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讲机的品种
1936年，高尔文一家人到欧洲去旅游了6个星期。他们坐的是意大利的班轮“雷克斯”号，走的是去意大利的南线。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高尔文第一次重来欧洲的旅游，他同丽莲以及13岁的儿子鲍勃共享新的见闻所带来的极大欢乐。他特别高兴的是浏览了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品，以及随后去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旅游。
他从德国访问归来后深信：除非出现奇迹般的干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弥漫于一些德国企业家中间的近乎疯狂的和失去理性的好战情绪，许多人身着军服，以及其他明显的军事准备，这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向他显示：唯一可能的趋势是战争。他对高速公路——这些把德国交织成网状的巨大的、灯光闪烁的超高速道路的印象是：“它们不是为汽车，而是为战争修建的道路。”
当他回到美国时，经过1937年早期的扩展和由1937年绵延到1938年的不景气，高尔文感到：公司必须从事在战争时对国家有用的生产活动，他有一大批工程师进行使收音机适应军事需要的研究。
但是摩托罗拉对巨大战争贡献的推动力是在1940年年初到来的，这时，《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金融编辑罗亚尔·芒杰是后备军官，他给高尔文打电话，告诉他：在威斯康辛州麦科伊营地进行军事演习的国民警卫队由于缺少无线电通讯联络而行动受阻。
高尔文派遣他的总工程师唐·米切尔和雷·约德到麦科伊营地，米切尔看到军队背着笨重的无线电作为通讯工具。米切尔对美国陆军通讯部队的上校利兰·H．斯坦福说：“用这种设备，无法打仗。我认为我们能为此目的，向你们供应更好的无线电设备。”
斯坦福上校记住了米切尔有信心的诺言。米切尔回到高尔文那里，并着重强调他的感觉：一种轻型的、便于携带的收发无线电话机可以制造出来。没有来自军队的任何具体合同，高尔文就命令米切尔全力开发这种产品。米切尔同雷·约德、杰克·戴维斯、保罗·史密斯，以及协助他们的几个其他摩托罗拉工程师着手工作。
任何便携式的产品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量。军队需要的是：它由已知的最轻的物质（例如：镁）制成。米切尔知道镁是比较新的元素，应用它有诸多困难，因而设计产品时可使用较熟悉的铝，它依然是在部队携带重量的限制之内。
另一问题是：在实际战斗中，由于天线的反射，敌人的狙击兵可以把无线电作为射击目标。解决的办法是找出一种黑色的、抗腐蚀的、不反射的镀镍作为天线。有很多种黑色电镀，但天线必须伸缩自如，这样一来，长时间的摩擦能使黑色金属脱落，因此，必须对反射的物件再次涂料，这种涂料终于被摩托罗拉的一个工程师开发出来了，它可以抗磨损。
有许多工作模型因方法不对头而不合规格。但在唐·米切尔领导下的出色的合作，以及同等热情的集体精神，成功地解决了汽车收音机的早期的问题，一种工作模型被生产出来了。这个样机就是著名的手持无线电话机。它是双向、晶体控制、可携带的无线电话机，它不比糖果盒大，由一个话筒、头部天线和内装电池构成。它有袖珍计算器以计算精确度，其重量稍多于5磅。它的可靠范围为1英里，潜在范围达3英里。
三个月后，带着三台这样的机器，米切尔飞到乔治亚州的本宁堡，那里正进行演习，他向军队展示这些机器。虽然像斯坦福上校一样的一些个别的军官对此有巨大的热情，但较高级军事指挥阶层却怀疑这些小东西在实际战斗中的效能，可是也终于签订了向军队发送少量的这种机器的合同。
对于高尔文所认为的奇异的产品，最初缺少积极反应，使他感到失望。米切尔和约德继续钻研改进它的办法。
1940年罗斯福总统就职时看到了被警察与情报人员为安全目的而使用的一些手持无线电话机，这使它的制造获得了强烈的推动力。罗斯福给当时组织伞兵的军官写了一封推荐它的信。高尔文再次组织了一次实地演习。这时，这一产品的特性立刻得到认可，摩托罗拉接到了立即将它投入生产的一些重要合同。该公司于1941年7月投入满负荷生产，这是在珍珠港被炸前6个月。
