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战，勇者胜
确诊病情后，通过几个好朋友的关系，我住进了华东医院。华东医院的院长亲自帮我联系了十位专家进行会诊。医生们就问我，你最近有没有消瘦？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向他们陈述病情，整个陈述过程中我出奇地冷静理智，那些笼罩着我的伤感在那一刻没有露出任何痕迹，医生们也觉得我特别坚强。他们告诉我：“我们看过你的资料，也帮你做过体检。你发现得实在太晚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你想想，我们也想把你这颗卫星放上天，你说有多难？”我也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我真的很想活下去，我恳求他们：“求求你们了，救救我，我只想多活两年。”之所以想多活两年，是因为当时我儿子读初一，两年以后读高中。我想着，高中以后孩子就能懂事点。说到底，我走了，丈夫或许还可以再找对象，但孩子是最苦的。所以，我选择了药物极限量的化疗和放疗同时进行。负责跟我说明的是国际上名声显赫的廖美琳教授，她跟我说：“你接下去要进行的治疗会很艰难。很多患者一开始都说不害怕，但是真的开始治疗，就退缩了，受不了。”我很坚定地回答她：“我不会，我既然承诺了，一定会对我的承诺负责。而且与其等死，不如放手一搏。如果我死了，跟你们医院毫无关系。”
然后，我就正式开始了治疗。整个治疗过程仅仅用“痛苦”两个字形容都太轻了，我尝试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的化疗药物毒性很强，一旦打完这种药，隔天打针的手上所有血管，包括毛细血管，都会发黑，所以即使是夏天我也会穿着长袖。后来，我了解到有一种药叫喜疗妥药膏，可以缓解症状，大药房可以买但不进医保，37.4元一支，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十支一买，因为用得很快。每次一化疗好，我就开始涂，不涂下次都没法扎针继续化疗。另一方面，我刚开始治疗，白细胞就跌到了1 000，红细胞也三线全部下降。国产的增白针对我毫无效果，只能用进口的，但这个药是不能多打的，一般是一周打一针，严重一点的话就一周打两针。因为我的疗程长，到后来，打针也不起作用，整个背像千万根针在扎那么难受，我彻底地感受了生不如死、度日如年的滋味。在此过程中，我经历了全身化疗9次，药物极限量，肺放疗30次，胸椎骨放疗10次。幸好，靠着这样的治疗，加上健康的精神、乐观的情绪、良好的心态以及必胜的信念，药物在我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作用。经过近十个月的治疗后，我的病情稳定了，肿瘤细胞全部缩小。我最初的“两年”梦想实现了。
2005年我儿子考高中，我向华东医院请了假，也休了一个舒心的国庆假期。休完假后，我又去例行检查，去做了一个脑部CT平扫。我的同学就在华东医院CT室。做完之后，他们主任就过来问我：“王瑛，你为什么要做脑CT？”我说：“肺癌不是转骨就是转脑，我这是例行检查。”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帮你做一个增强。”我内心知道可能脑转移了。后来，廖教授和华山医院的脑外科、神经内科专家来给我会诊，我笑着和他们说：“我知道就是脑转移。”廖教授问我：“你的心态怎么这么好？”我说：“我当初不是跟你们说我想活两年吗？现在我已经赚了。”但是，我还是不甘心，我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想再活三年，看到我儿子考上大学。我告诉廖主任，我想马上治疗，她也同意了。三天后的星期一，我就到放疗科去挂号。那时，肿瘤医院有一个教授叫曹生，和廖美玲教授一样，已经80岁了，是终身教授，还坚持坐诊，每周四上午到华东医院来做顾问。那天他正好在华东医院，当时，我就决定由他帮我做放疗，当天就做第一次。因为我要先去办大病医保，否则费用很昂贵，所以那天我都没有来得及付费。他也不催，反而安慰我：“没事，你明天再来付就好。”我想，我是真的碰到了好人。(https://www.daowen.com)
很快，我就经历了又一次生死挑战。放疗做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已经不会走路了。后来CT拍完，发现是严重的脑水肿，马上就被安排住院了。当时我想过了无数种最坏的结果，我隐隐觉得我真有可能完了。脑水肿严重到我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需要人喂，握不住勺子，连话也说不出。我感觉我说出来的话，就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来的。平时医生来查房我都会开开玩笑，但那时候医生来查房时我已经什么话都不讲了，医生也了解我难受极了。我一些学医的朋友都劝我的家里人：不要治疗了，没什么意义了，而且人很痛苦，不如就这样平静离去。当时，我真的度日如年，我从未感觉到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是如此漫长，但我还是想坚持一下，为了我的家人，我想继续活下去。我告诉自己，我刚刚定了一个三年的目标，我不想愧对我儿子。而且，我生病以后，家里人对我都很好。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里，姐姐就来照顾我，我出院后，她就跟着住到我父亲家，一边照顾我，一边照顾父亲。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我生病前三年，也就是2001年就去世了。我向她承诺会照顾好父亲，但结果却是79岁的老父亲反过来照顾我。为了方便我住在他那里，他睡了两年的沙发。年纪大了不能睡软的，就把木板铺在沙发上，早上再拿掉。我生病需要吃中药，也是我父亲给我煎的，大夏天的赤膊上阵。后来我就让医院代煎，但我自己无法去取回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住回自己家里，他就两周一次把药送到我家。医院里的人都认识他了。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深有体会。
2006年，我开始服用靶向药物特罗凯。因为脑转移说明我肺部的肿瘤还在活跃，需要做肺部化疗。一化疗，整个人就全空了，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当时，正好出现了靶向药物特罗凯，我二话不说就尝试了。在当时我其实是试验品，所谓“人体小白鼠”。那个时候是要签协议的，我即使离世了，药商和医院也不用负责任。但那时候我无路可走，只能放手一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实验成功了。现在中国吃特罗凯超过十年能健在的只有两位，我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