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巴尔干半岛问题：1876年至1878年
精彩看点
奥托·冯·俾斯麦怀疑“欧洲”概念—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叛乱—俄土战争—“保加利亚暴行”—“三皇同盟”—《布达佩斯条约》—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圣斯特凡诺条约》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与1878年的柏林会议确立了欧洲政治体系。或者说，这两次会议确定了欧洲国家边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也纳会议确立了中欧与西欧的地缘政治格局，柏林会议则确立了东南欧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柏林会议与维也纳会议互为补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柏林会议重新恢复了欧洲大国协调，深入推进了维也纳会议成果。1815年至1822年，欧洲大国协调曾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当时间推移到1856年，欧洲大国协调变得不那么活跃了。1856年后，欧洲大国协调实际上一直处于搁浅状态。正是在柏林会议上，欧洲大国协调得以重建，1878年至1914年的欧洲和平才会持续。
柏林会议有三个显著的事实。第一个显著事实是，柏林会议成功阻止了一场欧洲战争。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当时，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奥匈帝国也在进行战争动员。奥地利帝国建议召开会议，得到了各国的认同。第二个显著事实是，会议召开前，各大国已经确定了会议要颁布的欧洲法律主要条款。然而，柏林会议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降低，主要因为各大国想在会议召开前率先解决最大分歧，并且它们实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基本确定会议定会成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召开会议的可能，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最后，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及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分别达成的双边协定，只有经过欧洲会议审议与接受才可能被视为欧洲法律。第三个显著事实是，柏林会议表明欧洲国家休戚与共，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欧洲著名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尽管奥托·冯·俾斯麦内心深处并不相信欧洲各国会团结一致，甚至不相信欧洲各国有想要团结的愿望。当时，奥托·冯·俾斯麦曾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发来的加急电报上用法语在空白处做了简洁批注：“任何人谈及欧洲，都是对地理概念的误解。”在下一行，他又用英语做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评论：“何为欧洲？”[1]
奥托·冯·俾斯麦对国际主义者的“欧洲”概念有所怀疑，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事实上，支持奥托·冯·俾斯麦观点的大有人在。他们声称要用理智、清醒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本质，做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批判所有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当土耳其帝国内部问题日益复杂时，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曾写道：“巴尔干半岛问题既非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问题也非俄罗斯帝国的问题，而是欧洲的问题。”这样的主张显然与奥托·冯·俾斯麦的主张针锋相对，因为奥托·冯·俾斯麦强烈反对“这种地理概念”。根据奥托·冯·俾斯麦的说法，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称，俄罗斯帝国之所以视“欧洲”为一种独特的联合力量，完全是权宜之计。俄罗斯帝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巴尔干半岛的欧洲利益代表者。为此，奥托·冯·俾斯麦亲自口述了一份特殊的备忘录。他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奥托·冯·俾斯麦发现，当某些政治家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某种目的时，便想得到其他大国支持，于是满嘴不离“欧洲”。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在普法战争期间，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曾奔走于各中立国家；同样，1870年，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曾试图寻找盟友共同对抗普鲁士王国。然而，两人均无果而终。面对此情此景，他们便说：“欧洲已不复存在。”[2]于是，奥托·冯·俾斯麦断言：“我们的做法恰好相反。我们拒绝欧洲利益与欧洲义务。……我十分乐意维护俄罗斯帝国利益，并表达我对俄罗斯帝国的感激之情。然而，我绝不会为欧洲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德意志第二帝国绝不打着欧洲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3]当时，在普鲁士王国外交部工作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忠心耿耿地追随奥托·冯·俾斯麦。他写信给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说：“我们继续本着一贯遵循的原则，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参与巴尔干事务。”奥托·冯·俾斯麦领导普鲁士王国外交部工作时，一直坚守这项原则。无论是1866年，当时普鲁士王国吞并了三个邦国，扩大了领土，还是1870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时，奥托·冯·俾斯麦都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欧洲以任何方式干涉本国领土问题。然而，1878年，奥托·冯·俾斯麦一反常态地认为，在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俄罗斯帝国“为了有所得而争取获得欧洲的认可”，可谓十分明智。俄罗斯帝国正在“修改欧洲法律”，“一旦俄罗斯帝国犹豫不决，土耳其帝国就可能会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白俄罗斯帝国在借助欧洲最高政府会议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4]实际上，奥托·冯·俾斯麦承认了“欧洲”、欧洲最高政府会议或欧洲协调及欧洲成文法律的存在。然而，一旦涉及普鲁士人的自身利益，奥托·冯·俾斯麦便将一切抛之脑后，宁愿用枪炮说话。因为如果能够以武力成功解决问题，他不需要做任何妥协与退让，就可直接攫取想要得到的一切。他认为，通过会议手段，绝对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全部目标。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