收发两用军用手持无线电话机，或称“SCR－536”，这是该产品在美国陆军通讯队中的编号，在以后的五年中，在世界各地的每个战场上都可看到它的活动，近4万台这种无线电话机作出各种服务。在当时，生产这么大的数量，是现代电子工程的一个奇迹。在一个由585个小型零件构成、以自己的能源为动力的小东西内部，有着完全的发送与接收站。它们从战斗一开始就为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滑翔机服务。这一装备，其重要性对步兵说来，仅次于他的步枪。在通讯设备匮乏的北非展开进攻时，它们显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
除了被前线部队用以报告方位、机枪群体、大炮与迫击炮连攻击的定位，还用以呼叫空中的支援与供给外，军用手持无线电话收发机还被空降部队和伞兵使用。每台都是完全防水的，能够在水下使用，不失掉工作效能。
战争中有一次在某处，摩托罗拉接到了一个订货单，要它在两天内，向转运站送到100台这种机器，以应“特殊的、最紧急的需要”。这个订货单不是通过军队渠道收到的，在寻求证实中，高尔文不能确定发出订货的地方。但在迟疑片刻后，他把贴有美国陆军通讯部队标签的100台上的标签去掉，涂以暗灰色，以代替原有的淡绿褐色，及时把它们送到转运站。直到许多月以后，才知道接受这些通讯设备的部队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
虽然摩托罗拉在战争期间为军队生产出范围广泛的、多种多样的产品，但军用手持无线电话收发机和后来的步话机在该公司五次获得陆军和海军的“E”奖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为了表示对唐·米切尔在设计与发展军用手持无线电话收发机中所起作用的敬意，1944年9月21日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刊载了该报将他们的“战争工作者奖”奖给他的消息，以后他又得到军队的特殊褒奖。
30年代初期，少数警察部门与工程技术人员从事于为警车安装无线电通讯设备的工作。芝加哥的一家广播电台曾临时打断一个连续广播的广播剧，为的是向警察广播一个紧急通知：将他们汽车收音机调至广播电台的波长，这样可使广播电台的听众能欣赏另一种戏剧，如同身临其境。可不幸的是：芝加哥的罪犯也对电台的广播进行监听，从而打破了收音机的报警，得以逃走。
早在1931年，摩托罗拉的工程师们就改变了标准汽车收音机的线圈，以允许收音机以高于广播的波段来接收重新分配的较高频率的警察信号。这种频率的改变稍微改进了单向的警察通讯工具，但其效能依然是有限度的，因为罪犯也能改进他们的收音。
这些早期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如果能发现解决原有设计及使用问题的办法，警察部门就能够和必须应用大量的无线电话收话机和发话机，那就会有显著的效能。
对许多人说来，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高尔文开始认真为此做些事情，他说道：“这是一种需要，而且我看到了它是一个还没有人拥有的市场。”1939年时，埃尔默·韦弗林、阿特·里斯、弗洛伊德·麦考尔、戴夫·查普曼、哈里·哈里森和赫尔拜·穆斯等人正集中精力，以解决警用无线电通讯设备的技术、生产与销售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他们以旺盛的精力扩展的新部门，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它简单地被称作“赫尔拜·穆斯专门研究部”，它以负责这一活动的工厂部门的穆斯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名称高度人格化的小集团是以后被称作“警用无线电通讯部”（最终成为该公司的“通讯部”）的核心。
1940年初，高尔文在一个技术杂志上读到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丹尼尔·诺布尔的著作，他为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开发了FM汽车通讯系统，丹·诺布尔是建立FM系统的第一人，这一系统是适应警察部门的特殊需要的。他为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WRDC设计与指导了FM广播系统的建造，为了同一的计划的实施，他被任命为顾问。
