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和手术

我叫黄彭国，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我196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1965年去西北，主要到甘肃、青海去科学考察，进行生理研究。1968年，我又随部队去了西藏进行急性高原反应的科学考察。1969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一起组织的防治慢性高山病的科研。1975年5月，我们到了珠穆朗玛峰，和国家登山队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生理考察。在这次科研中，有9位登山运动员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其中有一位叫潘多的女同志，我们在大本营接收她的心电图，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最高海拔珠穆朗玛峰接收到的心电图。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全体登山队员和科考人员。1979年，我们又到昆仑山参加青藏铁路的科研项目，后来才回到上海，进行着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8年正是上海甲肝流行的时候。那年的1月我就开始感到不舒服，肚子隐隐作痛。一直到5月份，大便都是血。在此期间，我也到医院里请专家进行过诊断，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直到5月底查出患了结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肠道，并且淋巴有转移，有癌栓。当我得知自己患了癌症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蒙掉了。我之前身体很好，还被选拔到登山科考队工作。然后我回忆了一下，猜想这个病的根源是1979年在昆仑山完成青藏铁路科研工作下山的时候，吃的都是风干牛羊肉和生的食物。回到青海格尔木，我马上就感觉肚子疼，而且拉脓血便。因为着急赶着回上海，所以我就到了当地医院里开了一点药，当时也没太在意。可能治疗时吃药的剂量不够，回到上海以后大概有一个月肚子都不舒服。虽然刚开始我很郁闷，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但是既然得了病就要正确对待，既来之则安之。当时我们研究所的领导和一百多位同事都到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来看我，非常关心我的病情。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温暖。另外，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党员，我想到的是要努力康复，同时也要为社会做些什么。(https://www.daowen.com)

我的家人知道我患病以后非常着急，他们天天给我送饭，照料我。我家住在闸北公园对面，而我是在中山医院进行治疗的，那是我们单位的挂靠医院。因为是公费治疗，所以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花钱或者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行了。但是，我在治疗过程中天天需要有人陪同，当时陪同我的人很多，还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同事，晚上就是我的亲戚和家属来陪同。总的来说，那段时间我的家人非常奔忙，毕竟我才46岁。不过，这一段也总算过去了。

最后我在中山医院成功进行了手术。手术以后，因为淋巴有转移的风险，需要进行两年的化疗。我化疗的时候毒副反应很重，恶心呕吐等症状都出现了。躺在床上头稍微动一下，马上天旋地转，就会喷射性呕吐，吐一地。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坚持。也是在化疗期间，我接触到了市癌症康复俱乐部。1989年《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上海有家癌症患者俱乐部。与此同时，我通过锻炼也了解到了俱乐部，因为俱乐部有郭林气功的锻炼。也是这个契机，我认识了袁正平会长，他生病比我早，1981年就生病了，但是他热心于癌症的康复事业。袁会长是郭林老师亲授的弟子，周末的时候他会来公园教我们气功。他也积极组织一些大型的专家义诊和病友交流活动，大家对这个平台都很赞许。除了郭林气功，我在手术一个半月后开始服用中药，一共服用了五年。在经过四年的治疗以后，我就回到单位里面继续工作。再过了四年，我从工程师晋升到高级职称，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