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流颠簸：“他不食人间烟火”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两个5亿多元的大项目下来后，涉及很多单位交叉合作，该项目第9分项首席专家黄大年“权很大”。可多数人不知道，黄大年就一个想法：谁水平高请谁做。这让许多人不理解：你黄大年是吉林大学的人，怎么能肥水流向外人田？
老校友找上门来，要求参与。黄大年开诚布公地表态：你和你的团队做不了这个。没有同意。老校友用社会上惯常那套“拉关系”，黄大年严厉拒绝：“你没跟我套近乎都不行，你套近乎就更不行了。”
老校友拂袖而去。
这天，黄大年刚到家，一位数十年一直有联系的老同学登门拜访，黄大年特别高兴，热情地留他在家吃饭。老同学拿出提兜，里边还有礼物，黄大年觉得气氛不对劲。得知还是向他要项目，黄大年毫不留情面地严厉拒绝了他。老同学以“老朋友要给面子”进一步“争取”，黄大年火了，他拎起提兜递给老同学，伸直胳膊指向门口：“在科学方面，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找上门来的不行，黄大年却主动将项目“送给”素不相识却有实力的科研单位，他直接将电话打过去：“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
接电话的人不屑一顾，认为黄大年是“骗子”。这年头，拉项目多难，托亲靠友甚至要有“潜规则”，怎么会有人把项目送上门来？
黄大年闻知特别悲哀，谁能干让谁干，本是人之常情，现在却被人当成“骗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正事开始“歪办了”？
后来真的与这家研究所“结秦晋之好”，人们惊讶黄大年的真诚为人。“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这话更加令人深思：原本像黄大年如此办事的应该是“多数人”。现在怎么变得“稀缺了”？那么，“多数人”又是如何办事呢？
黄大文向我分析大哥的思维和行为形成原因：“大年一直上学、留校任教，又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那时中国的社会风气比现在纯净多了。近年国内有些风气不正，大年仍旧坚持原则，碰了不少钉子。”
黄大文的话令我反思，当今中国，把“友谊”都弄反了，早就丧失了本意，成了同流合污的挡箭牌，成了一块办事的敲门砖。多数人办事（包括我）不走直线，而是先绕弯儿，找到朋友再“绕回来”。那么，一个人绕弯儿，一个单位绕弯儿，一个国家绕弯儿，要浪费多少“无用功”？原本简单的事情，越绕越麻烦！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这样评价黄大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一套，如同一股清流。”
然而，这股清流却不被人认同。
指挥如此庞大的项目，如何高效率组织科研力量，让项目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科学有序地推进至关重要。
黄大年站出来，提出“公司化”“绩效化”的管理方式，“借鉴欧洲大公司的相关管理经验，在总目标下，赋予相关负责人具体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全覆盖”。
黄大年干脆引进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工作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以计算机记录工作。把资源问题、智力问题和人为阻碍分门别类，他会实时监督、干预，实时询问、催办、指导。
春天的不少芬芳，正被一些人扒进私囊。
针对丝丝入扣、不能耍滑偷懒的紧张工作，有人直接提出抗议：“我们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
“我们这里是大学，不是办公司！”
“我们是科学家，又不是机器人！”
有人背后议论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
项目启动要先制订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黄大年无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
开论证会，黄大年发言从不寒暄客套，更不绕弯子，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他只对工作不对人，但被他“涉及的人”却暗中抵触。
晚上11点，黄大年登录管理系统，按时核验进度与质量，诊断问题对症开方，拧紧管理螺丝。
黄大年恨不能把自己分成2个人、4个人、8个人，出现在各个科研环节，加速推进。可不少人却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暗中抵触，说他“外来的和尚乱念经”。
项目评审，黄大年态度和善，却刀子一样剜问题，数据引用不准，标示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技术指标不能模棱两可”，任何一项说不清楚，他都不予通过。他要求所有提交的材料都要“无懈可击”，禁得起推敲。有人说这套管理“太不近人情了”，黄大年说：“在工作上，不要和我讲人情！”
杨长春劝黄大年：“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说国内不比国外，黄大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有人暗中议论，搞重力梯度仪哪有那么容易？那只是“大年童话”罢了。
进度上不去，黄大年万般焦急。自己在地质宫加班干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回家却焦虑、失眠，患上带状疱疹。他满身劲儿使不上，拳拳打在枯叶上，步步迈空，甚至萌生了辞去首席科学家、只当普通教授的念头。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非常清楚，现在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却又不能打击别人，便对他直言：“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我再考虑考虑，”黄大年说，“我没有想到，真的很难。”