高尔文对诺布尔的成就有深刻的印象，并开始同他接触，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他发现诺布尔对从学术界到工业的任何永久性的推进，都持冷淡态度。他们二人之间达成的最终协议包括一个试验期，因此，诺布尔离开大学一年，加入摩托罗拉。
开始时，诺布尔被少数摩托罗拉雇员看成首先是一个幻想家，一位学者，对价格与利润的考虑不耐烦，对任何有碍于他的纯学术研究的事情不耐烦。他的外貌是：高大的个子，沉思默想的面容，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庄严的蝶形领结和覆盖在高高的、光亮的秃头上的一些弯弯曲曲的卷发，显露出一副大学“书呆子”的形象，似乎这个幻想家是靠不住的，他是不能站稳脚跟的。问题的一部分是清楚的：摩托罗拉早期的成就是没有上过大学而有着非正统的工程技术才能的人取得的，他们用的是简陋的设备，螺丝刀与电烙铁。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把诺布尔看成是闯入者。
高尔文钦佩诺布尔有才能的洞察力，对他的洞察力给予很大的信任。诺布尔对仅比他的肩膀略高、白头发的高尔文，表示尊重与关心。高尔文对任何涉及物理学的讨论，其反应虽不那么灵敏，但他像快刀斩乱麻那样，有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惊人能力，甚至技术问题亦不例外，他能抓住要害。这或许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他们互相考验，并由此产生互相敬佩，结成了力量强大的联合体。
诺布尔于1940年9月初加入公司。他开始的工作是改装AM系统中在那时与FM公用的部分。他不负责开发手持无线电话机，他还是同唐·米切尔一起去新泽西州的蒙默思堡，向美国陆军通讯队展示新产品。在该队的军官中，当时在场的有二人：上校科尔顿和少校J．D．奥康内尔，他们二人在开发通信距离更远的便携式无线电话收发机方面，比手持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美国参战后，诺布尔访问华盛顿时，奥康内尔上校对他说，美国陆军通讯部队有一个开发一种新型的AM便携式无线电话收发机的合同。诺布尔直率地告诉奥康内尔：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应开发的是FM便携式无线电话收发机。诺布尔强烈地感到这种产品能研制出来，而且摩托罗拉能做这一工作。由于这一谈话，以及诺布尔对公司有能力迎接挑战的信心，奥康内尔上校签发了美国陆军通讯部队委托摩托罗拉研制FM便携式无线电话收发机的合同。
同美国陆军通讯部队的工程师在蒙默思堡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在摩托罗拉举行的工程会议参加的有诺布尔的研究小组，其中包括亨利·马格纳斯基、马里恩·邦德、劳埃德·莫里斯和比尔·沃格尔。当他们不计时间地奋力快速地工作时，这个出色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一个设计，它包括一个简单的调频控制，可同时调整收发的频率，还包括一个自动频率控制，以保证清楚的通讯，而无需操作人员的精确调频。他们也克服了建立适当的电源供应问题，最少量晶体的问题，以及后来的防霉菌问题能使话机抗击热带的气温与潮湿。
最后关键的接货试验是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进行的，在那里，奥康内尔上校主持了一个试验可携带、装车的通讯设备的各种性能的会议。对通讯设备在战地环境中的使用有较高的决定权的步兵部门成员被约请来作为观察员。鲍勃·高尔文伴同唐·诺布尔和比尔·沃格尔为了这些至关重要的试验到了诺克斯堡。因为只有两个可用的型号，每晚的时间都花在旅馆中反复仔细地检查它们，以便确保第二天可准备就绪迎接额外的试验。SCR－300型步话机的性能，在这些试验中，它的通讯能力战胜了点火噪音的干扰，还有设计的牢固质量，受到讲求实际的步兵和陆军通讯部队军官们非同寻常的热烈赞赏。