伯恩哈德·冯·比洛
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
1875年，土耳其帝国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发生叛乱。这场叛乱最终升级为俄土战争。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绝大部分为东正教徒。俄罗斯帝国历来非常关注巴尔干半岛叛乱。不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想包揽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事务。他提议召开欧洲会议解决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纠纷。奥托·冯·俾斯麦尽管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关系十分密切，但反对召开欧洲会议。奥托·冯·俾斯麦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虽然在欧洲会议上拥有巨大优势，但还是无法超越法国人的天然优势（奥托·冯·俾斯麦自然不希望法国人独占先机）。此外，在欧洲会议上，三皇同盟（1873年6月6日，德皇威廉一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成三皇同盟）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而破裂。为此，奥托·冯·俾斯麦派陆军元帅埃德温·冯·曼陀菲尔专程前往华沙游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过，当时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在华沙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指出，会议的唯一目标是为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教徒争取权利保障，免除不公正待遇。“他相信事在人为。他希望奥托·冯·俾斯麦这样的天才人物能为自己指点迷津，找到召开会议之外的其他解决办法。”[5]此外，1876年11月，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谈中，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说：“大国应当有担当。”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曾经把巨大希望寄予德意志第二帝国。”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回答道，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竭尽全力了。随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情绪激动地说：“不，我想要你们继续努力。我要给奥托·冯·俾斯麦写信。他必须公开宣布俄罗斯帝国有权代表欧洲，结束令人无法容忍的暴行……条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德意志第二帝国必须发声表态。摩纳哥公国可以保持沉默。但我们不能沉默不语。”之后，在与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的会谈中，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宣布：“我选择欧洲阵营。”
欧洲阵营一直在伺机瓦解土耳其帝国。如今，眼看这样的机会唾手可得，它自然不会对俄罗斯帝国呼吁置之不理。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叛乱（在土耳其帝国的支持下，新政府成立了）导致1876年的俄土战争。当时，塞尔维亚公国与黑山公国公然向土耳其帝国宣战。1875年12月30日奥匈帝国首相久洛·安德拉希伯爵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起草了一份改革计划，并试图通过欧洲大国协调迫使土耳其帝国接受此计划。在改革计划中，久洛·安德拉希伯爵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废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包税制度。这项改革计划赢得了欧洲大国赞同。土耳其帝国虽然接受了这项计划，并作为帝国敕令昭告天下，但并未将其落到实处[6]。
久洛·安德拉希伯爵
对于限制土耳其帝国主权的任何提议，英国政府均表示怀疑。然而，1876年5月，土耳其帝国残忍地镇压了保加利亚民族起义，史称“保加利亚暴行”。此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针对“保加利亚暴行”发表了精彩、雄辩的演说，并将演讲内容印发成宣传手册，调转了英国舆论的导向，使英国政府不可能以武力支持土耳其帝国。在1876年5月的保加利亚恐怖暴行中，萨洛尼卡有一万两千名保加利亚农民遇害，还有两名外国（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领事丧生。1876年11月，在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支持下，俄罗斯帝国向土耳其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最终促成塞尔维亚公国与黑山公国停战。
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联手共同处理此次争端。1873年6月6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德皇威廉一世在美泉宫结盟，成立了著名的“三皇同盟”[7]。根据“三皇同盟”，三位君主必须休戚与共，只要存在有可能引起分歧的任何问题，他们就要协调一致，“以保证更高利益不受损害”。三国首相久洛·安德拉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与奥托·冯·俾斯麦在柏林进行会晤；1876年5月11日，柏林会议通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改革的新备忘录后，便落下了帷幕。根据此次备忘录，土耳其帝国与塞尔维亚公国和黑山公国在1876年11月签订了停战协议。柏林会议备忘录得到了法国及意大利王国的认可，却遭到英国拒绝（1876年5月19日）。或许正因为看到英国持反对意见，土耳其帝国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实施改革[8]。土耳其帝国官员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9]发动了宫廷政变，废黜了软弱无能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拥立阿卜杜勒·阿齐兹羸弱不堪的侄子—穆拉德五世为新苏丹。
土耳其军队屠杀保加利亚人
遇害的保加利亚人的头颅被插在削尖的木头上
阿卜杜勒·阿齐兹
