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经济学原理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自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中国实践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对既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观点的实践检验，还在于中国实践直接贡献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将这些源自中国实践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实现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历史使命。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相关研究。

2015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思想既是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重要政策手段，也是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上的重要创新。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不能局限于西方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去认识和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42]。可见，以政治经济学原理总结概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理论新思想，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43]。(https://www.daowen.com)

我们2017年的报告提到，就理论表达的“叙事方式”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已经日渐明显。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研究，更加体现出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与中国实践经验有机融合的发展趋势。明确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区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为这一研究专题的重要特征。例如，刘伟^[44]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革命”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理论渊源和历史观、政策机制和实践效果及制度基础和创新动力等方面有明显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西方“供给革命”几乎无法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改革能够统一供给与需求管理，可以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制度基础。张俊山^[45]也认为，不能用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在于“建立一个发展动力充沛、内部循环通畅、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体系”。方福前^[46]通过系统的理论考察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是历来重视供给的英法古典经济学，而不是其后企图否认会出现经济危机的萨伊及萨伊定律；马克思深化了供给理论，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具有指导意义。谢地也明确提出，“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7]，应从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识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等问题^[48]。丁任重和李标^[49]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理论，并尝试从马克思“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原理出发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走势不难发现，十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仍以总需求管理为代表的总量控制作为主要手段；准确把握后危机时代的结构性矛盾，适时从供给侧发力的经济思想和调控政策相对不足。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政策创新。摆脱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视野，及时总结中国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探寻“中国经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话语概括“中国理论”，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趋势，正逐步与这一理论任务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