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保加利亚危机：1885年至1886年
精彩看点
《柏林条约》未能让任何一方满意—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达成的共识—处理较小危机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召开大使会议—奥托·冯·俾斯麦的决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乌尔齐尼事件”与“色萨利事件”—东鲁米利亚问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条约》—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被绑架—危机四伏的1886年—《再保险条约》
安托南·德比杜尔在《欧洲外交史》[1]中曾评论道：《柏林条约》似乎未能让任何一方心满意足。《柏林条约》不仅遗留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制造出重重矛盾，以至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十五年，全面战争并未爆发。在此期间，《柏林条约》进行了一些艰难调整。
最不满意的自然是土耳其帝国。“自从瓜分波兰或1815年签订《维也纳条约》以来，没有哪个国家遭受的掠夺比土耳其帝国更惨。”[2]不过，土耳其人就像病入膏肓的病人，虽然继续固守着残存的土地，却开始习惯于任人宰割。
罗马尼亚人因被迫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罗斯帝国而心怀不满。柏林会议结束后，尽管塞尔维亚公国与黑山公国领土大增，却因未能获得奥匈帝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而耿耿于怀。根据《柏林条约》第二十五条规定，奥匈帝国在诺维巴扎尔的桑贾克建了军事要塞，从而断送了塞尔维亚人想要得到这一重要“通道”的美梦。柏林会议结束时，希腊人带着会议得到的承诺离去。但这些承诺会兑现吗？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一个小公国，另一部分变为基督教总督统治下的土耳其帝国行省。马其顿农民成为土耳其暴政统治下的牺牲品。尽管《柏林条约》其中一条赋予马其顿人获得改革的权力，但土耳其帝国从未实施过任何改革措施。
与小国相比，参会的主要大国对柏林会议的决定似乎也并不满意。俄罗斯帝国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柏林会议上的表现实在是忘恩负义，从而心生嫌隙。此外，英国采取的1878年政策大获全胜，让俄罗斯帝国感到愤愤不平。俄罗斯帝国对奥匈帝国也十分不满，因为奥匈帝国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俄罗斯帝国坚持“泛斯拉夫主义”政策。这种肆无忌惮的超国家主义思想严重威胁了欧洲和平。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1878年夏秋时节，经过与穆斯林军队苦战，奥匈帝国军队占领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奥地利人接管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全部行政管理。1879年，奥匈帝国将卫戍部队部署在桑贾克的三个独立驻地，却并未干涉当地的土耳其民政管理。事实证明奥匈帝国将占领区管理得井井有条。1880年，在“中洛锡安郡竞选巡回演说”中，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曾经贸然断言“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伸出手指说：奥地利人做得不错。”[3]不过，在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劝说下，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写给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米哈伊·卡罗里的一封信中曾表示，他收回自己的妄加评论之言。后来，在有关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的辩论中，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与米哈伊·卡罗里相处甚欢，并且一直将米哈伊·卡罗里这位匈牙利大亨亲切地称作“我们的大使”。
显而易见，与1878年之前相比，巴尔干半岛问题在1878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依然可能触发一场全面战争。幸运的是，1880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下台后，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至少达成了一项共识—当前要想拯救欧洲，就要严格维护欧洲协调及在君士坦丁堡的联合外交行动”。奥托·冯·俾斯麦坚信，“只要巴尔干半岛问题悬而未决，欧洲就无法维护持久和平”。他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想到了另一个解决方案：“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最终要由大使会议来管理。”[4]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一向恪尽职守，行事低调。他认为，“欧洲协调不仅仅可以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且事实证明，要想守护好欧洲的安宁与平衡，欧洲协调不可或缺……一旦我们成功消除了两国（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在近东及亚洲问题上的非本质意见分歧，就能保障欧洲和平”[5]。然而，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的助手亚历山大·乔米尼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我坚信，对所有人来说，这不过是在掩人耳目。没人相信这样做会真正有效。”