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是一位眼界开阔的高官。他曾游历西方国家，目睹了立宪政府的运作方式。他认为，只有实施自由政治，土耳其帝国才能摆脱欧洲大国的控制，从而摆脱分崩离析的命运。1876年6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前往德意志第二帝国迷人的历史圣地埃姆斯的威斯特伐利亚温泉，专程拜访了自己的舅舅[10]德皇威廉一世。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去了波希米亚的赖希施泰特，受到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盛情款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会晤期间，奥匈帝国首相久洛·安德拉希与俄罗斯帝国驻奥匈帝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于1876年7月8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在特殊情况下，奥匈帝国可以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俄罗斯帝国收回1856年割让给摩达维亚大公国的比萨拉比亚；保加利亚、鲁米利亚与阿尔巴尼亚成为自治省；希腊将获得色萨利与克里特岛。以上内容均包含在1877年1月15日奥匈帝国首相久洛·安德拉希与俄罗斯帝国驻奥匈帝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签订的《布达佩斯条约》里。《布达佩斯条约》描述奥匈帝国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行动时，使用的措辞是“占据”而非“吞并”。《布达佩斯条约》将瓦解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视作当务之急，并将君士坦丁堡设为自由城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明确表示，将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几个新的斯拉夫自治国家，而不是对奥匈帝国构成威胁的大斯拉夫国。缔约双方确保，“一旦因为战争或者瓦解土耳其帝国欧洲领土而产生了新的领土变化，最终引发欧洲大国集体审议，双方必须在外交领域互利互助”[11]。显而易见，《赖希施泰特协议》与《布达佩斯条约》不仅预见到了（很有可能因瓦解土耳其帝国欧洲领土而引发的）俄土战争，而且想到了欧洲协调将会如何化解并最终解决这场危机。
穆拉德五世
土耳其帝国内忧外患不断。宫廷革命、管理混乱、国内暴动及对外战争导致民不聊生。这一切似乎注定了土耳其帝国欧洲领土将会分崩离析。1877年8月31日，比前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更加软弱无能的穆拉德五世被废黜。此后，穆拉德五世一直被监禁，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二十七年后，穆拉德五世在监禁中悄然离世。穆拉德五世因精神疾病遭到废黜后，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精明能干，绝非任人摆布的无能之辈。
欧洲大国开始团结起来。各国尽管关系并不稳定，但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1876年12月至1877年1月，欧洲大国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国代表为：英国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亨利·艾略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尔·冯·维特、奥匈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尤金·兹奇伯爵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弗雷赫尔·冯·卡利斯、意大利王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路易吉·科尔蒂伯爵及俄罗斯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1876年12月24日，在各大国代表起草了改革计划后，土耳其帝国代表才获准前来参会讨论改革计划。土耳其帝国代表易卜拉欣·埃德恒帕夏曾经留学法国，目前担任驻德意志第二帝国大使一职。易卜拉欣·埃德恒帕夏参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就在他参会的前一天，即1876年12月23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颁布了一部宪法。于是，土耳其帝国成为拥有内阁与两院议会的现代自由宪政国家。土耳其帝国紧跟西方政治发展步伐，主动进行了国内改革。如今的土耳其帝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完全处于平等地位。1877年1月20日，经过几番协商均无果而终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最终不欢而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土耳其人开始备战。1877年2月5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解职。不过，“米德哈特议会”的运行并未受到影响。1877年3月19日，议会开幕；1877年5月，议会解散[12]。土耳其帝国第一次立宪政府试验也就此终结。
易卜拉欣·埃德恒帕夏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
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协调会议。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完全不信任土耳其帝国政府。根据他从君士坦丁堡送回英国国内的信的内容可知，他越来越相信克里米亚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说：“愚蠢的土耳其人根本就不可能被说服，更不可能实施政治改革。”在他看来，与他一同参会的亨利·艾略特只想讨好土耳其人。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尽管十分喜欢与聪明风趣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聊天，但认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表里不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曾不动声色地改动了各国代表在会议上集体通过的一张边界地图。当这张地图再次在会场上呈现时，一向注重细节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发现了改动的痕迹。他向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当面指出了改动过的细节。不过，让他不得不佩服的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并没有欲盖弥彰，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相反，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坦率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不无赞叹地说道：“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认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不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1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