在战争进程中，摩托罗拉生产了近5万台这些著名的SCR－300型步话机。其中第一批产品由飞机空运出去，被同盟国军队用于进攻意大利。相当大的数量运到太平洋战场。而它们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进攻欧洲的战争中，在那里，它们在布尔奇战斗结束后重建秩序时所发挥的作用使摩托罗拉得到巨大的赞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也许步话机是进攻时唯一最有用的通讯设备。诺布尔因参与开发步话机而被陆军奖以“功勋证书”。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诺布尔强调了马格纳斯基、沃格尔、莫里斯和邦德所作的贡献。他接着说，步话机的开发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的贡献相比较，它是一种学术性的实践。
诺布尔之所以于1941年作出不回康涅狄格大学的决定，是由于他知道同摩托罗拉在一起，他可以对战争有较大的帮助。他也同高尔文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压迫他接受在私营企业体系中进行工业生产的挑战。这些复杂问题包括：使创造性的善于设计之才产生成果，并使之适应顾客的需要。诺布尔日益认识到这些挑战的正确性。
当战争结束时，诺布尔把他的注意力的主要部分用于流动通讯设备业务。他在摩托罗拉工程师非常有能力的研究小组的帮助下，在投入市场阶段，同阿尔特·里斯、霍默·马尔斯和弗洛伊德·麦考尔一起，使摩托罗拉的产品成为美国国内最好的产品。从这个基础出发，通讯部队在流动和可携带双向通讯设备领域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1948年，诺布尔敦促高尔文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搞点小规模的研究设施，目的是开发军用电子学领域中的新技术与机遇。他们二人都希望对国家军事潜力作出贡献。二人都认为，合乎逻辑的是：这样的作业地点应远离易受轰炸的市中心区。
但同等重要的是诺布尔感觉到（他曾就此同高尔文讨论多次）：电子学将有重要变化，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固态电子学将越来越重要。新的产品需要把许多分离的学科的技术组合在一起，数学家、物理学家、冶金学家和化学家将同电子工程师一块工作，他们共同前进，以提高整个电子学技艺的科学完善程度。
1948年在摩托罗拉有保守派的呼声，他们认为诺布尔在菲尼克斯无事可做，就像他们在公司总部那样。他们把菲尼克斯的开拓看成是“诺布尔的休养所”和“诺布尔的荒唐建筑”。高尔文本人也许有一点保留看法，但他在战争年代中亲眼看到诺布尔对双向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军事电子学所作的贡献，他坚决支持他。高尔文对反对者说：“你们没有谈到人家的成就。”
1949年1月，第一个军事电子学实验室在菲尼克斯建立起来了，它对美国工业对朝鲜战争的种种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战后，诺布尔雇用威廉·泰勒作为他的第一个固体或半导体科学家。泰勒博士发明了一种加工程序，从而产生了实际上的大面积的中继线，使摩托罗拉成为动力晶体管的第一家生产者。
当乔·钱伯斯当了总经理后，军事电子学部的工作迅速成熟，这个部是半导体产品部和固态系统部的发源地。
诚然，在菲尼克斯建立第一个设施的理由之一是：它是一个清洁的城市，有良好的学校，有追求发展与进步的知识分子气氛。这里也有亚利桑纳的气候，它具有很大吸引力，能把质量最佳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及其家庭吸引来。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主要事实：诺布尔关于向固态电子学发展的预见，以及在创造的意义上促使这一趋势定型的愿望。
也许诺布尔像古希腊的柏拉图那样，梦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诺布尔也认为在如此组织与进行管理的工作中，工程师与科学家能使他们个人有高水平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他们有权去承担自己贡献的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这样一个集体必须把出“主意”的人的长处与能采纳这些主意的人的长处结合起来。按这种办法做下去，将创造出从主意到设计，从设计到生产，最终至产品到顾客手中这样一个新的规范。