与此同时，巴尔干半岛问题中，与黑山和希腊有关的方面，矛盾尤其突出，引人瞩目。在柏林会议上，黑山不仅得到了巴尔干半岛一小片海岸地区，还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内陆的古西涅与普拉瓦。这些地区的阿尔巴尼亚部落拒绝迁出，土耳其帝国表示对此无能为力。1880年6月，列强会议在柏林召开。柏林会议提议，黑山可以得到另外一片海岸地区以取代古西涅与普拉瓦两地，即博雅纳河以南包括乌尔齐尼小港在内的海岸地区。不过，这一提议同样遭到阿尔巴尼亚部落反对。土耳其帝国依然表示，面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情绪，自己束手无策。在英国提议下，欧洲协调派出一支联合舰队。当这支舰队抵达乌尔齐尼港时，法国政府拒绝动用武力。1880年整个夏季，联合舰队一直驻扎在无足轻重的乌尔齐尼港（实际上只是一个村庄）。当时的情况被奥匈帝国驻巴黎大使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描述为“无所作为”。最后，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建议联合舰队占领士麦那及萨洛尼卡的土耳其海关。这一提议让土耳其帝国幡然醒悟，领会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土耳其军队将乌尔齐尼港的阿尔巴尼亚叛乱分子驱逐出境，并于1880年10月将乌尔齐尼港移交给黑山[6]。
同样，要想让土耳其帝国兑现向希腊王国割让领土的承诺，也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困难重重。而黑山公国最终得到了土耳其帝国割让的土地恰好可以证明：只要欧洲协调团结一致，可谓无所不能。这次土耳其人态度强硬，的确事出有因。因为《柏林条约》中并未提及土耳其帝国割让土地给希腊王国。在巨大压力下，土耳其帝国虽然并非心甘情愿，却割让了《柏林条约》中规定的全部土地。可以说，它已经遵照《柏林条约》履行了义务。看起来，除了英国，其他列强对此均倾向于表示认可。正是在此时，奥托·冯·俾斯麦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巴尔干半岛问题不值得德意志第二帝国动用一兵一卒[7]。1880年10月，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欧洲协调已经终结。”[8]不过，当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去奥托·冯·俾斯麦的乡间别墅小住期间，在“恩堡的原始森林”中，与奥托·冯·俾斯麦驱车行驶途中进行交谈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主要问题就在于英国掌握了欧洲协调的主动权，却忽略了奥托·冯·俾斯麦的“首要地位”。奥多·拉塞尔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向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做了汇报。1881年2月，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不失时机地派出一位英国高官—前内阁大臣乔治·约阿希姆·戈申前往柏林征求奥托·冯·俾斯麦意见。乔治·约阿希姆·戈申也是英国派往土耳其帝国的特使。再次受到重视的奥托·冯·俾斯麦对英国的尊重感到十分满意，便再次返回欧洲协调[9]。
乔治·约阿希姆·戈申
事实上，处理较小危机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召开大使会议。因为参加大使会议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即便没有首相与总理的权力大，他们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作为同行，他们不仅互相了解，而且十分精通外交事务；作为外交家，他们拥有妥协精神。奥托·冯·俾斯麦向乔治·约阿希姆·戈申提议：大使会议首先要为希腊王国规划出边界细节；在征得希腊王国同意后，再将这份不容置疑的计划告知土耳其帝国。
奥托·冯·俾斯麦常常会突然做出一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决定。驻德意志第二帝国大使馆的大使们常说，他们能够判断奥托·冯·俾斯麦何时决定发布一项新政策。奥多·拉塞尔虽然不明白奥托·冯·俾斯麦为何突然对希腊王国的边界问题如此热心，但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的此番提议定会解决问题。1881年2月12日，奥多·拉塞尔写信给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说：“据我所知，奥托·冯·俾斯麦一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英国能够对奥托·冯·俾斯麦的提议做出热情回应，并给予坚定支持，那么我可以肯定，希腊王国的边界问题有望在英国议会结束前解决。”[10]
出乎意料的是，在奥托·冯·俾斯麦不遗余力的支持下，这件事情最终十分圆满地解决了。尽管土耳其人故意拖延了几个月才真正投降，但无法逃避这一定局。1881年5月，最后一刻终于降临，土耳其帝国同意将整个色萨利省割让给希腊王国。奥多·拉塞尔在写给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的信中说：“对英国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谓大获全胜。你的策略十分有效，我衷心地向你表示祝贺。仅凭道德劝说就让土耳其帝国割让出美丽的色萨利省，既没有动用武力，也没有流血牺牲，真可谓一大创举。正是在女王陛下的政府竭力支持与引导下，欧洲协调才在外交上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为了纪念这一成果，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向维多利亚女王提议，为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拉塞尔加封贵族头衔。于是，奥多·拉塞尔被封为安特希尔男爵。
“乌尔齐尼事件”与“色萨利事件”之后，巴尔干半岛问题暂时告一段落。奥多·拉塞尔写信给国务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说：“你说一定要谨慎看待一时的风平浪静，因为政治一向是风云诡谲。但我认为目前的平静局面会持续下去。显而易见，正是在你的外交政策影响下，我们才取得了如此令人欣慰的成果。从1878年各大国同意将《柏林条约》作为欧洲和平、秩序与一致行动的基础，《柏林条约》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11]
看起来，近东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和平状态。然而，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在写给约翰·布莱特一封信中郑重地宣称“计划满满”。约翰·布莱特虽然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收到这样一封来信时依然深感不安。他立刻写了一封回信，向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说明了内心的忧虑。在写给约翰·布莱特的回信中，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说：“亲爱的约翰·布莱特，我为上一封信中的笔误感到愧疚。我想要说的并非‘计划满满’而是‘元气满满’。像‘计划满满’这样的胡言乱语着实不该出现在内阁大臣的通信中。”