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未能对土耳其帝国产生任何影响。为了解决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问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轮番邀请各大国提出建议，让土耳其帝国回归理性。在俄罗斯帝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官中，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最了解巴尔干半岛局势。因此，他奉命前往欧洲各大国，请求它们同意俄罗斯帝国作为（1856年）《巴黎条约》签署方的大国代表，进行武力干涉，迫使土耳其帝国实施改革。经过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的不懈努力，1877年3月31日，各国大使在伦敦会晤，并发布了一项草案，要求土耳其帝国进行改革。该草案声明：如果土耳其帝国拒绝实施改革，列强将保留共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1877年4月9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向君士坦丁堡议会提交了改革草案条款。最终，该改革草案遭到君士坦丁堡议会否定。于是，俄罗斯帝国开始实施两年以来一直昭然若揭的意图：独自解决土耳其帝国问题，并于1877年4月24日向土耳其帝国宣战。
俄军发现，事情的进展并非如预想般顺利。不过，俄军最终成功挫败了土耳其军队，一直打到离君士坦丁堡几英里的地方。若非英国与奥匈帝国插手干预，俄军定会一举夺取垂涎已久的君士坦丁堡。1878年2月14日，英国舰队驶过达达尼尔海峡。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在多瑙河、达尔马提亚进行军事动员。然而，时任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除此之外，英国内阁成员均为反战派。实际上，主张为“土耳其正义事业”而战的只有态度不太坚定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与维多利亚女王。1877年至1878年的冬天，维多利亚女王曾在信中表明了战争决心。1878年1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本杰明·迪斯雷利的信中说：“你昨日来信令我心情非常低落。你似乎缺乏信心。然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丝毫不能退让。数月前，我们已经预见到了今天的局面。俄军一旦占领加里波利半岛，随后便会攻打君士坦丁堡，我们将会因此而蒙羞。对此，我们决不可姑息。”[14]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
然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斯坦利在上议院接受问询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这让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满。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说：“爱德华·斯坦利太令我失望了，他必须辞职。”[15]
爱德华·斯坦利
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储妃维多利亚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数月前（1877年12月19日），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储妃维多利亚公主曾经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英国一定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的风向标，决不可让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帝国单独进行媾和。”[16]如若不然，俄罗斯帝国就会如鱼得水。开战前，俄罗斯帝国一心想要促成欧洲国际会议。然而，伴随战争持续进行，俄罗斯帝国消耗了大量财力与物力。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俄罗斯帝国自然想要与战败的土耳其帝国单独进行和谈。1878年3月3日，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与土耳其帝国外交大臣萨夫韦特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以西六英里的圣斯特凡诺签订了初步条约。然而，这并非双方签订的第一份条约；1878年1月31日，双方已经签订了“初步和平基础条款”[17]。根据《圣斯特凡诺条约》第二十九条，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边界及在亚洲的领土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动。条约中最重要第六条规定：新成立的主权国家保加利亚王国领土范围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西至阿尔巴尼亚山。1878年3月23日，《圣斯特凡诺条约》被送至英国外交部及欧洲各大国。
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
虽然人们对俄罗斯帝国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的意图心知肚明，但此举过于唐突，显得不够理智，实在无法得到人们赞同。建立大斯拉夫国家或大保加利亚完全有悖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曾经在赖希施泰特与布达佩斯签订的协议。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除了与英国及其他大国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之外，俄罗斯帝国与英国之间还明确了其他责任与义务。在《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的几周前，俄罗斯帝国才注意到英国对待土耳其帝国领土变更的态度。英国将其态度写入一份备忘录。1878年1月15日，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奥古斯特·洛夫图斯勋爵将备忘录递交给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在备忘录中，英国宣称：“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帝国签订的任何条约，只要与1856年的《巴黎条约》有所关联，即为欧洲条约。因此，必须经过1856年《巴黎条约》缔约国同意，条约才能正式生效。”[18]对此，1878年1月25日，俄罗斯帝国回复说，俄罗斯帝国无意独自解决与《巴黎条约》有关的欧洲问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十分清楚，单独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必然会导致英国及奥匈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宣战。对于这场战争危机，人们并不意外。显然，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将《圣斯特凡诺条约》提交欧洲国际会议。俄罗斯帝国根据驻伦敦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提出的建议与外交策略，最终将《圣斯特凡诺条约》提交至国际会议。不过，如果俄罗斯帝国没有单独签订这份初步的和约，而是将此次俄土战争所有问题留待国际会议解决，俄罗斯帝国的声望也就不会因此而受损。
