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价值
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内在要求、必由之路、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大发展理念是党对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高度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念和价值理念的完美统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2017年度学术界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层面论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价值。
1.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白暴力和方凤玲[30]着重从生产力理论视角探讨了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论述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具体化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生产力系统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生产力价值目标理论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深化和拓展，认为它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境界。袁祖社[31]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科学总结、有效借鉴、辩证扬弃了以往狭隘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念固有的弊端和病症，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之最新成果，体现了执政党之坚定的理论信念、庄严的历史担当以及真挚的为民情怀。
2.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
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创新应用，是引领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目标的先导，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7年度学界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主要是围绕党建、财政税收、区域发展、生态治理、扶贫、收入分配、人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多方面展开的。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我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张岩[32]阐释了五大发展理念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提升的指导作用，在引领广大农村基层党委在有效应对农村组织形式多样化、农村社会阶层多元化、农业副业化等新情况和新变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可以提升财政支出绩效，有利于税收事业的新突破和新发展。詹新宇和王素丽[33]综合考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指出应通过保持生产性支出既有力度、压缩消费性支出规模、加大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等服务性领域的财政支持等多方面提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对评价和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郭晓林[34]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认识探析了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发展理念对税收改革的方向、路径和重点等问题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推进富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治理体系建设。(https://www.daowen.com)
五大发展理念基于发展实践，是优化经济发展路径的基本理念与行动方法，对不同省市、地区、民族发展新道路的引领存在着差异化的地方实践样本。黄国灿和何燕[35]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基础上，探究了五大发展理念对厦门特区城市发展的实践与创新，对推动厦门特区城市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为引领厦门发展建设和聚焦新时期战略发展提供了契机。
李万春和袁久红[36]探析了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了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苏如何以新发展理念的新拓展构筑新优势、如何构筑新优势等问题，认为江苏应在制度创新、特色新型城镇化、文化共享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上积极为“全国发展探路”。马红梅[37]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为切入点探讨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指导民族地区发展实践的基本理念及行动方法，根本上决定着民族地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五大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是助推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向的精神力量。姚翼源和黄娟[38]运用非线性的、系统化的、超越性的思维，着重探析了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发展规律，尝试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治理逻辑聚合点的精准把握，从而更好地探寻五大发展理念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引领作用，对促进生态治理制度化的革新和模式化的调适有重要意义。
五大发展理念在理念、目标和操作维度等方面与扶贫实践高度契合，在全方位建设小康社会及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对探索精准扶贫的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卢文超[39]全面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扶贫实践的背景逻辑和契合的维度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五大发展理念独立又合成的概念特点，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角度探讨了机制生成动力、资源补位方式、发展方向定位、地理向度延展、成本效能流动等问题，更大程度上发挥出五大发展理念对民族地区扶贫实践提供的路径导引作用，有利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全面脱贫。母中旭和陈刚[40]通过对五大发展新理念内涵的解读，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与精准扶贫在调动脱贫攻坚积极性、统筹平衡扶贫资源、筑牢脱贫攻坚的生态屏障、拓展精准扶贫资金渠道、释放扶贫成果红利等方面的契合性，从重视制度创新、注重多元关系、强化生态保护、拓展脱贫空间、促进红利释放五个方面探讨了新理念指导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路径。莫光辉[41]详细阐释了五大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进程中的含义，探讨了五大发展理念与扶贫方略的契合，通过阐释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运行困境，从创新扶贫制度、协调扶贫资源、推崇绿色观念、构建开放扶贫格局、共享脱贫成果等具体扶贫策略上论述了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多维精准脱贫路径创新。
特定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培养塑造特定类型和性质的发展主体。黄建跃[42]通过对发展理念本质上所包含的对发展主体能力、价值及其自由解放的独特精神指导，在分析发展模式与发展主体塑造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之上，从新发展理念包含的五个要素及其整体精神品格对于发展主体影响和塑造这两个维度，揭示了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培养造就“崇智慧、尚和谐、爱自然、求共赢、尊德行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蕲向。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五大发展理念对学科发展的指导作用。吴传清和董旭[43]分析说明了五大发展理念对中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指导作用，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及其缺陷的阐释，从基础理论和实践热点两个层面论述了新发展理念对区域经济学学科研究内容体系的创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