他一个人面对幅员辽阔的残酷现实。
黄大年在学校操场跑道上飞跑，在靠边的石头上独坐，扶着树干思索，团队的师生们心疼他，不忍去打扰他：“黄老师一心想干事，可国内的环境就这样，他太难了！”
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
我和你只隔一页纸的厚度，为什么翻了这页还有那页？消极者的串串谗言像被风扯碎的旋律，听不清一句歌词。黄大年已经感觉到，彻骨的寒冷狠狠啮咬着他，一下一下又一下……
黄大年很清楚：爱你的人和不爱你的人，总会像玫瑰花和蒿草一样混杂着长在一起。更多的事物深隐在它们背后，很难判断来历和去向。
好端端的一团毛线，暗中却打了许多个结。
2010年7月，北戴河花香蝶舞，海浪奔涌，白鸥飞翔。随同70位“千人计划”专家来此疗养的黄大年，心胸像大海一样开阔起来，仿佛有了海浪的激情。海鸥的翅膀，一扫工作不畅带来的不快，一下子开阔了思路，增强了底气。
相逢何必曾相识，初见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仿若知心故交，“大家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情怀，回国后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专家们在一起如老友重逢，相互激励着，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而不遗余力！
意外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来看望他们，亲切、和蔼、真诚地倾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国家领导人那样有眼光、有想法”，黄大年喜不自禁！
心情畅爽，时时都是春天。站在大海边，黄大年极目远眺，心随潮涌，像战马渴望疆场，像雄鹰渴望蓝天，恨不能立刻投身到科研一线！
黄大年被许多指向错误的道路围困，现在要抓紧分分秒秒，把正确的路分拣出来。
回到长春，黄大年发现电视里播放了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黄大年激情澎湃，找来锤子和铁钉，亲手把在北戴河与习近平主席的合影挂在办公室里，对身边的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呀！”
希望是在风雨之夜所现的晓霞。
黄大年像一叶鼓满风的帆，飞速前进。每个夜晚，都是黄大年勇猛拼搏的黄金时段。
面对路上的拦挡物，他的决心气冲霄汉：即便逼下深渊，也要发现辽阔坦荡的渊底大平原！
他对工作更加严谨，丁是丁，卯是卯，认事不认人。
黄大年告诫自己，要迅速进入话语体系。如果真的有人推陈不出新，那么，就必须端出自己的话语体系。(https://www.daowen.com)
2011年4月，东北长春春意融融，暖风习习。黄大年却“制造”了一股寒流。昨天就通知了，今天上午，按惯例进行每个月的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黄大年事先早早准备好，会前要预览交来的答辩材料。
约定10点开会，现在已经9点50分，材料没交上来，人也没来，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制度像失去秩序的花名册，大大小小的名称凌乱错落。
“怎么回事？”黄大年问秘书王郁涵，“小王，你催过了吗？”
“我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着时间，心里怦怦跳。
“人浮于事！”黄大年气愤极了，突然一扬手，“啪”地把自己手中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屏幕立刻粉碎，他大声吼道：“我们拿了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草草做事？汇报材料不做好，汇报的PPT也不好好做，开会不按时到，有这么干事的吗？我们要遵守契约呀！”
身边的人一下子惊呆了，从未见过黄老师发这么大的火。
事后他对助手说：“于平啊，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科研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好言相劝，“许多事情要慢慢来，跟你的想法渐渐对接。”
“那不是我！”黄大年执拗地说，“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提出了“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干得不行，下期钱就收回来”。“千人专家”王献昌非常吃惊：“钱都给了，怎么可能要回来呢？”
黄大年硬是按章办事，在管理中形成了开中国科研先河的“倒逼制”。
第9项目斥资超过3亿元，如石击水般“浪花朵朵”，很多机构和单位都争相“采摘”。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而是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有自以为与黄大年不错的专家来找他，想替某研究所拉点儿经费，黄大年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把人家“噎个半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就职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大年就像一架永远力足的马达，调到最高转数，飞速向前。深探专项经常开会，往往今天通知、明天开会。身在东北长春的黄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专家组成员。
