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

刘长庚等^[5]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动力分为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两大系统。其中，在需求动力方面，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存在一定的阶段性交替，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供给动力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制度供给等推动力。其中，要素动力来自于由要素低成本向要素升级的转变；结构优化动力在于加快推进多维结构调整，如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与生态结构；制度改革动力则在于市场化改革到多元化制度的红利。因此，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路径有赖于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需求和供给双侧发力，既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抓住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加速要素升级，推动创新发展，以制度改革增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王一鸣^[6]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阶段和动力转换进行了分析，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有助于推动新一轮的动力转换，是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之一。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轮变化调整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内在约束条件的系统性变化，尤其是供需结构的变化。供需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上，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受到供需两端结构性变化的约束而趋于减弱：投资效率下降导致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弱化，工业产能扩张受限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供需结构的变化，即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新一轮动力转换的主要特征，因此，供需结构再平衡，关键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张永恒等^[7]对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要素禀赋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进行了分析，并基于相关分析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具体而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总体思路大致有三个方向，即从短期动力（需求动力）向长期动力（供给动力）转换，从有形要素禀赋主导向无形要素禀赋主导转换，在重视实体空间聚集动力的同时也重视虚拟空间所带来的新动力。他们认为，要素禀赋变化是经济发展从低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转变的关键，要素禀赋变化包括类型变化、结构变化和主导要素升级三种模式，这些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不同要素禀赋变化模式为我们揭示了时空结合层面的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基于以上分析，他们得出了制度创新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产生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的结论，认为通过制度改革可以优化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长期动力和短期动力的关系、经济发展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以及企业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以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https://www.daowen.com)

王军等^[8]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采用2000～2015年全国的时序数据和2000～2014年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自变量，通过岭回归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测算、对比分析。研究结论显示：第一，整体而言，五大发展理念变量对经济贡献的比率不同，除绿色发展理念外，其他解释变量都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且弹性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资本、劳动、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与绿色；第二，五大发展理念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表现由好到差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从2000年以来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但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两大理念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相对趋同。

基于供给侧视角，林秀梅等^[9]从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结构两方面对1992～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及其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将经济增长供给侧的动力归结为六个方面，即总投入结构变动、初始投入结构变动、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劳动力投入变动、劳动生产率变动和总增加值率变动，运用结构分解（SDA）技术对各阶段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是增长的第二动力，初始投入、中间投入与总投入结构仍需动态优化；新常态下生产效率提高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弱化，中国经济已经迈入集约型发展的初级阶段。从产业层面看，增长动力主体逐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服务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很强，已经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导产业。未来仍需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给结构，顺应经济服务化趋势，实现劳动力动态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