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体系议题的理论再现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高度关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借鉴《资本论》体系框架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中文版为1955）^[4]传入我国之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毛泽东亲自号召和参与下，全党各级干部和理论界全面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反思。从1958年到1961年，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5]，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组织读书小组读政治经济学。他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在此过程中，理论界提出的重要观点是，要克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不足，需回归马克思，借鉴《资本论》的体系逻辑。其中，《资本论》通过起点范畴和理论红线层层展开的体系逻辑，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首选的体系建构原则。

薛暮桥回忆说，“1955年，党中央宣传部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和于光远、孙冶方两同志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6]。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开始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和框架。起点论和红线论等体系构建议题也被提出。1956年仲津（于光远的笔名）发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7]，提出以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1956）^[8]一文中，他以生产关系为主线，提出了“六个关系”的体系设想。在“起点论”方面，林子力和马家驹等（1957）^[9]提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应从分析社会产品开始，并提出了自己的结构设想。何建章（1961）^[10]主张从产品和商品开始，孙冶方（1959）^[11]主张从“生产品”开始，戴钟珩（1962）^[12]主张从产品开始，庞季云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试用本）》^[13]则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开始。

《资本论》三卷的体系框架也成为中国学者在体系设计中参照的经典范本。1959年孙冶方在《论价值》一文中首次提出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程序”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14]他由此提出的“生产—流通—再生产”体系框架与马克思的“六册计划”具有明显的相似性。1961年王亚南^[15]与何建章^[16]也分别论述了“以《资本论》的体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体系框架与孙冶方“生产—流通—再生产”框架基本相似。在此后的研究中，以《资本论》体系为基础、与“六册计划”存在相似性的“生产—流通—再生产”框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设计的首选方案。

“文革”结束后面世的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之狱中腹稿^[17]的大纲已经形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总生产过程”和“消费篇”四篇二十五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框架。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还有许涤新（1979）《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18]。其框架设计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剩余产品分配—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问题”。这一时期，在教育部政教司的组织下，我国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名的“南方本”“北方本”也基本上使用了这一体系。所谓“南方本”，是南方16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蒋家俊和吴宣恭任主编，1979年首版发行，体系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过程—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总过程”五篇十六章。“北方本”由北方13所高校编写，谷书堂和宋则行任主编，首版于1980年发行，体系与许涤新的相仿，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加上“导论”部分共五篇十三章。这些体系框架都明显借鉴了《资本论》三卷的体系逻辑和“六册计划”的体系结构。(https://www.daowen.com)

可以说，无论是“起点论”和“红线论”角度下的体系构建原则，还是“生产—流通—再生产”结构下的体系框架，都明显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尝试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局限、回归《资本论》体系逻辑的“理论初心”。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关于“起点论”“红线论”和“体系框架”的研究，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可喜的是，在《资本论》发表150周年之际，这些源自《资本论》的体系议题，再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在重现《资本论》体系逻辑的同时，中国学者为新一轮的探讨确立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基调：借鉴而不固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起点逻辑。顾海良^[19]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起点范畴，“完全是由马克思所说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全部发展过程决定的”；列宁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起点范畴，“创立了以资本集中为始基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的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列宁路径”；布哈林固守以商品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起点逻辑，将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则违背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束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空间，是僵化的“布哈林路径”。借鉴而不固守的“列宁路径”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采取的正确道路。

具体而言，2017年新提出的“起点论”和“红线论”观点密集出现。例如，在“起点论”方面，继邱海平“以国家为起点”^[20]和张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起点^[21]的观点之后，2017年，颜鹏飞提出以“变形商品”为“逻辑起点和元范畴”^[22]，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白暴力和方凤玲执笔）认为“人民主体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23]，荣兆梓提出以“平等劳动”为核心范畴、以“劳动生产力”为逻辑起点^[24]，赵丽华和赵旭亮提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范畴”为起点范畴^[25]。在“红线论”方面，继2016年黄泰岩提出“以发展为逻辑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26]后，张卓元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核心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主线^[27]，2017年，顾海良提出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为主线^[28]，胡钧则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9]，杨角和岳宏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30]。

由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从20世纪中期就确立了以《资本论》为参照的目标定位，2017年作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研究新纪元的历史交汇点，参照《资本论》的体系议题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的复兴和回归，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下赋予了新的时代主题。这一动态也明显加快了以《资本论》研究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接深厚的经典理论研究底蕴，推进更为深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