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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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所身处的社会整体背景和职业内部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
首先是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增大。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全球媒体监督机构——国际新闻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简称IPI）从1997年开始统计“因为职业而被故意袭击”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的死亡数字。从1997年的28人到2012年的132人，全球殉职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人数增长了近四倍。在2003—2012这10年间，共有912名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因公死亡。记者成为和平时期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其危险程度仅次于矿工和警察。
2012年，殉职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中，死于亚洲的有30人，死于非洲的有28人，死于北非地区的有46人，其中死于叙利亚的高达39人。
而据国际新闻协会对2000—2010年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因公死亡情况的分析，其中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依次为伊拉克、菲律宾和哥伦比亚，在以上三国死亡的记者具体人数分别为177人、96人和50人。如图8.1所示。
图8.1 1997—2013 IPI统计的殉职媒体从业人员情况[1]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简称IFJ）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该组织分析认为，近年来记者因公死亡人数不断升高，其背后原因是：世界各个国家政府、联合国不具备系统地保护记者、确保记者和其职业权利不可分割的生命权利的能力。
每年的11月8日为记者节。这是目前我国设立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这从侧面说明了这一职业的辛苦与特殊。
其次，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公信力和地位受到挑战。英国在2004年春季对2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相信记者的人占20%，低于信任政治人物的比例。著名民意调查机构“民治”（YouGov）在2003年初做了一项关于媒介信任的调查，结果是医生职业的信任值为86%，而对于英国电视新闻记者，这个值在63%～65%，像《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只有31%的人认为可信，地方报纸记者的信任值为22%。诸如《每日邮报》和《太阳报》记者的分值则为负数。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23.6万名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分布于全国6778家新闻单位中。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媒体记者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