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的形成
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也正是西欧许多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就是这个斗争史上的转折点。虽然这一革命直接产生的实际结果对法国来说只是大财政家和大证券交易者的君主政体代替了贵族的君主政体，但是，这个革命的雷声响彻了整个欧洲，并打破了当时笼罩着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整个欧洲的那种沉寂。
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引起了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的某些地区人民的骚动。但是，起初张皇失措的德国各邦政府很快就镇定下来，并加倍猖狂的镇压对政治稍有不满的人们。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又重新笼罩着德国。但这不过似乎是这样罢了。警察的任何迫害都已经压制不住国内人民的不满。德国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初的特征，就是产生了各种反对政府的团体和派别。黑格尔的左派学生即青年黑格尔派也属于这类反对政府的团体。恩格斯在1840年1月21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已经走在直接通往黑格尔学说的路上了。”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是，他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学说和黑格尔左派信徒们的思想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局限在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中，远远地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践，脱离了政治。在恩格斯看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19岁的弗里德里希的通信和他最初的文学尝试证明这个青年具有政治积极性和革命情绪。他幻想那“旧世界完全毁灭”的一刻的到来，渴望“生活的顶峰——建立功勋”。
恩格斯的一些诗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杂志是在海涅和白尔尼影响下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而且它的政治观点还模糊不清，但是它那种使作家接近社会生活、使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企图却吸引着恩格斯。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诗人采取批判的态度。恩格斯嘲笑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在讲话的时候额上总爱现出“悲观厌世的皱纹”，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凄惨的音调和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恩格斯来说是根本不相容的。尽管德国的“现在”暗淡无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失去锐气，他为即将来临的斗争欢呼，对胜利满怀信心。
恩格斯感到苦恼的是他未能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逐渐放下了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政论家的笔杆。
恩格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论文，给读者留下了比他的诗作深刻得多的印象。例如《乌培河谷来信》在那些为恩格斯揭穿了的伪善的剥削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怒潮。有些乌培河谷人乱加猜测，以为这些“通信”的作者是弗莱里格拉特，另一些人却以为是《德意志电讯》的编辑谷兹科夫。谁也没有想到要到一个可尊敬的巴门的厂主家里去找这个惊扰了乌培河谷蚂蚁窝的作者。恩格斯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就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同时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将要陷入可怕的困境”。
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的论文和他给朋友的书信证明他是一个热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些书信和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年轻的恩格斯对君主政体和那些犯罪的暴君是如何切齿痛恨，同时也可以看到他那雄伟的革命气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比1816—1830年间国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几乎那时的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处以死刑。”他怀着特别仇恨和鄙视的心情描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恩格斯就是这样批评他的。(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恩格斯没有可能如此公开地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在他的论文中他为反对君主政体、等级制度、贵族特权以及地主和官僚的残暴进行着斗争。
恩格斯嘲弄那些炫耀自己家世的达官显贵：“每一寸骨肉都是贵族的，每一滴血液都是64对门当户对的婚姻的结晶，每一瞥都是挑战！”他尖刻地批评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预见到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民的怒火迟早会烧毁贵族等级的代表们和依靠这个等级的君主政体。为了对抗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恩格斯宣布了“没有任何等级，只有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国民国家”的口号。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提出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把经济上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由38个大大小小的邦组成的德国统一起来。恩格斯写道：“当我们祖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正确的主义、出版自由以及我们的其他一切要求就只会是一个注定了不能彻底实现的善良的愿望。”
恩格斯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斗争时，反对普鲁士想在统一德国时取得统治权的企图。他宣布和德国的这一个最反动的邦进行无情的战争，并认为历史的洪流必然会冲毁“保守的普鲁士堤坝”。
恩格斯在不来梅经商时期写的论文和书信中所发表的那些政治观点就是如此。由于恩格斯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他和他以前在学校时的朋友之间就产生了裂痕，现在，这些政治观点使这一裂痕更深了。那些为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吓坏了的朋友们企图“开导”他，但是遭到了他的严厉驳斥和嘲笑。恩格斯在1840年11月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一个在政治上昏睡不醒的人，要责难我的政治信仰呢？如果让你在你那个村教区过安安静静的生活——要知道，更高的目的你是不会有的——并使你能每晚和牧师的夫人和孩子们散散步，那你就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恶棍恩格斯了。呵，好一个英雄的后裔！”
这是恩格斯写给他在学校时的朋友们的最后一些信当中的一封。他不能不感觉到，在居留不来梅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两年多来，恩格斯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斗争，前进了一大步：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开始研究黑格尔学说，用革命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学说，从模糊地追求自由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
年轻人的广阔的视野，他的勇敢的思想，革命的气概，对劳动群众的痛苦的深切同情，所有这一切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他周围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