1880年至1881年，针对“乌尔齐尼事件”与“色萨利事件”，欧洲列强采取了一致行动，对柏林会议的决定进行了修订与增补。然而，在东鲁米利亚问题上，列强并未采取一致行动。欧洲列强中有三个国家单独达成了秘密谅解，想要趁《柏林条约》缔约各方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篡改条约的内容。这场反对欧洲协调的密谋发生在1881年6月18日。这天，德皇威廉一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结盟，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第二次三皇同盟”的主要目标无可指摘，要确保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友谊。一旦缔约国一方遭受其他国家攻击，另外两国必须保持善意的中立。然而，“第二次三皇同盟”协定附有一项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奥匈帝国保留在任何恰当时机自行决定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权利；三国将不会反对保加利亚公国与东鲁米利亚最终合并。事实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与东鲁米利亚问题是《柏林条约》的重要内容。根据道德原则、国际法原则及所有大国签署的1871年议定书，国际法案必须得到所有缔约方同意，方可修改。
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欧洲政治家都明白，东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公国合情合理，是大势所趋。柏林会议之所以阻挠此事，是因为担心合并后的保加利亚公国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傀儡。不过，如今这种担心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保加利亚公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后，便摆脱了俄罗斯帝国影响。事实上，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向交恶。东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公国意味着要对《柏林条约》进行实质性修改。然而，这个问题牵涉整个欧洲至关重要的利益。因此，只有在缔约各国达成共识后，合并行为方可生效，才能保证欧洲协调的团结一致。
1885年9月18日，东鲁米利亚的首府菲利波波利发生了一场政变。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宣布东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公国。尽管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认为，选择此时合并绝非最佳时机（因为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关系不好），但他无法拒绝如此高调的合并呼声，便率军进入菲利波波利并接管了当地政府。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得知此消息后，立刻致电驻欧洲各大国的英国大使，让他们分别向各国政府咨询维护《柏林条约》的方案[12]。尽管根据1881年的“第二次三皇同盟”协定，俄罗斯帝国一直支持东鲁米利亚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但如今它想要再次分裂东鲁米利亚与保加利亚公国。然而，事实证明合并已经势不可挡。最明智的做法是严格规范这次合并，以维护《柏林条约》的神圣尊严。俄罗斯帝国率先提出，由俄罗斯帝国元老路易吉·科尔蒂伯爵召集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国大使召开会议，“共同协调东鲁米利亚的归属问题”。奥托·冯·俾斯麦的加急电报显示：英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支持维护《柏林条约》的政策，并且承认东鲁米利亚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13]。1885年10月至1885年11月，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1886年4月，各国大使再次召开会议。1886年5月，各国大使达成共识并签订了条约，仅仅承认保加利亚公国与东鲁米利亚合并属于个体行为。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兼任东鲁米利亚总督，其任期根据《柏林条约》第十七条规定每五年延长一次[14]。直到1908年，保加利亚与东鲁米利亚一直保持着上述条约规定的法律地位，尽管通常被统称为“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
东鲁米利亚问题虽然得到顺利解决，但依然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1885年9月，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率军进入菲利波波利。受保加利亚公国领土扩张的影响，塞尔维亚王国[15]（对多瑙河畔的维丁港垂涎已久）立刻提出索要相应补偿。保加利亚公国拒绝了塞尔维亚王国的请求。两天后，即1885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王国公开宣战，派出军队向保加利亚公国首都索菲亚进发。1885年11月16日，塞尔维亚军队在斯利夫尼察与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的军队遭遇。仅仅短短三天的战斗，塞尔维亚军队便彻底溃败。保加利亚军队自然想要直捣塞尔维亚王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然而，这样必定会引发严重的国际危机。因为奥匈帝国肯定会反对保加利亚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接着俄罗斯帝国不得不与奥匈帝国为敌。不过，俄罗斯帝国提议，各大国集体行动以平息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公国之间的冲突。