奥匈帝国是第一个提议召开和平会议的国家。1878年2月5日，奥匈帝国通过加急电报向其他各大国政府发出召开和平会议的倡议。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久洛·安德拉希通过电报告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本杰明·卡罗伊，奥匈帝国只有两个选择—与俄罗斯帝国开战或召开欧洲会议[19]。奥匈帝国提议在维也纳召开和平会议。不过，有人提出，鉴于当前局势紧张，在巴登召开会议更有利于大国之间联络感情。1878年3月7日，奥匈帝国改变了原来的会议提议，指出“鉴于待解决问题的严重性”[20]，应该将普通会议升级为欧洲各大国的全面代表大会。因此，在巴登举行会议的提议被取消。随后，有人提议，会议应该在柏林举行。虽然奥托·冯·俾斯麦对举行国际会议并不热心，但他还是向久洛·安德拉希表示，同意在柏林召开会议。
不过，奥托·冯·俾斯麦依然宣称，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不关心能否真正有效地和平解决巴尔干半岛危机。他曾在1876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按照政治惯例，土耳其帝国问题，包括土耳其帝国的民族问题，完全不值得欧洲文明国家动用武力去拼个你死我活”[21]。奥托·冯·俾斯麦这番话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相比而言，在同一年的另外一次讲话中，他的思想则显得比较狭隘，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说：“巴尔干半岛问题根本不值得波美拉尼亚士兵[22]搭上自己的性命。”
事实上，奥托·冯·俾斯麦已经准备好做“调停人”[23]。他准备前去参加会议，并帮助和平解决土耳其帝国领土问题。不过，他认为完全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1876年，奥托·冯·俾斯麦提议由英国接管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与此同时，他还向奥匈帝国提议，应当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据为己有。如此一来，英国与奥匈帝国就不必担心俄罗斯帝国会在巴尔干半岛兴风作浪[24]。然而，英国与奥匈帝国并不认为奥托·冯·俾斯麦的提议能有效解决问题。
德意志第二帝国方面曾宣称，奥托·冯·俾斯麦拒绝参与“打着欧洲幌子进行招摇撞骗”的活动。然而，在讨论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危机时，奥托·冯·俾斯麦利用“欧洲”这一概念，对英国政府进行因势利导。1876年11月，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去参加君士坦丁堡会议途中经过柏林。他与奥托·冯·俾斯麦进行了多次会谈。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对当前形势做出“思维缜密的判断”，给奥托·冯·俾斯麦留下了深刻印象。奥托·冯·俾斯麦指出，对整个欧洲来说，英俄战争比俄土战争后果更加严重，英国应当尽力避免给整个欧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5]。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十分赞同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并表示他本人对土耳其帝国不抱任何幻想。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他向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尔·冯·维特表达了对“土耳其帝国内阁（包括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极其蔑视与厌恶”。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英国人依然“禁锢在土耳其帝国对英国利益至关重要的错误观念中”[26]。
卡尔·罗伯特·内塞尔罗德
俄罗斯帝国政府明白，自己不可能与英国或奥匈帝国动武。对俄罗斯帝国来说，同意参加欧洲和平会议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事实上，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十分迫切地想要参加此次和平会议。从1859年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去世后，作为卡尔·罗伯特·内塞尔罗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已经在欧洲外交界驰骋了二十年。1876年，他已近耄耋之年。在赖希施泰特会议期间，他曾对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久洛·安德拉希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组织召开一次欧洲国际会议。即使会议规模很小，也心满意足了。”然而，当时俄军与英国舰队均已抵达君士坦丁堡附近，双方随时可能因一场“小风波”而引发战争。1878年2月20日，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坦利告知奥托·冯·俾斯麦，只有“尽快召开国际会议”，才能避免战争[27]。事实上，俄罗斯帝国似乎已经明白，是奥匈帝国而非英国一直在阻挠自己坐享胜利果实。1878年2月28日，俄罗斯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彼得·德奥布里尔对伯恩哈德·冯·比洛说，在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帝国签订和约的道路上，重重障碍大部分是奥匈帝国设置的。在伯恩哈德·冯·比洛递交报告的空白处，奥托·冯·俾斯麦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评论道：俄罗斯帝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它拒绝了维也纳和平会议的提议。
1878年3月9日，英国向德意志第二帝国表明，同意参加奥匈帝国提议的柏林会议。不过，英国规定，要提前确定会议协商的基础；《圣斯特凡诺条约》所有条款必须提交会议，以确定哪些条款可以正式获批。1878年3月17日，得知此事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当即表示拒绝接受英国提议。就在英国正要表明拒绝参会时，俄罗斯帝国驻伦敦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请求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坦利四个小时后再下决定。在赢得宝贵的四小时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找到一个万全之计，以保证英国与俄罗斯帝国按时参会。在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俄罗斯帝国政治家中，没有人能像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那样鞠躬尽瘁。然而，他遭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诟病。1878年3月21日，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坦利向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求证，俄军在君士坦丁堡郊区比于克代雷登陆的消息。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将英国方面的质疑提交至圣彼得堡。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回复说，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应该向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坦利求证，英国军舰在马尔马拉海意欲何为？密切关注此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认为，如果当时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将这样的回复信息传递至英国，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势必爆发一场战争。幸运的是，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并没有这样做。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
