尊重,国王及众臣的悲伤送行足以表现核心人物的伟大,因此无须在离别时专门显示神迹。对比来看,与梁武帝间的交流不契,使达摩在这位菩萨皇帝心中成为一位莫名其妙,甚至令人憎恶的角色。如果没有神异的衬托,达摩在这种语境中暗自渡江几乎就会演化成另一个“滥竽充数”的寓言故事。因此,以神异来回应梁武帝的有眼无珠便显得甚有必要了。当然,在相关传说中,证明梁武帝有眼无珠的情节还有达摩离开后,梁武帝与宝志之间的问答。当梁武帝从宝志之口得知达摩是“传佛心大士,乃观音圣人”时,追悔莫及,希望派人追回达摩。但宝志却告诉他:“尽王一国之力,此人不回也。”[48]如此,达摩“一苇渡江”与宝志和梁武帝的这段对话,组成了一个典型的“不识真人”的宗教故事。
从宗教比较学角度来看,“一苇渡江”虽然是千古佳话,但其作为“法术”或“神迹”,在同时代(唐宋)的本土传说中却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主题。我们在此可以简单举两个例子来作对比:
杯渡沙门……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马追之,安行如故,骑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抃舞而过,因号。[49]
(谢自然[?—749])于是告别承祯,言去游蓬莱,罄舍资装,布衣绝粒,挈一席以投于海,泛于波上。[50]
杯渡是晋代名僧,传说他可以站在小杯子上渡水而去,以此得名杯渡。谢自然是著名的唐代女仙,生时即引起四川士人的注意,后又传白日升天,引起热议,成为唐德宗时期支持李唐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祥瑞。[51]从上引《续仙传》的说法来看,谢自然在经过辟谷等修炼后,可以“一席泛海”。除文献资料外,我们还可在不少同时代的物质材料中发现相关信息,如湖南出土的三枚宋代铜镜:方形仙人过海纹铜镜,镜背左上角仙人御剑渡海,右下角仙人也站在某物上;菱形仙人探海纹铜镜,两位仙人都站在宝剑上;八仙渡海镜,八位仙人各展神通,凭借自家法宝,漂洋过海。[52]不难发现,以某种原本不具备航行能力的器具作为交通工具跨越水域,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说话题。当我们把达摩的“一苇渡江”放入这一背景后,或许就能明白“航苇”“折芦”“一苇”被理解为凭借一根芦苇渡过长江天堑,对当时人而言是多么的顺理成章了!
从宋代开始,达摩一苇渡江传说在文献中日趋丰满,在大众意识中也逐渐扎根。与此同时,人们的意识通过艺术形式外现,大量以“一苇渡江”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艺术作品(图画、碑刻、瓷器、石雕玉雕等)开始出现,创作兴趣历久不衰。[53]然而,“一苇渡江”的形象,与“一苇渡海”的想象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