1885年11月24日，在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兼外交使团团长赫文胡勒伯爵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别墅中，欧洲各大国代表举行了一场会议，共同起草了同文照会，并将其递交给塞尔维亚王国[16]。该照会要求塞尔维亚人停止军事行动，防止进一步的流血冲突。因为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当时不在索菲亚，所以同文照会无法被送达索菲亚。不过，赫文胡勒伯爵亲自前往保加利亚军营。他向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如果保加利亚军队继续前进，奥匈帝国必将出兵。于是，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停止了军事行动，宣布停战。1886年3月3日，交战双方在索菲亚签订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条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条约》只有一条：“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公国重建和平。”于是，两国边界重新恢复至战前状态。
虽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条约》已经签订了，并且还有列强承认东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公国的条约在先，但保加利亚公国仍然面临危机。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除了与英国王室存在亲属关系外，没有任何朋友。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都盼着他能早日退位。
1886年8月20日至1886年8月21日夜晚，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在索菲亚王宫中遭到一群军官绑架，先是被囚禁在多瑙河的一条船上，接着被押送送至多瑙河下游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雷尼港。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从雷尼港脱身后，便悄悄去了奥匈帝国的伦堡。然而，绑架并非文明政府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奥托·冯·俾斯麦随即拜访了正在弗兰兹贝德养病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经过1886年8月26日与1886年8月27日的两天会谈，奥托·冯·俾斯麦与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一致认为，必须先让亚历山大一世返回保加利亚公国，然后再按照正常程序正式退位[17]。
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被兵变者抓住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退位
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回到奥匈帝国，受到欢迎
不久，忠心耿耿的保加利亚人便呼吁让亚历山大一世回国。1886年8月29日，亚历山大一世成功返回保加利亚公国。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电报中，亚历山大一世以非常谦恭的姿态宣布了自己的归来。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回复是：“我并不赞同你返回保加利亚。”1886年9月3日，亚历山大一世退位，离开保加利亚公国并前往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公国的政务由摄政代理。此时，欧洲协调已经停止了斡旋。保加利亚公国摄政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下一位君主。几经波折后，他们确定萨克森-科堡-哥达的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利奥波德·玛利亚为下一任君主，史称“斐迪南一世”。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利奥波德·玛利亚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奥古斯特的幼子。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他是奥匈帝国骑兵营的一名中尉。1887年7月7日，他被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选为保加利亚大公。
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利奥波德·玛利亚被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选为保加利亚大公
1885年至1886年可谓多事之秋。东鲁米利亚危机不仅引发了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公国之间的战争，而且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当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率军占领菲利波波利时，土耳其帝国本打算派军攻打东鲁米利亚，却迟迟未动。眼见保加利亚公国实力有所增加，希腊王国像塞尔维亚王国一样也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经过列强态度强硬的协调后，希腊王国虽然一心想夺取伊庇鲁斯，但最终放弃了与土耳其人动武的想法。在这次协调行动中，1886年4月26日列强首先发出了一份联合照会进行警告，最后派出四国联合舰队进行封锁（法国拒绝参加此次封锁行动）。这次行动十分有效，希腊王国重新恢复了理智。主张战争的希腊首相特奥多巴斯·德利吉安尼斯辞职；新任首相查里劳斯·特里库皮斯不仅有主见，而且颇具政治家风度。他精通欧洲政治，组建了主张和平的希腊内阁。
