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黄华和程承坪[3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应当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具体包括从对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批判中树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方向，解决发展为了谁、发展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学之本；从对私有制弊端的批判中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本制度的理论创新方向，从而遵循劳动逻辑，并充分体现劳动差异，倡导劳动公平，发挥各类劳动积极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特征的内在规定；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坚持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逻辑为轴的理论创新方向，因为资本逻辑就是以物为中心，只有劳动逻辑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从对经济自由化的批判中坚定宏观调控“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论的创新方向，这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市场因素弊端和万能政府的纠正。
范从来[34]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关联性，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主体地位和国家根本利益两者的统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归宿，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各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其中，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道路的新阶段，它要求实现发展和分配的统一、二次分配和一次分配的统一、政府和市场的统一，发展必须基于社会各阶层的统一，从而能够大力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蒋永穆、张晓磊、周宇晗[35]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着力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思想，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着眼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挖掘、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质的科学认识、对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战略和独特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独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对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正确处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加快构建这七个方面的重点问题，深入探讨，从中提炼和总结一些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从而可以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而这个理论也必须在永无止境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
杨角和岳宏志[36]认为，我国经济学界在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新境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困境、缺乏话语权、学科发展与创新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学过去沿袭的“苏联范式”及其他探索存在的局限性等四个方面出发，阐明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等三大问题明确之后，应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其研究主线相结合的思路，进而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不断向前推进，这一理论体系将会被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将会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
邱海平[37]在评论张宇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时认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理论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只有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创建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全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坚持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把“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会得到全新的科学说明。
胡洪彬[38]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其做出科学分析，在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运作原理和价值取向等相关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其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科学性的指引；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借鉴性与批判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定性化和定量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目的性与工具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十大辩证统一，由此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奠定坚实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也必将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极，并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憧憬。
张晨、卢江和周瑞明[39]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其中，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场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因此，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关于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本质，努力探索新型经济全球化道路，厘清对外经济关系的三重意义，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节点和多重格局，进一步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结合世界深层矛盾系统探析全球治理的内涵与演变，全面梳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时代特征，坚持和创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增强新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这个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
乔榛和郑岩[40]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提出的理论要求和时代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机遇。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或基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人本经济思想”和列宁关于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应当是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力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作为其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可以作为其方法论基础。其中，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中国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一定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行为的文化基础，以克服我们过去一味地以西方人的行为规范作为理解中国人经济行为的现象。(https://www.daowen.com)
于金富[41]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从其研究取向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剖析的生理解剖学；从其研究方法来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化和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和以社会生产为出发点，以中国现实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研究重点；应当研究现实生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以内在分析与科学解剖为研究特色，为推动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应当对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各种历史形态进行科学研究，应当阐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形态与现代形态。因此，我们应当深刻而系统地理解、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属性，为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杨思远[42]在评介孟捷教授的新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认为，孟捷教授在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理论，重新阐释了历史因果性概念，将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作用作为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强调了社会存在最终不可分割的要素是人的目的论设定活动，这种目的论设定包括人针对自然对象和为了占有自然人针对人的两种目的论设定，这两种目的论设定活动共同构成了生产方式整体，摆脱了机械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从而对传统的历史唯物论做了极具价值的改进。根据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种过渡阶段的理论表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制变成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大量涌现、引入国际垄断资本等新事物，其根本作用是推进有机生产方式的变革。总之，改进的历史唯物论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点，既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也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从而有望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方法论指导。
刘新刚[43]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研究起点之上，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中的个人”。通过考察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以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可以将“动态发展的有集体观念且追求私利的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由于这个研究起点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它既能将我们几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中自发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化，又能形成理论自觉，走上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创新之路，并且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区别开来。
张雷声[44]分别从研究立场、理论主题、方法特质和逻辑结构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做了理论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鲜明的根本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和重点，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经济学”；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研究的理论主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层次”与“具体经济制度多层次”的“双重维度”主题研究做出了开拓性发展；它坚持唯物辩证法，以求真务实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系统方法等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运用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荣兆梓[45]则主张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平等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表现为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发展机会平等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矛盾的表现；平等劳动是动态概念，经过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等阶段逐步发育完善。另一方面，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由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劳动生产力应当是起点范畴。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其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进程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工业化，市场经济中的内生工业化，到当前正在形成的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逐层展开理论分析，系统回答实践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奇迹何以产生，中国道路通往何方。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工作。
颜鹏飞[46]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提供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材料和逻辑构件。通过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五册结构”“六册结构写作计划”和《资本论》四卷结构，可以将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概括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对立统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对立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内源性矛盾运动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高度重视总体的逻辑起点选择原则和方法、高度重视逻辑主线和中心范畴的选择以及逻辑联系或逻辑结构的布局谋篇原则、警惕蒲鲁东逻辑陷阱和李嘉图逻辑陷阱、注重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我们应以此为指导，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抉择和定位问题，由此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当代价值。
李建平和黄瑾[47]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5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0版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原生形态，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2.0版的列宁斯大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次生形态，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再生形态，二者从总体上看都是围绕着1.0版基本理论如何走向具体、如何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展开的，它们在继承1.0版的同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个时代的独特性质。但由于在时代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历史任务和国际责任等方面存在不同，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使命在于从理论上科学总结既有的成就，正确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坚定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大逻辑和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