“你累不累呀？”高平直言道，“你前天刚走，今天又来。”
“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只考虑议题本身，开始连董树文也“受不了”。董树文在台上还没说完，黄大年就“接茬”了：“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有点儿太不科学！”
“大年，”董树文强抑心中的不快，“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董树文后来意识到，黄大年的直言原本就是“最好的方式”，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都直来直去把事情摆在桌面，不再“弯弯绕”，也没了桌面下的“小动作”。
2014年9月，地质宫外秋叶微红，鸟儿鸣唱。地质宫507室突然“砰”的一声响，黄大年的手狠狠砸在桌子上：“别说了！”
黄大年着急建无人机库，向院里打报告层层签字盖章。事情交给于显利去办。大半年过去了，签章只完成了一半。
按规定，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也要按部门的职能排序。问题是，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不少杂事要处理。哪怕跟某个部门约好了，如果有事晚来几分钟，就只能下次再约。如果恰逢一把手出差，还要等上十天半月。这么低的办事效率，要耽误多少事？
“黄老师，您先消消气。”王郁涵送进来一杯咖啡。
“是啊，您消消气，”于显利说，“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
于显利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关键硬件便是无人机，研制与存放必须有无人机库，在选址、搭建、管理、消防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审批。
为了推进“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黄大年一连好几个月日夜打拼，无数次跑无人机模型销售商店，左选右挑，自己掏钱买回模型样机，赶紧建好机库，便可大显身手！哪承想，事前以为没有任何难度的校内审批，竟这样曲折难办！
“我回来5年了，我现在这些成果也好，或者说进展也好，我在国外也许1年就能达到。我非常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办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几位大爷大妈打破地质宫的寂静，吵吵嚷嚷地上楼来，一位瘦高个儿往前一指：“这，就是黄大年的办公室。”
黄大年闻声走出来：“你们有什么事吗？”
几个人根本不听劝，以挡光为由，你呼我喊，跳着脚，指着黄大年的鼻子，连训带骂，一起群攻。他们三番五次闹到学校，工作根本做不通，没有办法，只得在地质宫旁边的空地上，强挤出一小块地方。
被挤跑的还有时间。折腾到10月，东北封冻季节已大举逼近，总算批下来机库手续，在东北最不适宜施工的季节破土动工。
黄大年分身无术，便请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的退休教师、“动手大王”王永泉组织施工。
王永泉相当敬业，天天盯在工地，严格按要求施工。黄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块钱给王永泉，每天给施工人员买吃的，熬红糖姜水暖身子。他又叮嘱道：“王老师，如果施工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跟我说。”
黄大年一有时间，就来工地检查质量。冷风飕飕刮，和大家一起顶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给工人们递工具，帮忙搬建材。冷得扛不住，他便找来棉大衣，套在羽绒服外。
2015年3月，眼见机库就要竣工，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限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于显利看到告知书立刻报告给黄大年。黄大年当即向学校做了汇报，又给有关部门打了报告：这是搞科研的临时建筑，用后我们会自行拆除。主管单位回复“收到了”，转危为安。
这天正午刚过，一位学生慌慌张张地推开507室的门：“黄老师，有人要拆机库！”
黄大年跑下楼时，一辆大铲车正轰隆隆威武地奔向机库。
黄大年一下冲上去：“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拆！”
眼见大铲车饿虎扑食般向前冲，黄大年突然大步向前，“腾”地倒在地上，直挺挺地一躺，司机慌忙狠踩刹车、停住，车头前盖悠悠地抖动。
我们的大科学家，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上，迎着刺眼的阳光，以满腔报国志和装满顶尖科学的肉体对抗大铲车……
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帮手”是位大科学家呀！
悲哀呀！黄大年看似“意外”的举动，却在“情理之中”。这等杂事用得着一个大科学家以命相抵吗？这事该由谁来干？为什么拖了大半年，却遭遇如此境地？以这样的效率赶超国际先进，我们来得及吗？
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人称作“疯子”。黄大年毫不理会：“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有我，余愿足矣！”
“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
黄大年甘当铺路石：“为了理想，我愿意做先行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没有这样的“科研疯子”，怎么带领中国物探科技“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