1886年可谓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意孤行，对拥有“欧洲好人”美誉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拒绝执行《柏林条约》第五十九条关于巴统港贸易自由的规定（1886年6月）[18]。当时，欧洲协调正在不遗余力地克服重重困难，捍卫《柏林条约》的神圣与尊严。然而，俄罗斯帝国作为欧洲协调的重要一员，此时做出如此举动可谓与欧洲协调完全背道而驰。欧洲协调能够抑制小国家，同样会竭力维护欧洲条约体系。如果有机会，欧洲协调甚至能够帮助大国渡过战争危机。然而，大国蓄意解除条约，欧洲协调无法追究其责任。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本身即战争产物）横空出世，欧洲出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使武力最终取代理智掌握了终极决定权。1887年，查尔斯·迪尔克曾在书中写道：“自拿破仑一世彻底战败后，欧洲的现状是纯粹的军事力量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19]
奥托·冯·俾斯麦将国际大家庭视为武装掠夺团体，所以他的政策主张是通过建立同盟保障安全。1887年6月18日，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了著名的《再保险条约》。该条约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交战，缔约国另一方应保持善意中立。该条约并不适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法国发动进攻及俄罗斯帝国对奥匈帝国发动进攻所引起的战争。因此，《再保险条约》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奥匈帝国的应尽义务及俄罗斯帝国不断亲近法国的政策并不矛盾。在条约存续的三年间，《再保险条约》一直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免受俄罗斯帝国的战争威胁，或者说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提供了双重保险。1890年，奥托·冯·俾斯麦辞职后，新任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接受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提议，决定终止《再保险条约》。此举令俄罗斯帝国年迈的外交大臣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惊慌失措。他十分担心“在俄罗斯帝国下一任外交大臣领导下，俄罗斯帝国军国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有可能占上风，而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和平关系”[20]。
【注释】
[1]安托南·德比杜尔所著《欧洲外交史：武装和平》（1916年版）第1页。—原注
[2]安托南·德比杜尔所著《欧洲外交史：武装和平》（1916年版）第2页。—原注
[3]1880年3月17日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爱丁堡的演讲；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00页至201页。—原注
[4]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13页，消息来自奥多·拉塞尔勋爵从柏林发来的急电。—原注
[5]引自W.N.梅德利科特提供的《俄罗斯帝国大使档案》中1880年4月5日至1880年4月17日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致阿列克谢·洛巴诺夫-里斯托夫斯基的信。—原注
[6]关于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参见J.Y.辛普森编著《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布罗夫回忆录》第158页至159页。—原注
[7]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14页，1880年6月19日奥多·拉塞尔写给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的信。—原注
[8]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23页。—原注
[9]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27页，1881年2月12日。—原注
[10]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27页，1881年2月12日。—原注
[11]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231页。—原注
[12]《英国议会文件（1886年）》第75卷；土耳其帝国部分，第20卷第1章第2页（1885年9月19日）。—原注
[1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5卷第10页至第11页，1885年10月3日奥托·冯·俾斯麦写给罗伊斯的亨利七世的信；《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5卷第14页，1885年10月9日奥托·冯·俾斯麦写给德皇威廉一世的信。—原注
[14]爱德华·赫兹莱特所著《条约下的欧洲地图》第5卷第611条，英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法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王国与土耳其帝国1886年4月5日在君士坦丁堡达成共识的法案。—原注
[15]1882年，塞尔维亚王国建立，取代了塞尔维亚公国。—译者注
[1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5卷第22页（1885年11月24日第965条）。—原注
[17]J.V.富勒所著《奥托·冯·俾斯麦外交的巅峰时刻》（1922年版）第70页。关于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遭绑架及回国的更多详情见E.C.科尔蒂所著《亚历山大·冯·巴腾堡》（1920年版）第9章。—原注
[18]爱德华·赫兹莱特所著《条约下的欧洲地图》第4卷第615条，1886年7月5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敕令。—原注
[19]查尔斯·迪尔克所著《欧洲政治现状》（1887年版）第1页。—原注
[20]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起源》第2卷第92页至93页。《再保险条约》文本见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第1卷第274页。另见1918年1月《美国历史评论》中谢尔盖·戈莱诺夫的文章“三皇同盟的终结”。—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