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
黄泰岩[48]认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尽管在实践经验中我国已总结和提升出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仍然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既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悖，也不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一国从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因落后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而失效；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则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为破解发展新难题，我国提出了由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和新政策等构成的用于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它既创新性地构建了指导从中高收入国家转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理论，解决了世界上现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缺陷，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指引。
李扬[49]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深厚基础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张扬科学和学术的大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以我国在工业化道路、将人口数量由负担转变为红利、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破解发展经济学中的“双缺口”难题、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过程、互联网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等诸多成功实践为基础，足以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尤其是要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梦想是能够实现的。
周新城[50]认为，研究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尤其是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写作原则的意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又要研究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组织经济关系。而组织经济关系又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生产、交换、分配一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又从属于社会经济关系，要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问题，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最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林毅夫[51]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这正是理论创新的金矿。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应源于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而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正是后两者之间实现有机结合的关键之点。通过引入自生能力概念，可以有效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因为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在的产业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异，适用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拓展；通过提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无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基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并能够更好地帮助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
王国刚[52]认为，从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来看，理解和解读习近平同志“5.17讲话”需要深入探讨三个问题。其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使命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探求经济活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本质内容、内在规律和内在机理。这就回答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为什么人”和“研究什么”的问题。其二，要在传承中创新。传承是一个既吸收又扬弃的过程，即保留“古”和“洋”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并用建立在新实践基础上的新认识新原理予以修正。当前应当加强中国经济学史研究，将其中具有共识的成熟的概念、范畴、原理等综合上升到理论体系。其三，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它不仅要求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真实的，而且要求研究的结果有助于问题的克服和解决。这就意味着对策研究或政策建议应属于经济学研究的构成部分，它的学术价值并不低于机理研究。
潘石[53]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凭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把握，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范畴、新理念、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大创新与贡献，本身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新突破；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大逻辑的新判断；强调经济发展新理念，成为指引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灯塔；强调对外开放新战略，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强调精准扶贫，实现了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等等。这些新范畴、新理念与新理论的提出，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和中国化，形成了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张晖明[54]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对这种制度的实现途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所展开的经济活动机制这样三个层面关系的探索，正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展开的，这中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试错”的探索，但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宗旨始终不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互联系的，必须彻底否定摈弃简单地认为两个阶段是“矛盾”或“相悖”的错误观点，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研究工作必须重视的对比参照的“活教材”。从事实、案例和时间阶段进程总结得出经验，从经验概括分析得出理论归纳见解，从理论见解提炼得到概念范畴，从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发现规律，逐步丰富发育生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国际环境与新全球化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理论、新发展理念、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理论、“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生产力要素多样性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理论、新宏观调控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理论，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https://www.daowen.com)
陈清[55]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热烈响应党中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号召，产生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目标任务、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理论成果和理论体系及其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梳理不够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研究不多，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现有成果大多采用理论阐述的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较少等不足，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关系分析，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以及能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独特性与指导性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同时，应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科学、准确、完整地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问题与经济治理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刘伟[56]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传统理解，否认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关于二者结合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均以放弃公有制而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改革实践，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决定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与经济改革可行性的统一中，推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当前，国有企业如何改革才能既不失其公有制性质，又能在总体上满足市场竞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问题，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性目标和体制性目标的实现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王瑶和郭冠清[57]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上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识别开来。通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并结合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即“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特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别性”特征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实践性”和“时代性”特征。在对这四个基本特征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理论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忽略的“潜在动机”和“隐藏理由”等问题，可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杨继国[58]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个开放的体系，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用成分，包括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借鉴，前提是保证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实践作为解剖对象。所谓“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特有的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的有机结合，同时借鉴、消化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样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演变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白暴力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民主体论”，充分肯定了在财富生产中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劳动的创造作用，夯实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学术基础；紧紧抓住劳动人民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且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阐明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主体力量是人民；揭示了生产资料应该为人民所共同占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制度分析基础；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决定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各种宏观行为和微观行为特征，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行为分析基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59]
沈开艳[60]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目前，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现实意义和指导思想；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过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同时需解决方法论问题，明确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等；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基于二元辩证法所产生的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一对对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