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同步战略

“四化同步”的战略安排源自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锦涛同志根据当代中国的实践，指出我国的科学发展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我国新的“四化”建设和“四化”目标，其本质是“四化”互动，是一个整体系统；促进“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对“四化同步”战略安排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017年学术界对这一战略安排的研究集中在“新四化”的指标测度与实证分析方面。

李标、宋长旭和吴贾、吴波^[70]等人将基于多元指标测算的新型城镇化指数、新型工业化指数、信息化指数和农业现代化指数纳入分析框架，采用2011～2014年中国30省（市）的数据，以重新构建的新四化指数为基础，考察省际新四化水平及其分布特征，控制粗放发展惯性所引致的能源强度累积滞后效应，识别新四化互动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判定新四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同时根据这一实证分析，指出着力提高区际资源配置效率、优先提升落后省份的新四化水平，对推动中国能源强度的下降极为重要。

郭伟^[71]收集和整理了皖北地区六市（包括亳州、阜阳、宿州、淮北、淮南、蚌埠市）自2006年到2014年经济、科技等相关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对皖北地区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四个重要的二维关系融合度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四化”彼此间相互支撑和互动发展的关系进行综合评价；同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四化”整体协调关系进行评价和数学模型分析，认为这样可以更客观地认识皖北地区“四化”的协调发展，并为皖北地区制定“四化”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https://www.daowen.com)

郭俊华和许佳瑜^[72]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四化”及其关联性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四化”协调相关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对陕西“四化”同步协调状态进行测度分析，并对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他们指出，“四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四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对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扬、张建军和李向辉^[73]从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角度出发，阐述“新四化”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根据科学性、有效性等原则，选取能体现我国“新四化”发展水平的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建立了一套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的考察我国各省域“新四化”综合发展以及融合水平的测度体系，对各省“新四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呈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以及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仍然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初级融合发展水平以下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