1878年3月27日，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报告了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的判断—会议将不会如期举行。于是，召开欧洲会议的提议搁浅了。1878年3月28日，英国内阁决定调遣预备役部队。然而，令所有人颇感意外的是，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坦利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或许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反战态度。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是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乔治·赫伯特·蒙斯特注意到，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不仅是基督教徒，而且具有强烈的反土耳其帝国情绪。
在奥托·冯·俾斯麦看来，让战争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就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即俄军与英国舰队所在之处。因此，奥托·冯·俾斯从中调停，建议俄军与英国舰队分别向后撤至双方事先协商好的地点。英国与俄罗斯帝国接受了奥托·冯·俾斯麦的调停。随后，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便展开了复杂的协商活动，以便就双方撤军事宜达成共识。结果，人们发现，根本不可能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万全之策，也根本不可能让双方退回至原来的位置。直到欧洲全面会议召开前，英国与俄罗斯帝国未能就撤军达成一致意见。不过，进行协商的同时，它们也拖延了一段时间。可以说，这次是由德意志第二帝国出面调停了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矛盾。
【注释】
[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87页（1876年10月21日与11月2日）。—原注
[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88页奥托·冯·俾斯麦的话复述了法语说法：Je ne vois plus L’Erope。—原注
[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92页，这里的德语原文是Spiegelfechterei mit dem Europaertum。—原注
[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185页，1878年2月6日奥托·冯·俾斯麦写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原注
[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2卷第185页，1878年2月6日奥托·冯·俾斯麦写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原注
[6]安托南·德比杜尔所著《欧洲外交史：武装和平》（1891年版）第2章第483页至第484页。—原注
[7]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1年版译本）第2章第185页。—原注
[8]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166页至第264页。—原注
[9]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1822—1884），土耳其帝国著名政治家，曾短暂担任首相，1876年制订了土耳其帝国第一部宪法。该宪法亦称《米德哈特宪法》。—译者注
[10]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德皇威廉一世的亲妹妹。—译者注
[11]1876年7月8日签订的《赖希施泰特协议》与1877年1月15日签订的《布达佩斯条约》见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1年版）第2卷第188页至第203页。—原注
[12]埃德温·皮尔斯所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传》（1917年版）第49页至第51页。—原注
[13]格温德琳·塞西尔所著《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传》（1921年版）第2卷第109页至第110页。—原注
[14]《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部第2卷第597页。—原注
[15]《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部第2卷第606页，1878年3月5日。—原注
[16]《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册第2卷第578页至第579页。—原注
[17]爱德华·赫兹莱特所著《条约下的欧洲地图》第2卷第2658页。1878年1月25日，条约签署前，俄罗斯帝国向英国及奥匈帝国传达了初步条约的主旨内容。—原注
[18]爱德华·赫兹莱特所著《条约下的欧洲地图》第5卷第2657页，又见第2698页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的传阅文件。—原注
[19]埃德温·皮尔斯所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传》（1917年版）第2卷第49页至第51页。—原注
[20]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普通会议与全面代表大会并无区别。从外交角度来看，普通会议显得不太正式；全面代表大会一般在重大情况下召开。恩斯特·梅森·萨托所著《外交惯例》第2卷第1页。—原注
[2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71页。—原注
[22]也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士兵。—原注
[23]1878年2月19日，奥托·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的讲话。—原注
[2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71页。—原注
[2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109页。—原注
[2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124页。—原注
[2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19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